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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长春市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回合

王一知

1941年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野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同时挑选游击活动经验丰富的干部战士,先后派遣十多支小部队回国,坚持战斗,牵制敌人。暂时留苏的同志们紧张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党史等政治理论,学习军事指挥艺术、努力掌握新式武器,苦练杀敌本领以及滑雪、跳伞和无线电通信等,从各方面做好准备,迎接反攻的到来。使我们激动难眠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清晨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0日,中共东北委员会在野营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周保中同志做了题为《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寇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报告。随后派遣伞兵队,与苏联伞兵部队一同飞向日军后方着陆;同时派遣抗联主力协同苏联红军进入同江、佳木斯等地作战。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最后部分抗联干部、战士也立即分乘五架飞机,由伯力出发,飞往哈尔滨、长春和沈阳。我们在周保中同志率领下,飞到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走下飞机,我们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也深知环境的复杂和任务的重大。事先中共东北委员会就研究确定了我们在东北的任务和方针,主要是:(1)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区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2)利用参加苏联红军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发动群众,建立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军事根据地;(3)迎接党中央派来的领导同志,迎接八路军,在苏联红军和我国八路军之间起向导作用、桥梁作用。

我们来到长春的不过30余人,当时首先需要掌握公安局、银行、电信电话和报纸广播。我化名佟中尉,担任接管广播电台的军代表,协助我的是乔邦信同志。

伪满“中央放送局”几天前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反动宣传中心,发射功率很大,有“国内”广播,也有“国际”广播。我们来到这里,通知编播和机务人员照常上班,实际报到的不过20多人。他们喜形于色欣幸光复,但思想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敌视我们,有的徘徊观望,也有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的英勇战斗有所了解。

初见面,我向他们讲解形势,部署工作,宣布纪律。他们都以惊奇的目光观察我这个戎装的抗日联军女干部。我是依兰人,“九一八”前后逐渐接受党的熏陶,走上革命道路,由地下工作转入武装斗争。我了解东北人民所受的凌辱,也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些心情复杂然而盼望殷切的人,感觉我是热诚而亲切的。于是很快就有一些人靠近我们,向我们介绍内情,使我们心中有数,工作有据。

那时,长春处于动荡混乱状态,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残余势力到处招摇,谣言四起,人民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广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宣传苏联红军的正义援助,号召人民遵守法令,安定秩序。

那时,事事仓促,我们无法抄收新华通讯社的电讯,也无法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缺少消息来源。旧有人员只能播音和勉强维持机务,因此我和乔邦信,既要审阅他们临时编排的节目、从携带的文件报刊摘编广播稿、由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收集一些消息,又要守着收音机监听。起初,我们两人换班稍事休息。一次夜间我去楼下播音室时,突然有人从门缝向我开枪。虽然没有击中,但不能不更加警惕。我和乔邦信只好不分昼夜一同工作,以便遇有意外有所援助和向领导报告。即使如此,以后又有人在灯光很暗的楼内走廊伺机向我们射击。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种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坚持“长春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对广播业务,我们很生疏,并不是内行。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东北大地最早的通过电波传播的人民之声,因此我们不怕艰难,不惜牺牲,顽强战斗。10月下旬,国民党东北行营还派过一个接收专员,可是他畏畏缩缩,只向电台旧有人员讲讲话,在办公室坐一坐,再就无影无踪了。

当时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长春是敌我斗争的焦点。除了广播工作,我还曾夜以继日地参加抢运武器,接待由关内来东北的负责干部,以及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在那紧张战斗的日子里,几乎没有安稳地睡过觉。由于环境复杂危险,也没有固定的食宿之处。但是,这是人民革命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所以非但不感疲倦,反而乐在其中。

从1945年8月到1945年12月初第一次撤出长春前,这一段时间很短,我们人员太少,经验不多,但我们切实掌握、充分利用了这一战斗武器,是吉林新闻事业史上需要记载的一页。

(徐秉洁 整理) lIjUMeh6knAFMeIzgoV7DzIcziuwrHvlsV5ABOvXd0LJtTXFE4DKJReY33QhEX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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