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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十点十五分，我把一位美女送上出租车，看着她乘车驶出我的生命，或至少可以说驶离我站立的地方。然后我走下人行道，替自己招了一辆出租车。

去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这么告诉司机。

这位司机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动物——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愤世而焦躁的家伙。“才五个街区，往北四个，再往左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搭出租车？”

因为赶时间，我心想。那两部电影的放映时间比我预料的稍稍长了一点，而且我闯别人家的空门前，得先回自己公寓一趟。

“我的两条腿不行了。”我说。可别问我为什么。

“这样啊？怎么回事？不是被车撞了吧？总之，希望撞你的不是出租车，如果是，希望不是我。”

“关节炎。”

“关节炎，怎么会？”他伸长脖子回头来看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有关节炎，那是老头子的病，那种老头子会跑去佛罗里达晒太阳，住拖车屋，玩沙壶球，投票给共和党。你这种年纪的人，要说滑雪摔断腿或者跑马拉松扭了筋，我还相信。可是关节炎！你哪儿来的呢？”

“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交叉口，”我说，“西北边的那个街口。”

“我知道你在哪儿下车，可关节炎是哪儿来的呢？家族遗传的吗？”

我是怎么卷入这个话题的？“这是创伤后遗症，”我说，“有年秋天我受了伤，从此就得了关节炎并发症。平常还好，偶尔才会发作。”

“真可怕，这样年纪轻轻的。那你怎么办？”

“也不能怎么办。”我说，“医生是这么说的。”

“医生！”他叫道，然后把这段车程剩下来的时间都用来告诉我医学界出了什么问题，简直巨细靡遗。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不在乎你，造成的伤害比治愈的还要多，而且收费高得惊人，如果你的病情没有好转，他们就怪到你身上。“然后等你被他们搞得瞎了眼、缺胳膊断腿，就只能告他们了。你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找律师！可这样结果更糟！”

这个话题伴随着我们，一路畅通开到七十一街和西端大道的西北角。我曾想过让他等我一下，反正上一趟楼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我还得再搭出租车去市区的另一端，可是我受够了——我斜瞥了一眼仪表板右边的执照——迈克思·费德勒。

我付了车钱，外加一块钱小费，然后迈克思和我都机械地微笑致意，然后互道晚安。为了逼真起见，我还想过要不要故意走得一跛一跛的，然后就决定见鬼去吧。我匆忙从门卫面前经过，走进公寓大厅。

上楼回到公寓，我迅速换衣服，脱掉卡其裤和马球衫，还有鼓舞人心的运动鞋（just do it！），换上衬衫领带、灰色宽松长裤、有防滑胶底的黑鞋，以及双排扣外套，上头每个黄铜扣子都有浮雕的锚形纹样。这些扣子——其实还有搭配成套的袖扣，可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是以前一个跟我交往过一阵子的女人送给我的。她遇到了一个男人，嫁给他，搬到芝加哥郊区去了，上次听到她的消息时，她已经快生第二个孩子了。她送我的外套比我们的关系更持久，扣子又比外套更持久，丢掉那件衣服时我特意找裁缝把扣子拆下来了。这些扣子可能会比现在这件外套还更持久，而且没准我离开人世时扣子还好好的，不过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想得太多为好。

我从前面的壁橱里拿出手提公文包，另一个壁橱在卧室，里头靠墙隐藏着一个暗格。警方来搜过我的公寓，还没有人发现我的小密洞。一个爱嗑药的年轻木匠替我做了这玩意儿，除了他和我，只有卡洛琳·凯瑟知道它在哪里、怎么开。要是哪天我突然离开了这个国家或这颗星球，里面藏的东西说不定会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整幢楼被拆掉为止。

我按了两个必须按的地方，移动了一块必须滑动的镶板，小暗格就展露了它的秘密。东西并不多，毕竟只有大约三立方英尺的空间，大致可以容纳我偷来的物品，直到我有时间脱手为止。但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偷东西了，而上回我弄来的东西，早已分给了几个比我更需要它的人。

