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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l月14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驻守天津市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总攻。第二天下午2时，以活捉敌守军司令陈长捷为标志，战斗全部结束，天津解放。一批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官兵被押送出市外。同时，近7000名穿黄色粗布军装的干部徒步进城，接管天津。时光流逝，这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未被人遗忘，它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1948年12月中旬，我当时已在冀东区党委城工部天津工委工作，任宣传委员。一天，接到区党委城工部来电，要我们工委的同志立即集中起来，赶赴冀中胜芳镇，向新成立的中共天津市委报到，准备迎接天津解放，进城接管。当书记于文向机关工作人员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欢呼雀跃，拍手庆贺，为天津要解放而高兴。我们工委领导研究后立即召回了在边缘区活动的工作人员，组成一支40人左右的小队伍（天津市内的派遣人员和关系早就有了安排），在向当地地委和县委匆匆辞行后，我们便向胜芳镇出发了。
经过两天跋涉，我们这支小队伍很快进入冀中霸县地区，第三天上午到达胜芳镇。当我们在杨村以北过铁路时，遥望南边天空，可看到天津上空一片红光，大家估计，这个城市很快要解放了，要回到人民的手里了，心里既兴奋，又有些不安，不踏实。大家考虑的是如何管好这个大城市，我们将会遇到些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和无数先烈英雄的重托。在进城后的前几个月工作中，大家的心理状态都是这样的。
胜芳是冀中名镇，地处大清河北岸，傍依东淀。人口很多，素称鱼米之乡。我们到达时，已集聚了不少准备进城的干部。我们很快见到市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杨英及市委秘书长于致远，他们以长者的姿态接待我们。进城前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一直是他们两位领导的。他们对天津市内情况很熟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冀中区党委城工部对天津城市工作做得很深入很细致，很有成效。部队攻城前，由于市内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使部队在不到30个小时就全部攻下天津。城内地下党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对稳定被接管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起了一定作用。相比之下，我们冀东天津工委做的工作并不多。即使如此，他们两位在听了我们汇报后，仍给以很大鼓励，使我们消除了不安之心。他们还介绍新组成的市委领导班子成员。我们认为中共中央考虑得很周到。因为当时天津是我国除上海之外的第二个大城市，近现代产业很发达，是华北重要港口，国内外贸易基地，华北城乡物资集散地，人口有200多万。当时党领导下的哈尔滨市才54万人，刚解放的沈阳也才80万人。天津解放后，党中央要求天津要在各方面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立即组成一支各系统各行业的接管队伍，由近7000名干部组成，并进行很好的系统教育。他们说，这是一项大工作，现在市委很忙，也可说很忙乱，无法多照顾你们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看看文件。这些谈话，使我们全体同志很感欣慰。我们工委的工作人员从此便属于新的建制，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不久，市委通知我们，由于文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十区区委书记，由吴明、孔宪普、李健等同志组成区委会，率队接管十区。由我任十区区长，并调华北局党校、华北大学、中央团校的学员70多名干部给十区，加上原来冀东天津工委未调出的干部，共计百名左右，组成十区的接管队伍。市委要求我们在短期内，对干部进行了解，作出适当安排，同时进行必要的学习。学习的内容有：有关城市政策，纪律教育，有关城市和天津市的情况。这时，市委主要领导都做了各项报告，华北局也发了关于城市各项政策的汇编。进城干部学习情绪都很高。当时，干部中一半以上是生长在农村，后参加工作的。他们对大城市是陌生不熟悉的。另一小半干部是青年学生，其中有的是从平津两市出来的，对城市比较了解。于文是天津市人，受过高等教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做过地下工作。我生长在上海，对大城市比较熟悉。我们二人和一些生长在平津城市的青年学员干部，经常向部分来自农村的干部介绍城市的情况和一些有关城市知识，以增强大家的感性认识。对所有干部，我们也做了初步安排，把近百人的队伍，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30余人在区委会工作，另一部分70人左右在区政府工作。公安系统另行安排，由王诚熙任分局长。进城接收公安系统的与我们分开编队，分开受教育。区政府按市委、市政府指示，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了办公室、民政股、经济股、文教股、调解股、总务股等办事机构，每处有三五人不等，余下做机动，准备进城后安排，并要考虑到下街的干部，当时决定由张敏之、李振民、朱松林、陈群、张警民等分别负责各处工作。
