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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又是星期三，也还是五月。接近下午一点的时候，我在门上挂了暂时休息的牌子，告诉世上的爱书人我会在两点回来。十分钟后，我带着两人份的午餐来到了贵宾狗工厂。

我打开装午餐的容器，把食物放进盘子里，同时卡洛琳锁上店门，在窗上挂着“休息中”的牌子。她坐在我对面，审视着她的盘子。“看起来不错，”她说，然后嗅嗅，“闻起来也不坏。这是什么，伯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今日特餐。”我说。

“你连问都没问是什么？”

“我问了，”我说，“那家伙也回答了，可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结果你就点了这个。”

我点点头。“给我两份，”我说，“要糙米饭。”

“这是白米饭，伯尼。”

“我猜他们只有白米饭，”我说，“或者他没听懂我的话。他说的我半个字都没听懂，所以我又怎么能指望他听懂我讲的每句话呢？”

“说得好。”她拿起塑料叉子，然后改变主意，选了筷子，“不管是什么，吃起来还不错。你在哪儿买的，伯尼？”

“‘二人组’。”

“阿比让二人组？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非洲食物要用筷子了？而且我觉得这吃起来不像非洲食物嘛。”她又挑起一小口，送到嘴边时停住了，“何况，”她说，“他们的店倒闭了，不是吗？”

“两个星期前。”

“我也记得是这样。”

“昨天又开张了，换了新老板。现在不再是‘阿比让二人组’，而是‘金边二人组’了。”

“你再说一次，伯尼。”我照办了。“金边，”她说，“在哪儿啊？”

“柬埔寨。”

“那新店主还保留着旧招牌？”

“嗯，把‘阿比让’涂掉，改成了‘金边’。”

“一定很拥挤。”

的确，新招牌上“金边”几个字母挤成一团。“总比换个新招牌省钱。”我说。

“我想是吧。还记得以前是‘也门二人组’吗？再之前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的二人组，不过别问我是哪里。那地方一定风水不好，你不觉得吗？”

“肯定的。”

“我敢说，早在荷兰人拥有曼哈顿时，那里就有一家餐厅，名叫‘鹿特丹二人组’。”她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着，然后喝了一口布朗博士芹菜汽水。“不错，”她宣布，“我们在哥伦比亚圆环那边吃过柬埔寨食物，对不对？”

“吴哥锅，”我说，“百老汇大道和第一二一街或第一二四街交叉口那儿，就在那附近。”

“我觉得这家比较好吃，而且天哪，真是方便多了。我希望他们的生意能做下去。”

“我不敢指望。过几个月，搞不好那儿就成了‘喀布尔二人组’了。”

“真惨，不过至少招牌上的位置还比较合适。你这芹菜汽水是在二人组那儿买的吗？”

“不是，是在一家熟食店买的。”

“因为配着柬埔寨食物很棒，不是吗？”

“好像天生就是配这菜的。”

我们又吃了些今日特餐，喝了些芹菜汽水。然后她说：“伯尼，你们昨天看了什么？”

“《愤怒的二十年代》。”我说。

“又看了一遍？你们星期一晚上不是看过了吗？”

“你说得太对了，”我说，“我把这些片名都搞混了。”我合上双眼想了一会儿。“是《冲突》。”我说。

“《冲突》？”

“还有《兄弟帮》。”

“我一个都没听过。”

“确实。几年前我可能在电视午夜节目里看过《冲突》，觉得有点熟悉。鲍嘉爱上了他老婆的妹妹亚丽克西斯·史密斯。他在一场车祸中伤了腿，可是假装自己已经痊愈，好谋杀他的太太。”

“伯尼——”

“西德尼·格林斯特林特演的心理医生设了个陷阱抓住了他。看，就是这样……你不介意吧？”

“不是很介意。”

“《兄弟帮》非常有趣，主角是爱德华·鲁宾逊，他演一个黑帮老大，鲍嘉趁他在欧洲的时候接管了帮派。他回国后，鲍嘉的手下想谋杀他，结果他逃到修道院躲起来，以‘奥奇兄弟’的名字在那儿住下，照管花木。”

“看完电影呢，伯尼？你们跑到修道院躲起来了？”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你们去喝咖啡了，对吧？电影院那个街区往前走有个小店，喝了两杯意大利特浓咖啡。”

“对。”

“然后你回了家，伊洛娜去她要去的地方。我从没遇到过叫伊洛娜的人。事实上，我唯一听说过的伊洛娜是伊洛娜·梅西，如果不是为了玩字谜，我也不会知道这个名字。提示是：‘梅西小姐，五个字母。’她跟乌塔·哈根、乌娜·默克尔、依娜·贝林一样有个怪名字。”

“别忘了还有依玛·霍格。”

“我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你们两个看完电影后就分开了，对吧？”

我叹了口气。“对。”

“怎么了，伯尼？”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说，“这是九十年代，记得吗？约会变成全新的游戏了。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第一次约会就急着跳上床。慢慢来，要先彼此了解，然后——”

