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关于上海牌手表的情结。
这情结最早源于童年时代的1958年,当时《新民晚报》上登载,上海第三百货商店试销100只上海牌手表。百货商店是上午9时开门营业,可是想要买表的人,从昨晚12点开始,就在“三百”表柜台旁的门口排队了。9点整一开门,100只手表很快被抢购一空。而想要买表的预约登记人数,已超过了1000人。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生产、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批投向市场的手表。从1955年诞生第一只机械表,到推向市场,走过了3年的历程。
那一年,我9足岁,首次从报上得知我国有一款上海牌手表。
这以后,就不断地读到关于上海牌手表的报道。1958年年底,上海牌手表已卖出了1.3万多只。各个百货商店、钟表店的柜台里,也出现了和上海大厦样式很接近的上海牌手表商标。再加报纸上报道,社会上流传,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喜欢戴并且只戴国产的上海牌手表,特别激励我这个男孩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上海牌手表也产生了一种向往的心理。
22岁那一年,我终于用插队落户岁月中积攒下来的120元钱,购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商标改良成毛体字的上海牌手表,款式新颖大方,闪闪发光,据说还防震、防水,我真是爱不释手。
上海牌手表
那是我和妹妹两人当知青时,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每人每月36元工资,其中15元交给生产队计工分,21元留下来吃饭并应付日常开销。兄妹俩在一起开伙,每个月节衣缩食,可以存下10元钱。整整两年的铁路建筑工地上的工棚生活,才攒下了100多元钱,买下了这块手表。
从工地回到生产队后,我继续当知青,后来又去大队耕读小学教书。寒来暑往,偏远山寨上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日子,伏案写作晚了,临睡之际,我总要把上海牌手表贴近耳朵,谛听一下它那“嘀嘀嗒嗒”的摆动声。无论是雨后屋檐滴水的早晨,还是大忙季节的黎明,我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也总是从枕头底下摸出手表,看一看时间,然后聆听一下它的声音,这才把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腕。
那个年头,在偏远蛮荒的村寨上,谁有一块手表可是一件大事。经常露出羡慕眼神的大、小队干部,赞赏之余,总会寻找种种理由,比如到县里开会啊,到公社办学习班啊,上贵阳下遵义出差啊,因此向我借手表戴一戴,理由是便于掌握时间。不借给他们吧,怕人家心头不高兴,说你小气,对贫下中农没感情;只好忍痛借给他们,一借出去呢,心头总是七上八下的,担心手表会不会糊上泥巴,弄脏了呀?要是他们在出差途中丢掉了,那该怎么办?没手表时想有一块表,有了手表,烦心事儿还真不少呢!
有一回,什么征兆也没有,突然之间,我的上海牌手表的表盖上出现了一小圈雾蒙蒙的水蒸气,白茫茫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防水的吗?我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了冰点,沮丧极了,甚至都不敢去看戴在腕上的手表。
几天以后,我终于忍不住,又撩起手腕看了一眼表。嗨,白茫茫的一小圈讨厌的水蒸气消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
后来,身边的知青给我分析,贵州山乡多雨多雾,潮气重,手表像人一样,待在这种环境里,久而久之,就蒙上了水汽;看,这几天放晴了,空气干燥,水汽自然就消失了。不知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总之,以后我戴表时更加细心了。
正因为有这么浓郁的上海牌手表的情结,1986年回上海的时候,我格外留神上海牌手表的动向。
这一年,上海牌手表不负众望,获得了中国手表工业史上的最高质量奖——国家银质奖。
然而,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千千万万只石英表涌进了中国市场,其中还夹杂着数也数不清的假表。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表也从那时起一拥而入,不但有比上海牌资格老的梅花、西铁城、欧米茄、浪琴、英纳格、劳力士手表,而且比这些老牌手表更高档的帝舵、江诗丹顿、百达翡丽等也出现在奢侈品商店里。上海牌手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向大众为主的上海牌手表,还能再次腾飞吗?
今年,上海牌手表诞生已经整整六十年了。我高兴地注意到,上海牌手表已经有了陀飞轮系列、计时码表系列、露摆系列,品种和款式更是超过了一百种。在时代的起跑线上,我祝愿上海牌手表能创造出更多更新的辉煌,向世界名表行列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