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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我随黄敬同志到山西省榆次县，准备接管太原市。后来，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集中兵力解放平津。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副书记、军管会副主任、市长。我们昼夜兼程赶到霸县胜芳镇，就地组织接管天津市的各级党政机构。杨振亚和我负责组织市人民政府秘书处。那时，中央和华北局派来了一部分不久前由蒋管区冲破重重封锁投奔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在华北大学或其他单位经过一段学习或工作的。市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就由少数老干部和这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这些青年的革命热情很高，上进心很强，朝气蓬勃，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骨干力量。那时，一切服从战争，一切都是战时组织，机构和人员都很精干。秘书处干部不过二三十人，但人心一致，上下一致，战斗力很强，工作效率很高。
我们在胜芳镇过的新年，住了一个多月，积极进行接管前的准备工作。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我参加了。他讲了战争形势，入城的各项政策，等等。他和大家初次见面，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爱批评人，但我是个好人……引得大家一阵大笑。我们抓紧了解天津市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组织机构情况、主要负责人姓名、机关地址，等等。在这方面，一位天津地下党员和一位曾在国民党市政府工作过的同志提供了不少情况。一切接管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1949年元月14日，我解放大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迅速攻占了敌军的各重要据点，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敌人。元月15日，我军宣布解放天津。天津从此成为人民的城市。
15日，我们即由胜芳出发，先是坐大卡车到杨柳青，然后组织了一个先遣队，由我率领，原在国民党市政府工作过的汪洋同志做向导，个个精神抖擞，疾步行军。不远的地方也有一支长蛇队伍，衣衫褴褛，蓬首垢面，与我们相反方向而行，那是被我军押解的战俘。我们经过西营门时，天已黄昏，但见西营门附近各处被我军摧毁的工事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敌军尸体。我们在一个慈善机构的房子里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在市区，凡可疑埋雷处，我军都画了白圈，示意人们不要进入圈内。路过中原公司大楼（现百货大楼老楼）时，只见对过的正中书店（现和平路胜利花园）因被炮火击中还在燃烧。沿路商店、住宅都闭门熄灯，偶有一两个小屋内闪着亮光。气氛十分肃然。我们在晚间十一二点的光景进入国民党市政府。这所建筑是一座城堡式的两层楼房，全楼漆黑，空无一人，只有楼下进门处“收发处”漏出微弱的灯光。我们进楼时，突然一个戴着黑大檐帽似是警察样子的人出来，使我们很惊异。他说是我地下同志叫他在此等我们来接收。于是，他领我们楼上楼下看了一遍。国民党市长杜建时的办公桌上还规矩地放着一张信笺和一支铅笔，看来他是不久前离开这里的。
16日黎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张贴出天津市人民政府的第一号布告，公布华北人民政府委任的天津市市长黄敬、副市长张友渔。布告还宣布：“际兹军事管制时期，肃清蒋傅残匪，建立革命社会秩序为首要之任务；仰各界人民严格遵守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各安生业，不得自相惊扰。”布告贴出后，机关前面的中正路（现解放路）上，许多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止步围观。他们不少人身着长袍，估计多是旧职员，急于了解我们的政策。
过了段时间，就有国民党市政府的职员露面，试探着同我们接近，也有陆续回来的，但国民党的市长杜建时和秘书长梁子青则去向不明。我们在市政府楼下的大厅里，召集回来的人开会，向他们宣布我军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凡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关、财经机关、文教机关及所经营的企业、所设立的公立学校等供职的人员，必须负责保护看管各该机关的房屋、资财、机器、账簿、卷宗、档案及其他一切公共财物，听候军管会派员接收。凡能为人民服务者，接收后按原职原薪予以录用；保护看管有功者给以奖励；消极息工，放弃职守，致使公共财物遭受损失者，予以处罚；乘机破坏偷盗舞弊者定予严惩；主管人员携带公款公物及档案潜逃者，或拒不交代者，必定通缉法办……”由于我们政策的感召，一般职员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有的主动地同我们接近，提供情况。在总攻开始前，敌人看大势已去，就将市政府警卫队的枪支、弹药集中藏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里，用大锁锁着。公务人员主动打开门锁，领我们去查点。有步枪、冲锋枪、各式手枪三四十支。
