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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中旬，我和参加接管天津的同志们离开了平山县，一路行军，来到一个荒凉的小村——堂二里。队伍停下休息。大家放下背包坐在上面，有的索性拿背包做枕头，躺在地上小憩。停了一会儿，大队长李士增同志、政委魏开荒走到队伍前面，宣布行军到此结束，现在就由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宣布工作分配名单。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大家马上静下来，注意听宣布名单。这次宣布的是大框框，有的到工会，有的到区，有的到公安局。我被分配到市政府。于是我就跟着市政府的队伍，到了胜芳。
1948年12月在胜芳召开了第一次天津市政会议，是在一个老财家召开的，各局的正副局长，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都参加了会议。市长黄敬来回走动，边走边讲。我坐在他旁边做记录。他没有稿子，但发言很有条理。他讲在天津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了我们的接管政策，着重讲了要为人民服务，解答了各方面负责人提出来的问题。随后他问许建国、吴砚农有什么要谈的，他们讲得很简单，就散会了。我整理了一份记录，交给宋祝勤。我留的底稿，在“文革”中被抄走。
1949年1月上旬，天津就要解放了。1月14日傍晚，我与王世英参谋长、杨振亚同坐一辆车。车到天津西营门便不能前进了，于是就下车步行。过去我在天津待过，就自告奋勇当向导。从西营门走到现和平路，又走到现建设路、大沽路等地方，街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我们走到市政府，时已子夜。在电灯的照射下，市政府显得富丽堂皇，每间屋都铺着地毯。大家非常疲劳，打开背包，倒在地毯上就睡着了。
接管工作对我来说比较简单，接管对象就是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的三位秘书王奎克、李绍泌和一位姓陈的（没来）。王奎克拿出一瓶派克墨水，试探着问：“这是我个人的，可不可拿走？”我说：“个人的东西可以拿走，公家的东西留下，已转移走的，要送回来。”
一天下午，杜建时和梁子青随杨振亚来到市长办公室。杜穿一身灰色西装，灰色呢大衣，戴着礼帽，中等身材；梁穿水獭皮领大衣、戴土耳其式帽子，中等身材，是个胖子。杨振亚同二人谈话，要他们讲清必要的情况。
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和各方面的联系。我立即整理打印了一份电话号码本，分送各领导同志。开始几天，黄敬、吴砚农、杨振亚等很少去市政府，因此许多事都集中到了市长办公室。为了工作方便，我打印了电话记录表，一事一张，前面记事，背后记我了解的情况，领导同志一来，就抓紧请示，将他们的指示记下来，用电话答复有关方面。当时我刚满20岁，分不清什么该指示，什么由我处理就算了，以致有些本该请示的事，擅自做了主。如进城后的头一两天，行政处的戴处长派老张来问我：“旧市府大门口二楼上有‘天下为公’字是保留还是取消？要不要改几个什么字？”我毫不迟疑地答复他：“改，改成为人民服务。”老张办事很有效率，第二天晚上“为人民服务”几个霓虹灯大字，在市政府门上发出闪闪红光。又如，楼下接待室找我下去解决美商美古森地毯厂外商资方与工人发生的纠纷，我根据党的城市政策三下五除二地处理了。不久两个美国人到了香港，西方报纸发了一条消息，我们的报纸也转载了。杨振亚同志对我说：“丁丁上了外国报了。”
市政府办公室每天都来不少人谈工作，我一人接应不暇，忙乱不堪，也闹过笑话。如纠察队押来几个在街上兑换银圆的人。但这几个人说不知道银行在哪里。我热心地给他们画了路线图，就放他们走了。没想到过了几天，纠察队又押来倒卖银圆的人，我一看其中有前次押来的。这次我叫纠察队押着他们去银行兑换。这样一来二去也摸出一套办法来，来人先填一张登记表，后面填处理结果。几件相同的事，请示领导后订出办法，再来人就按规定办理，该到哪里就去哪里解决。不过也出过笑话。有的领导同志来了，也叫人家填表，递过来一看，吓得我赶快迎接、道歉。
一天下午，我正要打瞌睡，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进来一群人，走在前边的是刘少奇同志。他走到里屋，坐在沙发上沉着脸一言不发，我赶忙给他们倒茶，许建国示意我不忙倒茶，赶快打电话问外面发生的情况。这时我才听到东南方向有爆炸声，一打电话，才知道新仓库发生了爆炸。我这里成了临时指挥部，足足忙了一个多小时，许建国随时进去汇报，他们分析了情况才匆匆到现场去了。
罗荣桓和萧华来过市府办公室。萧华那时很年轻、精干，他看中了我身后挂的天津市全图，要我给他找一份。我说：“何必找，这图你拿走。”他很感谢，说：“当兵的就爱地图。”一次，陈毅到了交际处。交际处孙天胤来电话说，陈毅一个人到街上去了。天津当时社会治安不好，吓得我赶快给一处打电话，叫他们火速派人保卫。我匆忙骑自行车到解放南路，看见陈毅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溜达。我没有跟他讲话，尾随其后，直到一处同志们来了，我才回市政府。
朱德和聂荣臻到宁园为科技干部做报告那天，市里来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市领导同志分不开身，就让我陪同去宁园，并做了记录。他们的讲话好记录。最不好记的是进城初期，黄克诚和黄敬召开的工人座谈会，黄克诚的话我连30%也记不下来，而黄敬同志一开口就讲的是地地道道的天津话，说得大家笑声不绝，句句都说到工人心中去。他讲话你听着听着就觉得他真是你的知心朋友，没有丝毫官气。他召开的市政会议多数是我做记录，我坐在他身边。他有时听着汇报，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听着听着就靠着我睡着了，醒来看看记录，立即发言，而每次发言意见十分精辟。这固然是因为他理论水平高，斗争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注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自己开车，到处了解情况，开会前早已胸有成竹。他工作学习都很刻苦，有时彻夜工作，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2本《干部必读》，许多页上用各种彩笔写满批语心得。他数学基础深厚，钻研很多高深技术理论书籍，如天津要改建新港，他读了不少有关建港的书。他聪明过人，但作风十分民主，能听取并采纳下级，哪怕是一个小干部的意见。如我写了一份《关于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报告》送给了他，他看得十分细致，还亲自召集工人座谈。他原则性很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总工会宋维静在棉纺厂组织工人民主管理委员会，不同意党委书记参加，就在市长办公室争论起来。黄敬问她：“什么是一切？”宋维静说：“工人是一切！”黄敬说：“不对！党是一切！”接管工作就绪，我就调到吴砚农身边办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