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泥城桥谈起

泥城桥是上海市中心一座普普通通的桥。将近70米长的桥，宽度有18米，三分之二是车行道。

桥在市中心地段的交通要道西藏路上，钢筋混凝土建造，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我的家就在离泥城桥不到五分钟路程的老弄堂里。

1980年，我在家中改订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小说随即在《收获》杂志的1980年第五、第六期上发表。创下了《收获》杂志至今没有打破的印数110万份的纪录。当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马上决定要出单行本，于1981年上半年修订交稿时，我在结尾处留下了三行小字，其中第二行写明：1980年元月至8月改于上海泥城桥。

可能是我的字迹不够清晰，书正式出版时，“泥”城桥变成了“泯”城桥。这一错，竟然错了整整36年。

《蹉跎岁月》一次一次再版，改换的封面也有十几个了，每次我都对责任编辑说，对总编辑说，他们也都点头答应，书正式印出来，我收到以后，首先翻的，就是结尾处，泥城桥还是泯城桥。有一位编辑还对我说，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错误，你这本书印了近200万册了，有几个人知道泥城桥呢？有几个上海读者住在泥城桥旁边的弄堂里呢？一般读者，看到这个泯字，只会认为，也许上海真会有这么一座桥呢！

直到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蹉跎岁月》和《孽债》作为“两卷集”，推出一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版，要求我认真作一次修订版，在已修订的几十处文字中，我把结尾处的泥城桥，再一次醒目地标出来，并贴上黄色的标注。但愿这一版印出来，能恢复成泥城桥了。

一字之差，泥城桥真有这么重要吗？

一个新上海人对我说，现在这座桥叫西藏路桥，你当年居住的老式石库门弄堂，全都拆掉了。有几个人还知道泥城桥啊，不必那么认真了。现在那里是一片市中心的绿地。

车子路过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我青少年时期居住的老弄堂实景时，我只能指着一整片绿地说，“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正是这位新上海小白领的这句话，使我想到上海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上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这篇文章，我要从泥城桥谈起。

为啥呢？

是的，泥城桥早在1912年泥城浜填埋筑路，命名为西藏路，1923年工部局造桥之后，取名为“西藏路桥”了。

上海的地图上表示出来的，这座桥就叫西藏路桥。

那么，为什么很多老上海人，为什么当年弄堂里的男女老少，为什么前不久到苏河湾去，碰到的上海人仍叫它泥城桥呢？

曾经有人想当然地说，开埠之前的上海滩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嘛，这是当年的老地名，土地名呀，是上海人念旧啊！外滩在开埠前，不也叫李家庄嘛。

其实不然。泥城桥这个地名，并不是传统的土名字。而是阴差阳错叫出来的。

这一“阴差阳错”，源于1854年在泥城浜苏州河边发生的一场战斗。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把这次战斗说成是“泥城之战”，写进了他们的书里，扬扬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胜利，仿佛那是一场伟大的战役。

小时候在弄堂里听老人们讲起，他们从祖父辈那里听来的“泥城之战”，有的说那场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天，有的则说实际只打了两个小时。无论是讲打了一天一夜的，还是说只打了两个小时的，都一致说几百个持有洋枪洋炮的洋人，把几千个驻守在苏州河畔的清军官兵，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只因苏州河畔发生交战的这一地域，原来就称作泥城浜，故而发生在这里的交火就被叫作“泥城之战”了。

到钢筋混凝土大桥造好以后，尽管正式命名为西藏路桥，但是住在附近的老上海人，还是习惯而顽固地称其为泥城桥。桥南东侧那时建有英商的自来火房，也有市民称这座桥为自来火厂桥。

但是，在我六十几年的记忆中，我同时代的伙伴们，周围的邻居、同学、朋友，尤其是比我年长的上海人，提到这座桥，都称它为泥城桥，鲜有人称其为自来火厂桥，而年轻点的上海人，则开始称西藏路桥了。

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要讲清楚泥城桥这一地名的来历呢？

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猜出来了。

我要说的是，泥城桥地名的来源，和当年那场屈辱的战斗有关系。

就在1854年春天的4月4日，发生在苏州河畔泥城浜的这次战斗之后，殖民者们把他们的租界，进一步扩大至今天的西藏路以西，加快了殖民步伐。上海随之出现了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

这是一段不容忘却、不应该忘却的历史。故而在我所有于家中改订的小说最后，我都会写上“泥城桥”这个意味深长、并被写进上海史的地名。

那么，泥城桥和“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呢？ zgUfiGb3miRY4pFpoHCPaSpuDGCBgbpTfnBfjNMMLUGG4ZEHDABMCsPknRDSXt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