我能说什么呢？我偷东西。理想的来说，现金最好，可是在这种信用卡和二十四小时自动提款机盛行的时代，要找现金是越来越难了。虽然还是有人出门会带大量现金，可是通常他们也会带其他东西，比如大批的非法毒品，更别说狙击型来复枪和受过攻击训练的斗牛犬了；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过我的，只要井水不犯河水，我就没意见。

我偷的大都是体积小的好东西。珠宝肯定包括在内；古董艺术品——玉雕、前哥伦比亚时期的雕像、拉里科牌的玻璃艺术品；业余收藏品——邮票、钱币，记得不久前还有过棒球卡；偶尔还会有张画；有一回——看在上帝的分上，再也不要了——是一件毛皮大衣。

我偷有钱人，动机不会比罗宾汉更高尚：因为穷人——上帝爱他们——没有东西值得偷。而且你会发现，我偷的这些值钱的小东西，并不是那种维持生命或灵魂所需的。我不偷心律调节器或人工呼吸器；我绝对不会把去偷的家里搬得一干二净；我不拿家具或电视机（不过我记得曾把一张小地毯卷起来带走）。简单地说，我偷的东西是那种你缺了也不会死的，而且是你很可能已经投了超过其价值的保险的东西。

那又怎样？我干的行当还是很堕落，而且应该受到谴责，这我也明白。我曾尝试过放弃，可是做不到，而且内心深处，我也不想放弃。因为我就是个小偷，小偷就是该偷东西。

不过这不是我唯一的身份和工作。我也同时是个书商，巴尼嘉书店的独资老板。这是一家二手书店，位于东十一街，就在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你可以在放袜子的那个抽屉紧里面找到我的护照——放这儿很蠢，相信我，小偷第一个翻的地方就是这里——上面登记的职业是书商。护照上有我的名字：伯纳德·格林姆斯·罗登巴尔，地址是西端大道，上面的照片堪称其貌不扬。

还有一张好些的照片在另一本护照上，就藏在壁橱后面的密洞里。在那上面我的名字是威廉·李·汤普森，职业是商人，住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市菲利普斯街五〇四号。护照看起来是真的，其实也算是；这本也是护照处颁发的，跟另外一本一样。我是亲自用出生证明去办的，那份出生证明也同样是真的，但是，可惜呀，不是我的。

我从没用过那本汤普森护照。这护照我已经办了七年了，再过三年就要到期了，即使到时候我还是没用过，我可能还是会拿去换本新的。没机会使用不会让我感到困扰，就像战斗机飞行员不会因为没机会使用降落伞而困扰。我知道如果需要，就有一本护照放在那里。

今晚看起来没机会用到这本护照，所以我没去动它。我也没动里面藏的现金，因为同样不需要。上次我数这笔钱时，大概只剩五千美元了，不算多。理想的状况是，我应该保持一笔两万五千美元的应急用现金，而且定期补满这个数目，可实际情况是我会闷头忙这忙那，等到发现时，这笔钱已经见底了。

开工的理由就更多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偷也不例外。我拿起一串凿子、探针，以及奇形怪状的金属条，放进裤子口袋里。又把我那支大小和形状像钢笔一样的手电筒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我不必藏着手电筒——遍布城里的五金行都有卖，而且有个手电筒也不犯法。不过带着小偷工具一定犯法，光是持有我的这点收藏品，就足以让物主去纽约州北部度个长假，而且还免费。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手电筒也放在一起，免得到时候忘了。

手套也一样。以前我习惯戴橡胶手套，就是洗碗戴的那种，我会把手掌的部分剪掉以便透气，可是现在有那种很棒的一次性手套，用后即弃，用塑胶薄膜制成，轻得像皮革，凉得像小黄瓜，而且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卷。我撕下两枚手套，把其他的放回去。

我关上夹层、壁橱，抓起公文包，出了公寓，锁上所有的锁。解释起来倒比实际去做更耗时间。我十点三十分到公寓，换衣服和整理装备之后再回到街上时，才十点四十五分。

走到门口时，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可以冲过去吹口哨叫住它。不过在这种夜晚，出租车应该不难叫。所以我打算慢慢来，用正常速度走上人行道，举起一只手，招了一辆出租车。

