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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只是部分原因，”我说，“还有别的。我想念破门而入的感觉。有时候我会忘了我究竟有多想念，可是只要有什么事让我感到焦虑，呃，这个惯偷可就会立刻想念起这种感觉来。”

“你想念的是什么，伯尼？”

“刺激感。我一进别人家就会亢奋起来，其他任何体验都无法与之相比。你搔搔门锁，挑逗着把它打开，然后转动门把，溜进半掩的门，最后终于登堂入室，那感觉就像在尝试别人的生活。你成了金发姑娘，坐遍所有椅子，睡遍所有的床。你知道，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三只熊为什么要大发脾气？家里来了一个这么可爱的金发小女孩，睡得像只小绵羊。我还想着它们也许会收养她呢，可它们个个气得发疯。我真搞不懂。”

“呃，她没有尽到做客之道，伯尼。她吃了它们的食物，记得吧？还压坏了熊宝宝的椅子。”

“不就一碗难喝的粥嘛，”我说，“而且她喝粥的时机还真不赖，记得吧？如果等到小熊回家，小麦粥就太凉了，熊妈妈的粥也一样。还有，既然你提起来了，我得说说那把椅子。我一直在想，那是一把什么样的椅子？能撑得住熊宝宝的重量，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坐上去它却垮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瘦弱的小姑娘，伯尼？也许她胖得像猪。你看她是怎么一头扎进粥里的。”

“我看过的插图从没有一幅把她画得像猪。要我说，是椅子出了毛病。当时不管谁坐上去，它都会散架。”

“所以你是这样理解《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对吗？椅子有问题？”

“肯定是。”

“这倒是一个全新的解释，”她说，“我喜欢。照这么说，她还可以告人家刻意疏忽呢。”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她的确可以提出申诉。”

“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一路跑回家。她想在律师下班以前打电话过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伯尼。你证明了你的论点。”

“什么论点？”

“你的灵魂里还有贼的特质。除了天生的贼，谁会这样解读这个故事？”

“刻意疏忽可是你想出来的，”我说，“而且只有天生的律师才会——”

“小心你的嘴，伯尼。”

“重要的是，”我说，“总的来说我很诚实。顾客忘了拿找零我会把他们叫回来，服务员忘了算甜点的费用我会提醒他。”

“这我亲眼见过，”她说，“总觉得莫名其妙。要是公共电话多找了二十五美分你会怎么做？换成邮票寄过去？”

“不，我会留着。不过我从不在商店顺手牵羊，还按时缴税。只有入室洗劫的时候我才是个真正的罪犯。所以我不是天生爱偷，不过我想你说得没错，我看我是天生的贼，就爱闯空门。‘天生的贼’，这个文身对我太合适了。”

“别文身，伯尼。”

“嘿，别担心，”我说，“我还没醉到那个程度。”

“你绝对醉了，”她说，“但不要文身。”

说实话，我根本没醉。我们坐在汤姆森街上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相当不错的意大利餐馆里，在华盛顿广场以南两个街口。我们放弃了印度菜和泰国菜，因为我觉得我的胃无法消受——至少在卡洛琳谎称我肚子疼之后不行。（当然，墨西哥菜就根本不用考虑了。）从“饶舌酒鬼”一路过来，新鲜空气让我清醒了许多，再加上一大盘茄汁大蒜肉酱意面、两杯浓缩咖啡，目前我已经非常接近正常状态了。

九点十七分时，卡洛琳用手在空中比画着招来服务员。我知道时间是因为当时我瞄了一眼手表。“还早，”我告诉她，“你还要杯浓缩的吗？”

“刚才那杯我都不想喝，”她说，“算了，我想回家，检查猫咪喂邮件。”

“检查猫咪喂邮件？”

“我是这样说的吗？呃，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管他是什么，反正我要去做。该回家休息了。”

“我懂你意思，”我说，“我再打个电话就走。”

“别，伯尼。”

“嗯？”

“如果你是想找耐心女士的话就不必了。我已经帮你取消了，记得吗？”

“历历在目。我不是要打给她，不过就算是也没什么吧？”

“别打。”

“原先忽然到来的各种疼痛，一眨眼又全好了，奇迹般复原。你觉得这主意不好，嗯？”

“听我的没错。”

“我想你是对的。她可能认为我根本就没生病，说不定还约了别的女人。其实，她这么想也没错，对吧？”

