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赫伯特·麦考利打电话给我:“你好,我听多萝西说起才知道你回来了。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我吵醒你了吗?”
“是啊,”我说,“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过来吃午饭,我酒还没全醒,不想跑太远……好,那就一点钟。”我跟出门洗头回来的诺拉喝了一杯,冲过澡又来了一杯。这时电话再度响起,我已经觉得好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麦考利先生在这儿吗?”
“还没到。”
“很抱歉打扰您。麻烦您请他一到就立刻打电话回办公室好吗?有重要的事。”我答应照办。
大约十分钟后,麦考利来了。他是个大块头,鬈发、面色红润,像我一样四十一岁,算是这把年纪里的帅哥,不过看起来比我年轻。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律师,我以前住纽约时替他办过几个案子,一直合作愉快。我们握了手,又彼此拍拍后背,他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回答“很好”,又反问他。他也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打电话回办公室。
他打完电话后皱着眉回来。“维南特回城里了,”他说,“要我去见他。”
我倒好饮料端过来。“那么,午饭也可以——”
“让他等吧。”他说,从我手里拿走一个玻璃杯。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古怪?”
“那可不是开玩笑。”麦考利严肃地说,“你听说了一九二九年他在疗养院住过将近一年吗?”
“没听说。”
他点点头坐下,在椅子旁的茶几上放下杯子,朝我靠近了一点,说道:“查尔斯,咪咪打的是什么主意?”
“咪咪?哦,他太太——应该说前妻。不清楚啊,她在打什么主意吗?”
“她向来如此。”他淡淡地说,然后又慢吞吞地开口,“我以为你知道。”
原来如此。我说:“麦考利,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已经六年没当侦探了。”他瞪着我。“那时候,”我向他保证,“我刚结婚一年,我岳父过世,留给我太太一个木材厂、一条窄轨铁路,还有些其他东西,于是我辞了侦探所的活儿去打理它们。反正我不会替咪咪·维南特、咪咪·乔根森或者那个随便现在姓什么的女人工作的——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我也从没喜欢过她。”
“哦,我并不是觉得你——”麦考利停下来,含混地比了个手势,拿起酒杯啜了一口,说,“我正想不通呢。三天前,也就是星期二,咪咪打电话给我,想找维南特。昨天多萝西也打来,说是你叫她打的,然后跑来找我。我以为你还在当侦探,所以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她们没告诉你吗?”
“当然说了——念在旧日情分上想见见他,说这对她们意义重大。”
“你们律师就是疑神疑鬼。”我说,“说不定她们是真的想念他,以及他的钞票。你有什么好头疼的?维南特躲起来不见人吗?”
麦考利耸耸肩,说道:“我和你知道的一样多。十月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他又喝了口酒,“你会在城里待多久?”
“待到新年过后。”我告诉他,然后去打客房服务的订餐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