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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伟大的天才，其萌芽每见于幼年时期，但亦须有启发导引之人，知所爱护，不使它中途摧折，才能欣欣向荣，开灿烂无比的花，结硕大无朋的果。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概由于环境或教育违背了自然，不能遂其发展的缘故。章先生从小聪慧，读书多悟，内心所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发芽最早，愤满洲统治之虐，明《春秋》夷夏之防，而又有外祖朱有虔及时启导。在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外祖就把蒋氏《东华录》中曾静案讲给他听，并且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
先生便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
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先生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参阅朱希祖所记《本师章太炎先生口述少年事迹》）
章先生的民族主义伏根之早如此！年十三四，就能够读《东华录》，年二十就读全祖望文，于郑成功事，愤然欲与满清拼命。
可是返观当时一般的情形，大不相同。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如康有为（《章先生痛驳康氏》见第七节）、如杨度便是。杨度曾做了一篇《金铁主义说》，反对民族主义，其大意略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先生本其卓识，发为鸿之，痛斥杨氏之有三惑最足以看出先生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其言曰：
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反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因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画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蕃，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按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诛。狄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夫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杀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太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已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稍同化于我矣，奚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
（《文录·别录卷》卷一《中华民国解》）
此外，如《检论》中之《序种姓》上、下二篇，如《清建国别记》，都是辨章族类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