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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时，未经作战，国民党军队就向商丘一带溃逃。中央决定解放军不撤退了，要成立开封特别市。因为开封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南省省会所在地，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关内省会城市，人口有26万。过去党执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政策，对农村工作有一套经验，而对城市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为此，配备了一些素质较高的干部。如中共开封特别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由吴芝圃担任，刘杰任副书记，副市长由刘玉柱担任。市行政区和市属各局都选配了县委书记一级干部任职，目的是总结城市工作的经验。经济工作由经济专家骆耕漠负责。
我到开封任职前，原任豫皖苏边区第五专区工商局局长。第五专区的范围有许昌、鄢陵、长葛、尉氏、开封、中牟、陈留、通许、扶沟、西华十县。
开封特别市工商局设在鼓楼街东头路北，过去原是中央银行的地址。
我于1948年11月初，带领第五专区工商局的部分人员到开封。经过南关时，就看见开封特别市工商局的通告，具名局长刘明远、副局长高景平。我们一行一直进驻工商局。
在开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各分支机构。（1）由金融科的人员成立中央银行，我任行长，开展金融工作。（2）由贸易科的人员成立开封市贸易实业公司，我任经理，杨志超任副经理。下属先后有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有接收的开封普临电灯公司，有公私合营的开封天丰面粉厂，有开办的开封卷烟厂和打蛋厂等实体单位。（3）留少数人员支持工商局工作，由组织上先后分配到工商局工作的老区干部担任主要职务。如张萍任工商局工业科科长，赵熙著负责人事工作，王桂生任税务科科长，杨峰任工商税务所所长。（4）地下党员安道平任工商局南关办事处主任，并附设一个机动灵活的工作队。（5）1949年3月副局长高景平随军南下，遗缺由骆耕漠推荐熟悉经济工作的貊光华担任。摊子铺开了，感到人手不足，为此开办了会计训练班，就地招生，培训了100人，为期一个月，毕业后分配到有关单位。这些人后来绝大部分成了基层经济工作的骨干。
开封各种人才汇集，但大家都要干工作，都要吃饭，所以来人来访的很多。我们保持接近人民的优良作风，必须一一接待，加之开封工商局是开封市政府第一个成立的行政机构，其他各局以后才成立，故而找工作者都拥到工商局来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要恢复发展开封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只好白天接待来访人员，晚上办公，每天夜里睡觉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这样的紧张生活整整坚持了一年。
毛泽东主席说：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用不上了，不熟悉的东西要强迫你去学习。因此，加强学习很重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学习工商政策——“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学习刘少奇对工商界人士的讲话等。
在学习的基础上，对内培训干部做专题报告，对外宣传教育工商业者，特别是宣传刘少奇对工商界的讲话。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有五种经济成分，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经济要有一个发展时期。这一宣传博得了开封工商界的一致好感。
开封市解放初期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城市，虽是省会所在地，但它却是“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的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仅有普临电灯公司（发电2000千瓦）、天丰面粉厂、益丰面粉厂以及机磨、土磨、手工织袜、手工卷烟、白铁等手工业户，4000户左右。商业：包括饮食行业、坐商、行商、摊贩在内共有11146户，其中：商业（坐商及摊贩）10485户，饮食业379户，服务业282户（浴池、理发、旅馆、饭馆等）。从业人员18137人，资金197万元。年销售额4500万元。
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分别成立各同业公会，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成立了开封市工商业联合会，公推沈安卿为工商业联合会主委。这样，在工商业中理出了一个头绪，各同业公会的经营范围、登记牌照等，有事就和他们商量。明确阐述了谁养活谁的问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我们依靠工人阶级与工会的配合来做好党的工商工作。后又派陈瑞图任工商联秘书长，便于掌握政策。
开封解放时，市场上流通的法币和金圆券在人民心目中威信已一落千丈，而我们的人民币的威信尚未建立，群众很自然地喜用银圆作为流通手段，因而随之就产生了一批银圆贩子，俗称“黄牛”，贩卖银圆，从中渔利。开封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排除敌币。此工作由工商局出面干涉，以教育为主，教育不听，则进行拘留罚款。有一个“黄牛”贩子，抓而放，放而抓，经过七擒七释，还是不改，我们又一次抓到了他，领他到中州银行去参观，看三间屋子的银圆堆放在一起，数量很多，并且告诉他，国家是有力量和他斗争到底的。于是放了他之后，从此他洗手不干了，再也不做“黄牛”了，在鼓楼街开了一个钢笔店。
