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上的告示说建议的捐献金额是两块五。“你可随意捐多或捐少,”上面还劝告道,“但一定要捐一点。”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当”的一声丢下一枚一角硬币。职员便开口告诉他关于建议的金额,不过这家伙没接受。
“你自己看看这张告示吧,小子。”他面带不悦地说,“你们这些害虫要拿这事来烦我多少次?好像这是你们自己的钱一样。他们没让你们从捐献里抽佣金吧?”
“还没。”
“喂,我是个艺术家。那一毛钱已经足以让我倾家荡产了。你们要不好好接受它,以后我就只捐一分钱。”
“哦,你不能这么做,特恩奎斯特先生。”那位职员促狭地说,“这会让我们的预算整个垮掉的。”
“你认识我?”
“每个人都认识你,特恩奎斯特先生。”一声沉重的叹息,“每个人都认识。”
他拿起特恩奎斯特先生的一毛钱,给了他一个用来别在衣领上的黄色小别针。特恩奎斯特转过身来,把别针别在他西装外套的前胸口袋上。外套是二手廉价店里买的,颜色是某种灰,跟他那条二手廉价店的长裤配在一起还算协调。他微笑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被烟熏得变色的牙齿。他的头发是生了锈的棕色,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则比较偏红,也多掺了几抹灰色,看上去有两三天没刮胡子了。
“自以为是的绣花枕头。”他忠告我们,“这些人全是这样。别听他们的屁话。要是艺术会被吓倒的话,就不是艺术了。”
他向前移动,我放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在柜台上,换来两个别针。“艺术家。”职员意味深长地说。他用手指点点另一个告示,上面说十六岁以下的儿童无论有没有大人陪同都不得入内。“我们应该修订一下我们的制度。”他说,“小孩、狗,还有艺术家一律不准进入。”
我比卡洛琳醒得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西七十二街的烈酒店去买一瓶加拿大俱乐部牌威士忌。我把酒带到赛德尔太太家,在门上敲了敲,确定没人应门之后自己进去,把那瓶酒拆封,将一盎司左右的酒倒进水槽,再盖上瓶盖把酒放回我前一天晚上找到那瓶酒的地方。我把自己送出门,在走廊上遇到了赫施太太,她的嘴角永远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我到她公寓里喝了杯咖啡。她煮的咖啡棒极了。我们谈起了地下室里的投币洗衣设备这个老话题。她对烘干机颇为恼火,因为不管上面的刻度如何,那些机器只有两种温度——“开”和“关”。我不满的是洗衣机,对付袜子像吃豆人 一样贪婪。关于我刚刚才从赛德尔太太家走出来的这件事,我们两个都没提起半句。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一边动手煮壶咖啡,一边听着卡洛琳在浴室里呕吐。她出来的时候脸色有点发青,抱着脑袋坐在沙发一角。我冲了个澡,刮了胡子,出来后看见她正沮丧地盯着一杯咖啡。我问她要不要阿司匹林,她说她不介意来几颗强效的泰诺,但我家没有。我吃了早饭,她没吃,我们都喝了咖啡,然后电话就响了。
一个不带口音的女人声音说道:“罗登巴尔先生?你跟你朋友谈过了吗?”
我想指出这个问题隐含着侮辱之意,这表示对方认为我只有一个朋友,认为我是那种朋友不可能超过一个的人,有一个就很走运了,而且这个朋友变聪明之后八成会弃我而去。
我说:“是的。”
“你准备好付赎金了吗?二十五万美元。”
“你不觉得这数目有一点高吗?我知道如今的通货膨胀实在可怕,我也了解缅甸猫的行情走俏供不应求,但是——”
“这钱你准备好了吗?”
“我家里尽量不放那么多现金。”
“你能弄到?”
电话铃一响卡洛琳就坐到我旁边来了。我一手按在她的胳膊上让她安心,一边对着电话说:“咱们就别再闹了,嗯?把猫送回来,我们就不追究,否则——”
否则什么?我要是知道我能有什么威胁就奇怪了。但卡洛琳没给我机会。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说:“伯尼——”
“我们会把猫杀了。”那女人说,音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带着口音。听起来的效果让人想起某种维也纳糕点广告和二战电影里某个似乎在德国有亲戚的家伙。
“咱们都冷静点。”我对她们两人说,“没必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不付赎金——”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么多钱。这个你们一定知道。现在你何不说说你们究竟要什么?”
对方停顿了一下。“叫你朋友回家去。”
“请你再说一遍?”
“她信箱里有东西。”
“好吧。我会跟她一起去,然后——”
“不行。”
“不行?”
