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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对自己在沃尔夫—维南特—乔根森这桩麻烦事里扮演什么角色、做了些什么已经清楚了，那就是：什么角色都不是、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次日清晨四点回家途中，当我们在鲁本餐厅里喝咖啡时，诺拉翻开报纸，发现花絮栏里的一行报道：“前全美侦探社王牌侦探尼克·查尔斯从西海岸抵达本市，侦查朱莉娅·沃尔夫谋杀案疑点。”然后过了六个多小时，诺拉把我从床上摇醒。我睁开眼坐起身，一个持枪男子正站在卧室门口。

他是个又黑又胖的年轻人，中等身材，下巴很宽，双眼间距很窄；头上戴着黑色圆顶窄边礼帽，穿着贴身的黑色大衣、黑色西装、黑色鞋子，全身行头看起来就像是刚在十五分钟内添置齐的。那把笨重的黑枪是点三八口径自动式手枪，安然握在他手上，没指着谁。诺拉说：“他骗我让他进来，尼克。他说他得——”

“我得跟你谈谈。”持枪男子说道，“仅此而已，非谈不可。”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此时我才眨眨眼，勉强打起精神，朝诺拉看去。她非常激动，不过显然并不害怕，表情就像看着她押注的赛马以一鼻之差冲向终点。

我说：“好，谈吧，不过能不能把枪收起来？我太太无所谓，可我怀孕了，我不希望以后小孩生出来——”

他扯了扯下唇笑了，说道：“不必费神向我证明你是条汉子。我听说过你。”他把枪放进大衣口袋，“我是谢普·莫雷利。”

“闻所未闻。”我说道。

他朝房里跨了一步，连连摇头。“朱莉娅不是我杀的。”

“也许吧，不过你找错地方了。这可不关我的事。”

“我已经三个月没见过她，”他说，“我们一刀两断了。”

“这话去对警方说。”

“我没有任何理由伤害她，我跟她一直相处愉快。”

“太好了。”我说，“只不过你找错门路了。”

“听我说。”他又往床这儿靠近了一步，“斯达西·伯克说你以前还不错，所以我才来的。你——”

“斯达西怎么样？”我问道，“从他一九二三还是二四年去坐牢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他还不错，想跟你碰个面。他在西四十九街开了家酒吧，叫生铁俱乐部。不过先谈正事，警方会把我怎么样？他们真以为是我干的？或者只不过想把罪名强加在我身上？”

我摇摇头。“我知道的话就告诉你了。别让报纸给骗了，这事儿我没插手。去问警方吧。”

“太棒了。”他又扯了扯下唇笑了，“那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了不起的事。我曾经和一个警长吵架，让他在医院待了三个星期。条子正等着我自投罗网呢，他们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棒子。”他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我老老实实地来找你说话。斯达西说你老实得很，所以你就老实一点吧。”

“我已经很老实了，”我向他保证，“要是我知道些什么的话，我会——”

有人敲走廊的门，敲了三下，声音尖锐。敲门声还未停歇，莫雷利已经把枪握在手上。他的目光似乎一瞬间扫遍所有方向，一声金属般冷酷的咆哮从胸膛里窜出来：“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在床上坐高一点，向他手上的枪点点头，“是那家伙惹来的。”枪直直地指着我的胸膛。我听到血液在耳朵里奔腾，感到嘴唇肿胀。我对他说：“这里没有火灾逃生口。”我左手伸向诺拉，她就远远坐在床边。

敲门声再度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开门，警察。”

莫雷利的下唇包住上唇，眼眶泛白。“你这狗娘养的。”他缓缓地说，几乎像对我说抱歉一样。然后他微微移动双脚，轻触地板。

一把钥匙在试着外面的门锁。我左手拍向诺拉，把她猛推到房间另一头，右手向着莫雷利那把枪抛出一个枕头。枕头似乎毫无重量，轻轻飘起，像一张卫生纸。那一瞬间，全世界不会有比莫雷利的枪走火更响的声音了。我抓到他一只脚踝，滚过去压住他。他则用枪敲我的后背，直到我空出一只手来痛揍他的身体。

一群人涌进来，把我们拉开。

我们又花了五分钟才让诺拉回过神来。

她捂着脸颊坐起身，环视整个房间，目光停留在莫雷利身上。他一只手腕被铐住，两边各站着一名警探。莫雷利的脸惨不忍睹：警察好像为了取乐已经将他狠狠揍了一顿。诺拉瞪着我。“你个该死的大笨蛋。”她说，“你不用把我打昏过去。我知道你能制住他，我就想亲眼瞧瞧。”

一个警察笑起来。“上帝啊，”他赞叹道，“好一位女中豪杰。”

诺拉对他笑了笑，站起来，目光转向我后，笑容便消失了。“尼克，你——”