猜我遇到了谁。

“你刚才呢，”迈克思·费德勒说，“应该告诉我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等。你的腿现在怎么样了？还可以，对吧？”

“还可以。”我同意。

“真幸运，又碰到了你。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穿得这么正式，全身都换过。要去干什么？不介意我问问吧？赴约？我猜是个生意上的约会。”

“没错，就是谈生意。”

“嗯，你看起来不错，打扮得很精神。我们走穿过中央公园的那条路，好吗？”

“主意不坏。”

“刚刚让你下车后，”他说，“我告诉自己，迈克思呀，你是怎么搞的，有人得了关节炎，你居然没告诉他该怎么办。草药嘛！”

“草药？”

“你懂草药吗？中国草药，要找中医。曾经有个拄拐杖的女人上了我的车，要去唐人街。她不是中国人，不过她告诉我她去看的这个中医很厉害，说刚去看的时候，她根本连路都不能走！”

“真是惊人。”我说。

“等等，我还没开始讲呢！”于是当我们开进中央公园时，他开始讲起一个治疗的奇迹。一个女人有严重的偏头痛——一星期就痊愈了！一个男人有高血压——降回正常！带状疱疹、干癣、粉刺、肉疣——全都解决了！痔疮——不用开刀就能治愈！长期背痛——好了！

“治疗背痛用的是针灸，其他都用草药。每次看病只要二十八块，药也包括在内。他每星期看诊七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

他自己的白内障就医好了，他向我保证，现在他的视力比小时候还好。遇到一个红灯停下来时，他摘下眼镜转过头，用清澈的蓝眼睛瞥了我一眼。到了七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我已经发了几百张了，”他说，“我尽量介绍人去他那儿。相信我，我非常乐意这么做！”他指给我看名片的最后一行，他还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迈克思·费德勒，还有电话号码。“等你有好结果，”他说，“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是怎么治好的。行吧？”

“我会的，”我说，“一定。”然后我付了车钱和小费，一拐一拐地走进雨果·坎德莫斯住的那幢褐石建筑。

初次遇到雨果·坎德莫斯是在前一天的下午。当时我和平常一样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威尔·杜兰特如何谈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对于这两个民族，除了一首在人种学上颇为可疑的五言打油诗所提到的性癖好之外，我所知甚少。当时坎德莫斯是挤在我书店过道里的三名顾客之一，他正在诗集区静静地浏览。另一个老顾客是圣文森医院的一名医生，在旁边的过道找绝版侦探小说。她采用地毯式搜索，绝无遗漏，就像天花席卷平原印第安人似的。我的第三位顾客则是个过时的老嬉皮士，经过外面时看到橱窗里的拉菲兹。她进门后唔唔喵喵地叫着，经过拉菲兹身边还问它的名字，这会儿，她正在看艺术书的架子，把几本书挑出来放在一边。如果她最后把挑出来的书全买了，那些钱足够买一大堆“猫咪组合”牌的猫粮。

医生是第一个结账的，递给我六本“梅森探案集”，都是读书俱乐部的版本，其中两本很破旧。但她是个读者，不是收藏家，她给了我二十元，拿回了一些零钱。

“就在几年前，”她说，“这种书一本才一块钱。”

“我还记得连送都送不出去的时候，”我说，“而现在刚到货就会卖掉。”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们又对电视剧感兴趣了吗？我是偶然发现的——我讨厌那个电视剧，可我正开始看A.A.费尔的书，然后认定，天哪，这家伙还真能写，我们来看看他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作品什么样吧。结果很棒，节奏明快，又活泼，一点也不像那个电视垃圾。”

我们进行了一段愉快的对话，就是我买下这家书店时心中期望的那种。她离开之后，那个名叫麦琪·梅森的老嬉皮带着她挖到的宝物过来，写了一张两百二十八块三毛五的支票给我，是她买的十二本书价钱外加税的总数。“希望拉菲兹能从中抽到提成，”她说，“我经过这家店足有上百次了，今天看到它我才进来。这只猫真棒。”