“伯尼，看着我。”

“我又没躲避你的眼睛。”

“你当然有，不过我不怪你。‘人们不会第一次约会就跳上床。’那你跟这位小姐约会多少次了？”

“几次。”

“十四次有吧？”

“不可能那么多。”

“两星期以来，你们每天晚上都出去。你已经看了二十八部亨弗莱·鲍嘉的电影。二十八部！而你们最亲密的肉体接触，也只是拿爆米花时不小心碰到对方的手。”

“不是这样的。”

“是吗？”

“有时我们看电影时会握着对方的手。”

“那我更有把握了。这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吗，伯尼？你们是灵魂伴侣，没有真正的肉体吸引力？”

“不，”我说，“相信我，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确定。”

“你是不是扮酷扮得过头了，等着她先采取行动？”

“不是，”我说，“第一天晚上，我提议去她家看看。其实心里除了想跟她吻别外，没有什么其他念头，但她拒绝了，自己叫了出租车，我也没坚持。我只是很高兴，省得我乘出租车穿越大半个纽约，然后再乘车回来了。”

“她住那儿？东区？”

“我想是吧。”

“你不知道她住在哪儿？”

“不完全清楚。”

“不完全清楚？”

“我说我住的地方只离牧歌剧院几个街区。她说我很幸运，她住得很远。”

“你没问在哪儿？”

“当然问了。”

“结果呢？”

“‘哦，很远的一段距离。’她说，然后她就转换了话题。那我该怎么办？给她来个交叉质询？何况她住在哪儿真有那么重要吗？”

“反正你也没机会去。”

我又叹了口气。“第三或第四次约会，我忘了是哪次，我提议请她来我住的公寓看看。‘改天吧，’她说，‘今天不行，伯尼尼。’”

“伯尼尼？”

“她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我痛恨被拒绝。”

“那有什么稀奇。”

“我是说，我真的受不了被拒绝。她讲得很客气、很体贴，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要求很愚蠢。”

“所以你就没再试了。”

“当然又试过，几天后我又问了一次，再度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星期六看完电影后，我说我讨厌夜晚就这样结束，于是我们就去散步。”

“然后呢？”

“我们沿百老汇大道走到八十六街，然后又沿着马路另一边往市中心走，偶尔停下来，来几个热情的拥抱。”

“拥抱和接吻？”

“拥抱和接吻。走到哥伦布圆环时，我们又相吻，然后她往后抽身，看着我的眼睛，叫我送她上出租车。”

“她不让你跟着上车？”

“‘咸在不荒便，伯尼尼。’”

“我不知道她的口音那么重。”

“当时她都热情得口齿不清了。”

“而她的热情促使她——”

“钻进出租车。”

“你看呢，伯尼？她是在挑逗你吗？”

“我想不是。”

“或是搭免费车，只想吊你胃口，看你能值多少。”

“那我一定值不了多少，”我说，“她自己花钱买票，出租车钱也自己付。”

“那看完电影的咖啡钱呢？”

“我们轮流请。”

“爆米花呢？”

“我买的。”

“好，答案揭晓了，她只是为了吃爆米花。或许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

“我马上就想到了，”我说，“然后我问自己，一个已婚女人怎么可能每天晚上偷溜出去四个小时？”

“她可以告诉丈夫说她在新学院上一个保温筒花边制作课。”

“一星期上七天？”

“谁知道？也许她根本什么也不必说，也许她丈夫在调频电台主持晚七点到午夜的谈话节目。‘好，各位听众，今晚的话题是：忠实的妻子和忠实的丈夫。赶快打电话进来吧！’”她皱皱眉，“问题是，她的行为对于一个已婚妇女来说有点反常，以往我犯傻交往的那些都只想上床。她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出现在公众场合，更别说在街角亲嘴了。”

“我不认为她已婚。”

“是吗，她的说法是什么？”

“不知道。她好像对谈论自己并不怎么热心。我们约会四五次之后，她才告诉我她是从哪里来的。”

“我记得，那阵子你最多只能把范围缩小到欧洲。”

“我不是没问过她，这问题又不会不礼貌，对不对？‘你来自哪里？’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要求看她的退税证明或听她的性爱史，对吧？”

“也许在安纳特鲁利亚是个敏感的话题。”

“也许。”

“你知道吗，伯尼，我从没听过安纳特鲁利亚。”

“嗯，别难过。大部分人都没听过，你知道，那地方以前从未建国，现在也没有。我听过，只是因为我小时候集邮。”

“那地方以前从未建国，现在也没有，可是却发行邮票？”

“大概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我说，“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很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维持了大约十五分钟，其中一些国家还发行邮票和临时货币，以增加信用。第一套安纳特鲁利亚邮票是一系列土耳其语的套印邮票，很罕见，可是又不值那么多钱，因为套印邮票通常很容易伪造。然后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出了一套真正的安纳特鲁利亚邮票，右上角有个小圈圈，邮票上是弗拉多斯一世的头像，同一套里每张邮票都有不同的图案，是在布达佩斯制版和印刷的。”