我起身从服务员身边走过——他正在跟一堆数字较劲——然后拿起电话。我回到桌子边时，卡洛琳正对着账单皱眉。“我看应该没错，”她说，“瞧这笔迹，这人应该去当医生。”我们付了各自的账，她问我电话打了没。“因为你去打电话的时间并不长。”她说。

“没人在家。”

“哦。”

“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拿回来了，我可没多拿，没有出现两难的道德困境。”

“很好，”她说，“我们都该回家休息了。”

我们往西走，穿过第六大道。在一条小街上经过一家安静的酒吧时，我提议进去再喝一杯。

“这种地方？我没进去过。”

“我也一样，也许还不错。”

她摇摇头。“我在门边探头看过，伯尼。里面全是穿着从廉价商店买来的长外套的老家伙，小心翼翼地隔着几张板凳坐着。我觉得他们是在看色情电影。”

“哦。”

“而且估计我们也进不去，伯尼。咱们都没进过戒酒中心，我觉得那是入场条件之一。”

“哦。那下一个拐角的那家店怎么样？受虐儿酒吧。”

“全是大学里的毛孩子。吵吵闹闹的，每个人都洒了满身的啤酒。”

“你可真难伺候，”我说，“这家太静，那家太吵。”

“我知道，我比金发姑娘还挑剔。”

“那里有部电话，”我说，“我再打一次。”我试了，没人接，而且这次我连硬币也没能取回来。我照例用手掌在电话侧面狠狠拍了几下，它还是紧紧咬住硬币不放。

“见鬼，”我说，“我讨厌这种事。”

“你打去哪儿了？”

“吉尔马丁家。”

“他们在戏院，伯尼。”

“我知道，要到十点三十八分才结束。”

“你还真做过研究，是吧？”

“呃，难度不大。那出戏我看过了，记得吧？所以我只要在落幕时看看手表就行。”

“那你干吗打过去？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伯尼？你说了不去他们公寓的，记得吧？”

我点点头，垂下眼睛看着人行道，好像指望能找到我的硬币一样。“所以我才打电话。”我说。

“我不明白。”

“只有等他们到家，”我说，“我才放得下心——才能避免冲动行事招来危险。而且只要我身边有人，一起吃个饭或者喝杯酒或咖啡，灾祸就不会上身。我早先跟耐心女士约会的原因就在于此。原想会跟她耗到他们看完戏回家，我也就可以踏实睡觉了。”

“除非好运上门。”

“只要我能安然度过今晚不犯案，别的好运我都不需要。我原想在书店打烊后喝上一杯可以确保安全，结果喝得有点过于安全了，还得麻烦你帮我取消约会。这一点我很感激，别误会，因为我那副德行没法见她，可是现在——”我看看手表，“还不到十点，那场戏得再过四十分钟才会结束，而且天知道他们之后还要干什么。如果他们去吃夜宵呢？说不定会再过好几个小时才回去。”

“可怜的家伙。”她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胳膊上，“你还真吓坏了，是吧？”

“我这是小题大做，”我说，“不过我确实有些焦虑。”

“那就陪我走回家吧，”她说，“你可以喝酒、喝咖啡、看电视。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每五分钟打个电话到吉尔马丁家，而且还用不着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如果他们回家很晚的话，你就在我家沙发上过夜。怎么样？”

“听来很棒，”我说，“感谢上帝你是个同性恋。”

“嗯？”

“因为像你这样的至交好友我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可如果你爱男人的话我们就会结婚，然后就会以悲剧收场。”

“通常是这样的，”她说，“走吧，伯尼。咱们回家。”

***

十二点差一刻时我第无数次拿起卡洛琳的电话——或者是无数个无数次？我戳戳重拨键，挂断前听了半打铃响。

“真奇怪，连个答录机都没有。”我说。

“也许他们有过，”她说，“后来有个贼闯进去偷走了。你准备睡觉了吗，伯尼？我这就打算上床了。”

“恐怕咖啡的效力发作了。”

“紧张焦虑，嗯？”

“有点。你睡吧，我自己在黑暗里坐坐就行。”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电视上：查理·罗斯正对着一个学问惊人、便秘严重、态度严肃的家伙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一边看电视，一边隔五分钟便攻击一次重拨键，第四或第五次时，终于有人接听了。是个男人。

“吉尔马丁先生？”

“是的，你是哪位？”

“哦，感谢上帝，”我说，“我都开始担心你了。”

“你是哪位？”

“一个完全为你利益着想的人。听着，你这会儿在家了，这很重要。演出怎么样？”