公家哪有这许多银圆？这些银圆是和“黄牛”贩子斗争得来的。是暗中派了工作队员，专搞黑市市场经济交易，采取多种经济斗争手段，如黑市银圆市场价格高了，就抛出银圆，压低价格；市场价格低了，就收进银圆。就这样的一出一进，收集了许多银圆。这些银圆，是为解放军准备南渡长江时用的，是上级党交给工商局的任务。大军过江时，要保证每个士兵身上有五块银圆，以便到新解放区使用，借以维持生活。我们是用行政和金融手段以排除敌币的。至1945年11月30日止，法币、金圆券全部排除。12月24日政府发布通告：金银流通全部取缔，以发行的中州币代替。
常言道：“预知三天柴米价，就能变成天下敌国富。”工商局是管理工商业的机构，经济信息要灵通。所以在自由市场上，天天有人到黑市市场调查各种物价，各个工商所又互相通气。那时铁路尚未修复，交通不便，许昌市的盐价比开封高出1倍，就派员运一批盐去许昌卖，赚了很多钱，过春节时办了一桌九个菜的筵席，全局过了进城后第一个快快活活的春节。
革命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起至1949年1月10日止，历时66天。在这段时间里，开封市的支前任务是：要支援前线100万斤花生米。这个任务落到工商局身上。那时铁路中断，运输困难，我们就发动了全局干部，到各个集市和有小车子的人协商，愿出车出人的供给伙食工资，不愿去的每辆小车作价200元卖给公家。就这样依靠群众，“车轮滚滚”地支援了前线，完成了任务。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无锡、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对我们实行全面的海上封锁，有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要打起来，因而沪、宁一带资本家的工厂为了避免战祸，意欲内迁。开封有26万人口，女劳动力约占一半，除动员支援部队做军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当时开封虽有一所纺织职业中学，因缺乏资金，无力办厂，只可开办一些铁木机布厂，无济于事。经中共开封市委研究，需要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纱厂、卷烟厂之类的工厂，可以就原料产地、就市场，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最好动员工厂内迁。这个任务也落到工商局身上。我们遂在《开封日报》上登载了号召工厂内迁的公开信，还到上海通过上海工商局召开了上海资本家座谈会，第二天《解放日报》上登载了这个消息。无锡天同纱厂经理杨溯汾、锦新纱厂经理顾俊元、上海龙华卷烟厂经理徐石成等到工商局洽谈。他们一见开封工商局局长是无锡人，遂表示不去郑州，先后把工厂迁来开封。当时有一条约定，即工厂除带一定骨干力量外，其他需要的劳动力，要在开封市解决。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自卫战争，到全国解放，所需军费，都出在老百姓身上，弄得民穷财尽。
从抗战开始到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中国银行的钞票，2元换1元储备券（伪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又以1∶200收回储备券。国民党靠的是滥发钞票，币面值从100元一张到200元、500元，再到1000元，甚至票面几十万元一张的钞票，物价飞涨，人们谈钞色变。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又以金圆券取代法币，规定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不久，金圆券的币值就急剧下跌，丧失信用。如此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人民哪能不穷？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下子刹住了物价连续十几年的上涨风。宏观经济由中央控制，微观市场由工商局管理。主要商品如发生物价波动上涨时则抛出物资以平抑物价，物价下降时则收进物品以提高价格，使物价稳定下来。
1949年的春节，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作为老解放区的开封，已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光景。我欢度春节有感，赋诗一首：
乐度春节兴未阑，
倾城仕女竞追欢。
和平景色君须记，
拜过年礼把戏看。
韩德三同志和原韵一首：
除夕小雨夜已阑，
爆竹连声万户欢。
佳节晴空兆盛世，
灿烂墙报街头看。
余兴未尽，我再依原韵作一首：
大军过江破狂澜，
扫清妖草群众欢。
工农联盟翻身乐，
神州自由到处看。
什么叫供给制？
供给制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现了我军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减轻了人民负担，是经济困难时期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供给制的具体做法：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粮食一斤，盐五钱，油五钱，蔬菜一斤（一斤蔬菜的价值等于五钱盐、五钱油的价格）。伙食单位月终结算一次，如有多余的伙食尾子，除改善伙食外，还可分给搭伙的人员买包“黄烟”吸吸。每人每年供应衬衣一件，单衣一套，棉衣、棉裤两年发一套，棉被（被胎二斤）四年发一条。游击区的营级干部每月发给一斤猪油钱作为营养费。老解放区根据地的伙食分为三等——大灶、中灶、小灶（一般士兵是大灶、营团级以上干部是中灶、军师级以上干部是小灶）。
开封解放后，吸收了好些失业者作为国家干部。他们都有家庭牵挂，为此实行了工分制，即每人每月的收入比供给制高3倍，分成等级，将每人的分数按当月分值折算成钱数，按月发给个人。和平环境下，营级干部可以批准结婚，生了孩子由国家供给。其他家属也找来了，带着孩子“万里寻夫”。公家对家属子女很优待，孩子不满三岁的女同志又能参加工作的，可雇请保姆抚养孩子。保姆的工资，也按照工分值拨给；孩子的养育费是很优惠的，折成分数，发给其母亲代管。开封解放后，对国家干部的供给是供给制和工分制。
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期间，我被调往开封市经济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工商局局长。到中南局党校学习后，调往广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