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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赫伯特·麦考利打电话给我：“你好，我听多萝西说起才知道你回来了。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我吵醒你了吗？”

“是啊，”我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过来吃午饭，我酒还没全醒，不想跑太远……好，那就一点钟。”我跟出门洗头回来的诺拉喝了一杯，冲过澡又来了一杯。这时电话再度响起，我已经觉得好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麦考利先生在这儿吗？”

“还没到。”

“很抱歉打扰您。麻烦您请他一到就立刻打电话回办公室好吗？有重要的事。”我答应照办。

大约十分钟后，麦考利来了。他是个大块头，鬈发、面色红润，像我一样四十一岁，算是这把年纪里的帅哥，不过看起来比我年轻。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律师，我以前住纽约时替他办过几个案子，一直合作愉快。我们握了手，又彼此拍拍后背，他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回答“很好”，又反问他。他也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打电话回办公室。

他打完电话后皱着眉回来。“维南特回城里了，”他说，“要我去见他。”

我倒好饮料端过来。“那么，午饭也可以——”

“让他等吧。”他说，从我手里拿走一个玻璃杯。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古怪？”

“那可不是开玩笑。”麦考利严肃地说，“你听说了一九二九年他在疗养院住过将近一年吗？”

“没听说。”

他点点头坐下，在椅子旁的茶几上放下杯子，朝我靠近了一点，说道：“查尔斯，咪咪打的是什么主意？”

“咪咪？哦，他太太——应该说前妻。不清楚啊，她在打什么主意吗？”

“她向来如此。”他淡淡地说，然后又慢吞吞地开口，“我以为你知道。”

原来如此。我说：“麦考利，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已经六年没当侦探了。”他瞪着我。“那时候，”我向他保证，“我刚结婚一年，我岳父过世，留给我太太一个木材厂、一条窄轨铁路，还有些其他东西，于是我辞了侦探所的活儿去打理它们。反正我不会替咪咪·维南特、咪咪·乔根森或者那个随便现在姓什么的女人工作的——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也从没喜欢过她。”

“哦，我并不是觉得你——”麦考利停下来，含混地比了个手势，拿起酒杯啜了一口，说，“我正想不通呢。三天前，也就是星期二，咪咪打电话给我，想找维南特。昨天多萝西也打来，说是你叫她打的，然后跑来找我。我以为你还在当侦探，所以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她们没告诉你吗？”

“当然说了——念在旧日情分上想见见他，说这对她们意义重大。”

“你们律师就是疑神疑鬼。”我说，“说不定她们是真的想念他，以及他的钞票。你有什么好头疼的？维南特躲起来不见人吗？”

麦考利耸耸肩，说道：“我和你知道的一样多。十月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他又喝了口酒，“你会在城里待多久？”

“待到新年过后。”我告诉他，然后去打客房服务的订餐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