电话里传来用力吸气的声音。然后他说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我的表是十二点过九分，不过最近快了一分钟左右。喂，轻松点，马丁。我只是想祝你和埃德娜万事如意。现在你上床休息去，好吗？”

我挂上话筒，扭头看见卡洛琳正对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好吧，我是得意忘形了，”我说，“跟马丁开了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呃，我看他欠我一份情。我为了让他家避免今晚被闯空门耗费了多少心神！”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要走了吗，伯尼？其实不用，你可以留下过夜。”

我考虑了一下。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如果留在卡洛琳在西村的公寓过夜，明早可以步行去上班。不过我还是决定早上应该换上干净的衣服，还有今晚我要睡自己的床。

致命的决定。

几名醉酒的游客在哈得孙街抢先我一步跳上了一辆出租车，这时我做了第二个致命的决定。见鬼！我不坐车了！我决定到谢里丹广场去搭地铁。我坐到上城七十二街，买了份最新的《纽约时报》，站在路边等着绿灯亮起，好走回家看报。

“抱歉……”

我转向那声音，眼前是个身材窈窕、留着暗色头发、长着心形脸蛋的女人。她五官均匀小巧，肤色柔嫩得像洗面乳广告，穿着深色上班套装，戴一顶红色贝雷帽。她很漂亮，而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她是在帮都会卖花筹款的话，我会大失所望的。

“我实在不想打扰你，”她说，“可你就住这附近，对吧？”

“对。”

“我想也是。你看上去很面熟，我肯定在这附近见过你。说来可笑，我刚才下了公共汽车往家走，感觉有人跟踪。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像演肥皂剧，可这感觉没错。而且我住得很近，叫出租车好像没必要，再说……”

“我陪你走回家好吗？”

“你愿意吗？除非完全不顺路。我住七十四街和西端大道交会口。”

“我也住西端大道。”

“哦，太好了！”

“在七十一街。”

“哦，”她说，“那你就得特意多走两个路口送我，再走两个路口回家。多走四个路口。不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当然可以。别人要我做的常常还远不止这些呢。”

“你确定？有出租车来了。要不我们坐吧？”

“就两个路口？还是节约点吧。”

“呃，你陪我走到西端大道就行了，”她说，“然后我只要自己走过那两个路口，而且——”

“别再说了，”我说，“我一直陪你走到家。真的没关系。”

致命啊，致命。

她告诉我，通常她不会这么晚回家。今晚有课，下课比平时晚了点，之后又跟几个同学出去喝咖啡，大家聊天聊得忘了时间。

我问她都聊些什么。

“什么都聊，”她说，“开始是谈到我们早先排过的一场戏，之后又说起体验派表演法的种种道德问题，然后，呃，从一个话题岔到另一个话题，没完没了。”

通常都是这样。“你是演员。”

“嗯，是修表演课，”她说，“也许算是演员吧，不过现在说这个还太早。这就是我上这个课的原因。我想知道答案。”

“而与此同时——”

“我是律师。只是这样说也不太贴切。我其实是律师助理，目前在攻读法律专业准备当律师。每周一三五到曼哈顿法学院上课。”

“星期四上表演课？”

“星期二和星期四。”

“白天你做律师助理？”

“对，一星期五天，朝九晚五，在哈伯与克罗威尔事务所。不过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要我周六也去，我也几乎都到。你或许觉得我的时间表实在排得太满了，没错，可我喜欢这样——至少现在如此。这阵子几乎没什么空余时间，不过我很愿意这样。我知道这些都是私事，而且人们通常也不会跟陌生人谈自己的事。不过我有点害羞，也许该说是有点怕生，再说反正你也不算陌生人，因为你就住在这一带。再说这里是西端大道，如果你没有绅士风度的话我们早就各走各的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可话说回来你哪有机会开口，对吧？都是我在不停地讲。我叫格温多林·库珀，你是……”

“伯尼·罗登巴尔。”

“伯纳德的昵称。不过大家都叫你伯尼？”

“通常是这样。”

“格温多林就有好几种选择了。我可以叫作格温、温蒂或者就叫琳。”

“或者多尔。”

“多尔？哦，第三个字。多尔·库珀。或者朵莉，不过不行，真的不行。多尔·库珀。你能想象这名字出现在戏单上吗？”

“总比出现在法学学士文凭上要容易想象。”

“哦，恐怕那上头得写‘格温多林·比阿特丽丝·库珀’才行——假如我能坚持到那时候的话。多尔·库珀。你知道吗？我喜欢这个名字。”