我们这些人在胜芳愉快地过了1949年的新年。1月正是寒冬腊月，可是人们还是热气腾腾，不畏寒冷，进行学习、讨论与研究工作。市委也考虑得很周到，为每一个进城干部发了一套由冀中父老乡亲缝制的黄色粗土布棉军制服。这衣服体现了乡亲们对人民干部的厚爱和党对我们的关怀。
1949年1月14日下午接到通知，说对天津总攻开始了，一切很顺利，准备接管的干部立即东移，向天津市靠拢。我们按通知所列的序列行进，夜间宿在杨柳青东边小村。这里可以听到攻城的强烈的炮声。15日下午2时又接到通知，天津已解放，要求我们立即进城。我们在下午4时许从西边进城，途经北马路、东马路，直奔成都道原国民党区公所所在地。进城后，一路上受到了市民们的夹道欢迎，他们以惊奇而又钦佩的眼光望着我们。这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仰，是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称颂。当晚我们席地睡在区公所楼内，夜晚出奇的安静。马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在巡逻。夜间，区委、区政府几个负责人碰头安排了下一步工作。我和于文都没有睡好，望着同志们一张张恬静安睡的脸，我们真不知说些什么好，心里想了很多。于文同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天津，12年后才又回来，他有很深的感触。我于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前离开上海，月中到武汉，继续搞学运工作。后赴延安学习，12年后第一次回到大城市。我们一致的想法是全力搞好接管工作。过了几天，区委、区政府迁到新的地址。
当时，天津市十区是天津市中心的一个小区，东西长不到7华里，南北宽不到5华里，大小不到30条街道，南北有5条较宽的马路通区外，东西有3条宽敞马路，因地处英租界，故设施较好，一律水泥马路，上下水道都有，道路整齐，看不到一点泥土。因此，它是天津市的金融区、高级码头区、高级住宅区和一般中层以上人的住宅区。如东边沿海河一带是原英商太古、怡和洋行等外国公司的码头、仓库、办公楼，占了好地势，还有外商的贸易出口农产品的加工厂，如打蛋厂等。往西现解放路是金融机构和贸易洋行的集中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这里设立了银行和所谓洋行。除了小白楼和黄家花园一带居民较集中地有较多的商店外，其余马路因系住宅区很少有大中商店，全是一些小型的夫妻杂货店。在西北角有3家大型现代化工厂，如仁立毛呢厂、东亚毛呢厂及中天电机厂，每厂有工人500个左右。一些小厂设在东南角，为码头、外贸洋行服务。区内人口10万人，有10所小学、两所中学、一所私立大学——原津沽学院，比较有名气。有电影院3座、民教馆一座，有私立高级天和、恩光医院。区内尚有当时天津市唯一的一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另西北角有一小型公园——土山公园，面积不大。在高级住宅区，从清末、民国以来，有不少所谓的“风云人物”“名人”将这里当寓公。由于全区人口不多，某些不是主要通往区外的街道，比较安静，无喧哗声，又由于街道整洁及路面高级，充分体现了高级住宅区之面貌。
关于进城后，先要做些什么，《市人民政府布告》（秘字第1号，1949年1月15日）中说得很明白：“……际兹军事管制时期，肃清蒋傅残匪，建立革命社会秩序为首要之任务。仰各界人民严格遵守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各安生业，不得自相惊扰为要。此布。”我们作为一级政权机构——人民的区政府的职责，首先要恢复城市正常秩序，促使商店复业，工厂开工，城市公用、市政设施功能恢复正常运转，学校复课，同时还要进行初步的清理，如战争痕迹、散兵游勇、游民等。工作任务是不轻的。对这些工作，我们在城外胜芳镇时已研讨多次，拟订了多项方案。首要的是防乱，恢复秩序，建立革命新秩序。应该说，由于攻城顺利，地下党的出色工作，人民的拥护，一切工作出乎意料地非常顺利。如15日晚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即开始广播，16日就供水供电；17日《天津日报》出版；18日公共汽车通车。这些对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从18日起，在天津市内设立好多兑换点，兑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对恢复市场货币流通起了积极作用。不久，粮食和其他物资也源源从农村运来。市民生活很快地安定下来，看不到一点混乱的景况。由于十区所处的地位，战争痕迹、散兵游勇，以及游民的问题都不大。这时，区政府各股室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号召商店复业，工厂开工。我曾会见了当时东亚毛呢厂的宋棐卿，仁立毛呢厂的朱继圣，中天电机厂的资方李勉之和王经理，询问他们复工有什么困难等，他们都表示了要很快复工，对人民政府有信心，相信人民政府。一般来说，小店都先后开业，因为他们小本小利，要维持他们的生活。当时正届年关，过农历年。大商店、较大工厂职工较多，问题也较多，如停工期间工资付不付、年关奖金发不发、工资以新币（人民币）换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复杂，矛盾多，不是短时都能解决的。区政府有关人员积极配合区委工作组以及市总工会筹备组工作组人员，共同研究解决。一两个问题要经过多少次反复才能解决。到了2月中旬，大商店、大工厂基本上都复业开工了。只有少数外商无法解决，他们想撤离，想脱身。后来，将这些外商的问题交由市里解决。