的确，但热情洋溢的梅森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呢？“谢谢，”我说，“它工作也很认真。”

从她进来后它就没有移动位置，只是在她跟它咕哝时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我的讽刺是无心的——它现在工作就很认真，为巴尼嘉书店维持着一个完全没有老鼠的生态系统——不过反正她没听出来。她向我保证，她对工作中的猫满怀敬意，然后走出去，提着两个购物袋，笑得春风满面。

她刚走到门口，我的第三个顾客就走过来了，脸上带着一抹微笑。“拉菲兹，”他说，“给猫取这种名字真妙。”

“谢谢。”

“而且很适合。”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A.J.拉菲兹是一本书上的人物，而这只猫则是养在书店里，但仅仅这样，并没有让这个名字比昆奎格或艾若史密斯之类的更适合。不过A.J.拉菲兹同时是个绅士雅贼，一个业余的小偷，而我自己也是个小偷，虽然是职业的。

眼前这个家伙，一头白发、轻骨架、瘦得像根棍，穿着非常整洁，只是身上那套褐色人字呢的西装和深色方格图案的背心有点过时——他怎么会刚好知道这一切？

当然，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毕竟，我有所谓的犯罪前科。就算不是前科，也有别的说法。我很久没有被定过罪了，但每次偶尔被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几次——我的名字都上了报，当然不是以二手书商的身份。

就像斯卡莱特（另一个相当不错的猫的名字），我决定稍后再来细想这些，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他放在柜台的书上。那是一本很薄的小书，蓝布精装，是温索普·麦克沃斯·普雷德的诗选。我买下这家店时，这本书就是库存之一。我断断续续地读了里面绝大部分的诗——普雷德的韵律感和韵脚就算不是一流，也堪称名家——而且我喜欢有这种书为伴。从未有人对此书表示兴趣，我还以为自己会永远拥有它。

我输入十美元，找五块四毛一，再把我的老朋友普雷德装入一个褐色纸袋，心中有股莫名的悲痛。“看着这本书离去，我有种遗憾的感觉，”我承认道，“自我买下这家店起，这本书就在这儿了。”

“每天与这些珍爱的书为伍，”他说，“看着它们离开这儿你一定很难过。”

“这是做生意，”我说，“如果我不愿意卖，就不该把它放在书架上。”

“即使如此……”他说着，轻叹一声。他长着一张瘦脸，脸颊凹陷，白色的小胡子看起来完美得像是逐根修剪的。“罗登巴尔先生，”他说，狡猾的蓝眼珠探询着我的眼睛，“我只想告诉你两个词。埃博尔，克罗。”

若非他之前谈论过拉菲兹这个名字适当与否，我听了大概不会把这两个词当成名字，而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

“埃博尔·克罗，”我说，“我好几年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他以前是我的朋友，罗登巴尔先生。”

“也是我的朋友。您是——？”

“坎德莫斯，雨果·坎德莫斯。”

“很荣幸能遇到埃博尔的朋友。”

“是我的荣幸，罗登巴尔先生。”我们握了手，他的手掌干燥，握得很有力，“我不该浪费时间。我有件工作想找你做，你我双方都能得利。风险极小，获利潜力极大，但主要问题在于时间。”他瞥了一眼开着的门，“我们能不能私下谈谈，不受打扰……”

埃博尔·克罗是个销赃人，我所知道的这行里面最顶尖的，是个诚实得无懈可击的人，却身处一个难得有人懂得“诚实”二字含义的行业里。埃博尔是个集中营幸存者，吃甜食的胃口大得惊人，热爱斯宾诺莎的作品。我一有机会就跟埃博尔做生意，从没后悔过，直到有一天他在河滨路的自家公寓被杀，凶手是——哎，别提了。我看到凶手并未逍遥法外，感到些许安慰，但这并不能让埃博尔起死回生。

现在有个同是埃博尔朋友的人来找我，想跟我合作。

我关了门，上好锁，在窗上挂了“五分钟后回来”的牌子，领着雨果·坎德莫斯进入后面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