我说这没什么，说着拉开身上仅有的睡衣。莫雷利的子弹划出一条伤痕，在我左乳下方有个大约四英寸长的伤口。大量的血正不断涌出，还好伤口不深。

莫雷利说：“狗屎运。差个一两英寸就大不相同了。”很欣赏诺拉的那个警察——一个浅褐色肤色的大块头，四十八或五十岁，穿一套不怎么合身的灰西装——往莫雷利嘴上抽了一巴掌。

诺曼底旅馆的经理凯塞说他去找医生，便走向电话。诺拉冲到浴室拿了毛巾。

我用一条毛巾盖住伤口，躺在床上。“我没事。别小题大做，等医生来就好。你们这帮人搞什么突袭？”

赏了莫雷利一嘴巴的那个警察说：“我们碰巧听说维南特一家，还有他的律师与各色人等常在这里碰面，觉得最好留神盯着这儿，以防万一维南特出现。今早负责在这儿盯梢的老兄看到这家伙鬼鬼祟祟地跑进来，就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马上找了凯塞先生上来。你可真走运。”

“是啊，确实走运，运气再好点儿，说不定就不必挨枪子儿了。”

他疑惑地打量我，浅灰的眼睛水汪汪的。“这家伙是你的朋友？”

“从没见过。”

“他来找你干什么？”

“想告诉我他没杀害沃尔夫小姐。”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一点儿关系。”

“他以为跟你有什么关系？”

“问他吧，我不知道。”

“可我在问你话。”

“继续问吧。”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愿意做证控告他向你开枪吗？”

“又一个我现在没法回答的问题。说不定那是个意外。”

“好吧，我们有的是时间。看来我们要问你的问题可比原先预想的要多。”他转向另一个同伴——总共来了四个警察：“仔细搜搜。”

“没有搜查令可不行。”我告诉他。

“随你怎么讲。动手吧，安迪。”他们开始动手搜查。

医生进来了，是个脸色惨白、患有鼻炎的小个子，在我身边又是咳嗽又是吸鼻子，不过总算帮我止了血，上了绷带，告诉我只要静躺几天就无恙了。没人跟医生说话，警察也不让他碰莫雷利。他离开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更苍白，更茫然了。

那个浅褐色大块头从客厅回来，一手放在身后，等医生走后才问我：“你有持枪执照吗？”

“没有。”

“那你拿这东西干什么？”他从身后拿出那把我从多萝西那儿取来的手枪。

我无言以对。

“你听过《苏利文法案》吗？”他问。

“听过。”

“那你该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这是你的枪？”

“不是。”

“那是谁的？”

“我得想想。”

他把枪放进口袋，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听好，查尔斯先生，”他说，“看来我们两个都用错方法了。我不想为难你，相信你也不愿为难我。你身上的那个洞已经让你不好受，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打扰你，先让你休息一下。等你休息够了，兴许我们可以合作一把，做点儿该做的事。”

“谢了，”我真心诚意地说，“我们来请大家喝杯酒吧。”

诺拉说：“没问题。”然后从床边站起来。

浅褐色大块头看着她走出房间，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天啊，先生，你可真幸运。”他突然伸出手，“敝姓基尔德。约翰·基尔德。”

“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我们握了手。

诺拉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头有一个虹吸苏打水瓶、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几个杯子。她想给莫雷利倒一杯酒，但基尔德阻止了她。“查尔斯太太，你真是太好心了，不过除非有来自医生的处方，否则给犯人酒精或药物都是违法的。”他看着我，“是这样没错吧？”我说没错。其他人都喝了。

不久基尔德放下空杯子站起来。“我得带走这把枪。不过别担心，等你好一点，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好谈谈。”他握住诺拉的手，笨拙地弯腰鞠了一躬：“希望您别介意我稍早时候说的话，那是因为——”

只要愿意，诺拉可以笑得很甜，此时她露出一个最甜美的笑容。“介意？我喜欢这个说法。”

她把警察和莫雷利送走。凯塞几分钟前就已经走了。

“他人真好。”她从门口回来时说，“很痛吗？”

“不痛。”

“都是我的错，对不对？”

“胡说。再给我一杯吧。”

她替我倒了一杯。“今天不会让你喝太多。”

“不会喝太多的。”我保证，“我想吃一点烟熏鲑鱼当早餐。我们的麻烦好像暂时结束了，你可以叫旅馆加强一下警卫。叫接线生不要接电话进来，说不定会有记者打来。”

“你打算如何跟警方解释多萝西的那把手枪？总得说点什么，不是吗？”

“我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实告诉我，尼克，我是不是太蠢了？”

我摇摇头。“蠢得刚刚好。”

她笑着嗔道：“你这个希腊浑蛋。”然后走出去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