当时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会议尚未召开，《共同纲领》也没颁布，因此对劳资双方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解决的依据，只有原则性政策。当时工会干部和区委干部在解决问题时，都比政府干部在情绪上心理上更偏向劳方，这样就使得干部之间，容易产生僵持局面。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希望先复业开工，问题慢慢地逐步解决，太急了，易吓退经营者。因为，经营者要有利才去干，要他们冒风险先大投入，而不知获利多少，且又无把握，他们是决不会干的。资金是他们的命根子。到5月学习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后，一些问题仍未能彻底解决。虽然不少工厂、商店复业开工，但劳资双方总是别别扭扭，双方都误认为“劳资两利”即劳资各半。实际上厂方怀疑甚多，顾虑重重，而劳方心中也怕闭厂失业，故恢复生产后的一段时间里，生产水平和成效不如解放前，并大有继续滑坡的趋势。4月初，刘少奇同志来天津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做了多次报告，召开了不少座谈会，整个局面才开始有了根本好转，为天津市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后解放的城市做了示范。私营的学校和医院很快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复业和准备开学。当时的中、小学和医院大多数是私人经办。
我们还加强了区政街政建设。当时，区政权只有区政府的行政机构。作为人民的政府机构，应当更广泛地联系市民，于是，我们采取了几种措施。一是区政府要求各股室多召开联系人民的座谈会，包括各项专业会议。它可以起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交流作用。二是在区政府另设立人民接待室。由丁凡一等3位同志负责主持，既可听取市民的反映意见和建议，也可回答他们的各种询问。并向他们进行党的政策、方针和政府各项规定的宣传教育。设置后，初期来访者很踊跃，使我们了解了不少情况，也回答了市民们不少问题。它成了我们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桥梁。三是我们积极进行街政建设。还在我们进城初期，即派出12个街道工作组，每组不超过3人，到街道工作，同居民广泛接触。他们在清理、兑换、清查户口、清查逆产、贷款救济优抚军烈属各项活动中，依靠群众，召开群众会议，工作卓有成效，并逐步建立了居民小组，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和关心公益事业的模范人物。在完善居民小组后，又进一步在居民小组长中互推闾长，作为居民小组与街干部间的联系人，至4月建立了14个街公所，干部由区政府任命，另设立了497个闾。
5月，区政府主要贯彻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指示，除在干部中讨论、传达外，并向私营工厂、商店中的职工传达贯彻。这项工作也同其他工作一样，由区委、公安分局或后来成立的工会筹备组一起配合进行。这时，进城时的紧急工作、过渡性的复工复业工作也大致告一段落。当时，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天津市变更区街组织的决定，并于6月16日召开了区、街干部大会，正式宣布这一决定，进行新的调整，并于17日对外公布这一决定。我也于6月18日卸职。我在天津十区政府工作仅5个多月，它在我全部工作的历史中只是一个极短的日子，可这段日子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来因为是在转折时期，从事没有经历过的工作；二是同志们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忘我的工作热忱及作风，使我深深感动，而永不能忘怀。刚进城头几天，根本开不了伙，而是吃自带的炒米干粮，后来开了伙，一时也不能吃上好的棒子面，而吃带有霉味的。就这样，也无人有怨言。工作常常到深夜，为了使商店、工厂复业复工，不断地向资方劝说，三番五次逐户逐家进行。这样感动了不少厂主、业主，纷纷答应开工复业。我们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市民们的钦佩和信任。今天，当年进城的干部中，不少人已经谢世，我怀着对他们敬重的心情，写下这篇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