“慢着。布达佩斯位于安纳特鲁利亚？”

“不，位于匈牙利。”

“我也这么想。”

“那些邮票从未送到安纳特鲁利亚，”我解释道，“事实上，唯一曾经独立的安纳特鲁利亚政府，是个流亡政府，由一群分散在东欧的人联合组成。然后他们试图游说国际联盟，可是毫无成效。他们甚至把威尔逊总统放在他们的邮票上，希望能有好处。”

“为什么是威尔逊？他有亲戚在安纳特鲁利亚吗？”

“对一个追求自我认同的国家来说，他是个大人物。但那套邮票印出来时，美国总统成了哈定。我怀疑安纳特鲁利亚人有没有听过哈定，我很愿意打赌，哈定也没听过安纳特鲁利亚。”

“我也没听过。这地方到底在哪儿？”

“你知道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交界处吧？”

“大概吧。不过现在不再是南斯拉夫了，伯尼。现在是五个不同的国家。”

“嗯，其中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就是安纳特鲁利亚，另外也包含一部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总之，伊洛娜就出生在那儿，可是她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她在布达佩斯住了一两年，或是在布加勒斯特。”

“或许两个地方都住过。”

“或许。她也去过布拉格，以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

“以前？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哦，对了。你知道诡异之处在哪里吗？在欧洲决定成为一个大国家的同时，南斯拉夫决定自己要变成五个小国家。现在我们得说前南斯拉夫、前苏联，还有前捷克斯洛伐克了。就像‘前任乔的店’，你还记得‘前任乔的店’吗？”

“怎么会不记得。”

“哦对了，我们不喜欢他们的食物，对吧？我猜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没经营多久。在西四街和西十街的交叉口有个餐厅叫‘乔的店’，倒闭好几年了，店就空在那儿。”

“我知道。”

“然后呢，终于有一家新餐厅搬了进去，店名就叫‘前任乔的店’。现在这家店也关门了，事实上关门很久了，等到终于有人接管之后，他们的新店名要叫什么？‘前任的前任乔的店’？”

“或者‘安纳特鲁利亚二人组’。”

“我想任何事都有可能。你今晚会跟她碰面吗，伯尼？”

“会。”

“再去多看一些鲍嘉的电影？”

“嗯。”

“这个影展会持续多久？”

“还有十天或十二天吧。”

“开玩笑。”她瞪着我，“不会吧，那家伙拍过多少部电影？”

“七十五部，可是他们没法全部弄到。”

“真可惜。你们还要这样磨多久，伯尼？”

“不知道，”我说，“我还有点乐在其中。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我还想不透自己在干什么，然后整件事变成了另一个魔幻的世界，每天晚上我可以溜进去几个小时。”我耸耸肩。“毕竟，”我说，“那是鲍嘉呀。看他的电影永远充满乐趣，即使是一些从没听过的烂电影。而如果碰到我看过十几回的电影，唉，谁会对《卡萨布兰卡》和《马耳他之鹰》生厌？每多看一次就会愈发觉得好。”

“今天晚上的节目是什么？”

“《叛舰凯恩号》，”我说，“还有《摇晃你的小姐》。”

“我记得《叛舰凯恩号》。他在里头很棒，玩那些弹球。”

“我想应该是钢珠吧。”

“你说的应该没错。另一部怎么样，那个《摇晃你的同伴》？”

“是《摇晃你的小姐》。”

“我没听说过。”

“没人听说过，鲍嘉在里面演一个密苏里州的摔跤手经纪人。”

“你胡编的。”

“才不是呢，宣传单上说，里根在里头演一个小角色。”

“里根？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就是他。”

“哦，至少他只演个小角色。密苏里州摔跤，我敢说还有方块舞，不然片名为什么会叫《摇晃你的小姐》？”

“或许你是对的。”

“摔跤、方块舞和罗纳德·里根。伯尼，猜猜怎么着？我敢说你今晚要走运了。如果任何女人让一个男人陪她经历过这些，一定会奖赏他。”

“我不知道，卡洛琳。”

“我知道。”她说，“最好带上牙刷，伯尼，今晚会是你的幸运之夜。”

于是，在鲍嘉深具感染力地演出了奎格队长、以配角身份饰演巡回摔跤手经纪人艾德·海奇，在他的摔跤选手放弃事业娶了女铁匠、将余生消磨在打造马蹄铁之后，我们过街迅速喝了杯意式特浓咖啡，牵着手、交换长长的凝视。然后我们出来，我招了辆出租车，扶着门让她上车时，她投入我的怀抱，给了我一个吻。

“伯尼尼，”她喃喃说道，“跟我走。”

“跟你走？”

“跟我回家，现在。”

“哦。”我说。我正结结巴巴地准备胡编个什么借口脱身，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了这十五个夜晚看过的电影。“今天不行，亲爱的，”我慢条斯理地说，“恐怕我得申请延期再去了。”然后我轻吻她的唇，送她上车关上门，看着她驶离我。

好个幸运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