我们的第二批进城人员到了之后，就分头有秩序地办理接管事宜。我们接管的机关，除市政府本部秘书处外，还有人事处、总务处、交际科、统计处，还有市参议会、天津县政府等。接管工作十分紧张，每天晚上开会汇报情况，布置次日工作。全部接管工作进行了十几天。由于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保护（敌人也没有来得及破坏），所有档案、资料、财物，基本完整。但我们发现了国民党一个要人的手谕，命令所属在“事变”时，把档案库房保管的档案全部转移到美国花旗银行，把大楼机要室的档案全部焚毁。他们还秘密发展了应变组织，职员们每人发给“应变费”两三块银洋。可见他们早已做了“应变”的准备，并企图笼络下属，消灭罪证。
黄敬市长指示原在国民党市政府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寻找国民党市长的下落，终于在桂林路的一所房子里找到了杜建时。我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砚农向他讲明了政策，以及如何对待他的问题。在吴砚农等人的监督下，杜建时到各处、科、室，对原来的情况做了交代。国民党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也携带着市政府的印鉴，到市人民政府来交代。他垂着头，手捧着印鉴，向吴砚农说：“我一直用心保护着它，现在献缴给贵政府。”吴砚农鄙视地说：“这是废物，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如今掌握命运的是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民党市政府那个“宝贝疙瘩”，只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座市政府大楼，是英帝国主义于1889年建造的，是用来纪念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戈登的，原叫“戈登纪念堂”。大楼门前的花园，是英帝国主义于1887年为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寿辰而建的，称“维多利亚公园”（市民称“英国花园”），主要供外国人及一些洋奴买办游乐憩息，一般中国人特别是穷苦人，是很难进去的。就在我们入城后的一天，我在市政府楼上，亲眼看见一个外国女人，牵着一头洋狗，昂首挺胸走进花园。走到园内的中心亭附近，遇着一个中国小孩在那里玩耍，这个女人竟纵狗去咬中国小孩，那个小孩哭叫不已。我看得十分真切，即命警卫员把那个外国女人带进市政府来，我工作人员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并对中国小孩做了安抚。然后把她交给我公安机关处理。当警察带着她走出时，她神情仓皇，穿着高跟鞋在大厅里险些摔倒，引得围观者大笑。据说到了公安分局后，那个女人所在机构的上司，到公安分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答应担负对小孩的一切医疗费用。许多旧政府的人员说：过去对外国人只是毕恭毕敬，谁敢惹呀！现在是真正解放了！
当时我们干部的生活都十分艰苦，一律是供给制。主要食物是小米、蔬菜，衣服是补过了的。我穿的棉衣是在解放石家庄后拆补过，已滚得满身污垢，袜子是土布做的……入城时，军管会颁布了《接管人员工作守则》，规定：党政军民人员“均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各阶层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禁破坏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入城后，我们全体同志夜间都在国民党市训团（现二十中学校址）礼堂的地板上、讲台上睡觉。战时生活过惯了，虽然很艰苦，但同志们情绪高昂，工作负责任。
市长、副市长的就职布告是在胜芳镇事先印好的。为找一个能印刷的地方，有的同志走遍了杨柳青、独流等村，终于在苏桥找到一个搞石印的老人。他听说要解放天津，新市长上任，兴奋地接受了任务，不分昼夜地赶印了出来。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位同志受命去办一件事。他刚进城来，不知道地点。怎么办？坐人力车吧，那是“人骑人”，本是不行的。他为完成任务无奈只得坐人力车，但他不坐在座上，而是蹲在下边的踏板上。人力车工人很奇怪，以为共产党干部只可坐一半车。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变了，但是当年那种艰苦作风、战斗作风还应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