“它是你的了。”

“对，我就是多尔。你做什么职业，伯尼？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

“我卖书。”

“就像多尔顿或者沃顿书店那样吗？”

“不，我自己开店。”我告诉了她店名和地址，这才发现她的最大幻想就是自己开一家二手书店。

“而且还开在格林尼治，”她说，“听来真是太完美了。你肯定很喜欢。”

“确实如此。”

“每天上班的路上，你嘴里一定都哼着歌。”

“呃——”

“要是我就会。啊，我就住这儿，有遮阳篷的那幢。你真要陪我走到门口？我原来还在想如今真正的绅士都到哪儿去了，看来他们在格林尼治卖书。”

门卫坐在一把折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本八卦杂志。他在看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暗示外星人和加州的彩票之间有某种关联。“嗨，艾迪。”她说。

“哦，你好呀。”他说，眼睛都没抬。

她扭过头，做了个翻白眼的动作，然后又扭头看着门卫。“艾迪，你知道纽金特夫妇什么时候回来吗？”这次他抬头了，一脸茫然。“纽金特夫妇，”她说，“住在9G的。”G是G点的G，我想着。她又说：“他们去欧洲了。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吗？”

“哦，这可问住我了，”他说，“你得问那几个值白班的。”

“我总是记不住，”她说，也许是对我说的，因为八卦杂志又占据了门卫的注意力，“我早上从这里出去的时候脑子一片茫然，只知道找地铁站。哦，天哪，看看现在的时间！明天早上我会比平时更茫然的。伯尼，你真是天使。”

“你是多尔。”

“我现在是了，这得谢谢你。”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然后踮起脚，吻了吻我的嘴角，便消失在大楼里。

然后我往南走了三个街口，朝我家的夜班门卫点了点头，也得到了个点头作为回报。自从发现我每次半开玩笑般地练习西班牙语的对象原来是阿塞拜疆人以后，我对门卫就没那么热情了。现在我通常只是点点头，他们也是一样，现在大家真正需要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这样了。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公寓，在黑暗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像是立在高台上准备跳水。

呃，至少我可以再朝边缘移一点，甚至把脚趾钩在上面。

我打开灯忙活起来。我脱掉脚上的富乐绅，套上一双旧跑鞋；然后从卧室柜子里的小夹层掏出一串像钥匙一样的工具——虽说不是钥匙，不过只要落到合适的人手上，它们完全可以发挥钥匙的作用，甚至更多。我把它们放进口袋，又塞了一支光束很细，并且照不远的手电筒。接着我来到厨房，在放塑料袋和铝箔的抽屉里找到一卷一次性塑胶手套，医生和牙医都喜欢用这个，更别提那些把拳头当成动词使用的人了。

我以前都用橡皮手套，把掌心部分划开以便透气。可是你得跟着时代前进。我撕下两只塑胶手套，塞进口袋。

我今天一直都穿着蓝色开领衬衫，外罩棒球夹克配上卡其裤。现在我加了条领带，再把棒球外套换成海军夹克，又从梳妆台抽屉里抓了副听诊器塞进夹克口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耳塞无意间稍稍露出来一点，只有敏锐的眼睛才能看到。

出门前我又花了一分钟查看白页电话簿里住户的号码。不过我没打。不能用我自己的电话拨号。

一点二十四分，我收拾妥当、志在必得，离开我住的大楼走向七十二街，然后多走一个街区来到我遇见多尔·库珀的路口。我往投币孔塞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拨了我刚才查到的号码。

四声铃响。然后是电脑合成的人声，请我留个口信给琼或者哈伦·纽金特。我挂上电话，迈上百老汇大道走向七十五街的韩国熟食店，买了满满两袋子东西。我专挑又轻又大的物品——三盒麦片、一条吐司，还有几卷纸巾。没必要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

出了商店后往左，走过一个街区回到西端大道，再次向左，走到七十四街转角处她住的那幢楼。还是同一个忠实的门卫。“嗨，艾迪。”我说。

这次他抬起头来。他看到一个穿着讲究的家伙，一整天都在忙着摘除脾脏，在享受短暂但应得的休息前要先完成最后一点家务琐事。他有没有注意到听诊器从我侧面的口袋探出头来？如果注意到的话，他知道那是什么吗？你和我都只能猜测。

“嗨，你好呀。”他说。

我轻松地过了他这关，上楼拜访纽金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