“你留在原地。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但是——”
咔嗒一声。我坐在那里看着话筒,过了好几秒钟才挂上。我问卡洛琳有没有听到对方说什么。
“我零零碎碎听到几个字。”她说,“和昨晚是同一个人。至少我认为是。反正口音是一样的。”
“她讲到一半才改口的。我想她一开始是忘了,然后才想起来她应该装出一副有威胁性的口气。要不然就是她一兴奋就会脱口而出。我不喜欢让我们各自单独行动。她要你回你的公寓,我留在这里。我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
“嗯,谁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反正是要到市中心去的。十一点有客人要带一只雪纳瑞来。妈的,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对吧?我现在这脑子,实在没办法面对雪纳瑞。幸好是一只迷你雪纳瑞,要是在这种时候我还得洗一条巨型雪纳瑞,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路上回你公寓一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会抽时间的。反正我也得回去喂尤比。你觉得会不会——”
“怎么样?”
“会不会尤比也被他们带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要我回公寓的原因。”
“他们叫你去看信箱。”
“哦,天哪。”她说。
她离开后,我开始整理阿普林收集的那些邮票。我想这么做大概很冷血,因为阿齐命在旦夕,但即便如此它也还剩八条命,而我想的是尽快把阿普林的邮票处理得看不出原主。我把灯打开,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准备了邮票夹、一盒半透明玻璃纸封套,还有一本斯科特目录,然后把邮票从塑胶衬袋移到封套里,每次一组,再在封套上加注适当的说明。我没有浪费时间去估计价格。那是另外一项任务,可以回头再说。
我正埋头处理乔治五世时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高价邮票时,电话响了。“这个信箱到底有什么屁事?”卡洛琳质问道,“里面除了一张账单之外什么也没有。”
“尤比还好吗?”
“尤比没事。它看起来茫然若失,形单影只,而且它的心可能都快碎了,不过除此之外它还好。那个纳粹有没有再打电话?”
“还没有。也许她说的是你店里的信箱。”
“那里没有信箱。只有门上开了一条缝而已。”
“嗯,也许她搞错了。你去洗那只萨路基猎犬吧,等等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不是萨路基猎犬,是雪纳瑞,而且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会湿淋淋的一身狗味。你有他们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我说。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是那个神秘的女人。这次没口音了,也没有曲折离奇的遁词。她说我听,她讲完后我坐在那里想了一分钟,然后挠挠头又想了想。最后我把阿普林的邮票收起来,打电话给卡洛琳。
现在我们在画廊二楼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字不差地遵照那个来电者的指示,此刻站到了一幅看起来十分眼熟的画作前。
画旁的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青铜小牌子,标明了下列资料:
彼埃·蒙德里安,1872-1944。《色彩构图》,1942。油画,86×94cm。J.麦克伦登·巴洛夫妇捐赠。
我把尺寸记在我的随身小笔记本里。如果你还坚守传统,没学会用公制单位思考的话,这数字换算成美制单位大约等于三十五乘三十九英寸,高度比宽度长。背景是白色,不知是被时间还是画家本人加进了一点灰色调处理。黑色线条在画布上纵横交错,把画面分隔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好几块涂上了原色,两块红,两块蓝,还有长长窄窄的一条黄。
我跨近一步,卡洛琳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别把它调正,”她劝阻我,“这样挂就很好。”
“我只是想看仔细一点而已。”
“嗯,门口有个警卫,”她说,“他也在很仔细地看着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警卫。这事太疯狂了,伯尼。”
“我们只是在看画而已。”
“而且我们就只是看看,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弄一幅画出去,跟弄一个小孩进来一样不可能。”
“放松。”我说,“我们只是看看而已。”
我们置身的这幢建筑和我们面前的这幅画一样,曾经都是私人财产。多年前,它是矿业及运输业巨子雅各布·休利特在曼哈顿的住所,他在二十世纪初靠着压榨贫民飞黄腾达。他把他在麦迪逊大道和三十八街转角默里山的住宅捐赠给纽约市,条件是必须用作艺术博物馆,由休利特专为此所创设的基金会来监督管理。虽然他本人的收藏品占了馆藏的一大部分,但历年来也陆续购进或卖出一些画作。同时,由于该基金会享有免税待遇,因此偶尔也有人捐赠或遗赠画作,就像这幅由巴洛夫妇所赠的蒙德里安油画。
“进来的时候我注意过开放时间。”卡洛琳说,“工作日和星期六从九点半开到五点半。星期天从中午开到五点。”
“星期一不开放?”
“星期一整天不开放,星期二则一直开到九点。”
“大部分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星期一来的时候我总是能知道,因为我会心血来潮到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开门。”
“嗯。如果我们打算闯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在闭馆之后或者星期一动手。”
“这两者都不可能。他们的警卫是二十四小时执勤,而且防盗系统精彩得很,不是弄两根电线、哄哄它就可以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把画从墙上抓下来就跑?”
“行不通。还没跑到一楼,就会被逮住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
“祈祷和斋戒。”
“好极了。这家伙是谁?上面写的是什么,凡·杜斯堡 ?他和蒙德里安肯定一起上过两所不同的学校。”
我们踱到左边,站在一幅西奥·凡·杜斯堡的画作前。他的作品和蒙德里安的一样全都是直角和原色,但你不会把这两个画家搞混的。凡·杜斯堡的这幅画缺少了蒙德里安那幅画的空间感和平衡感。真奇怪,我想,一个人可以经年累月不曾见过任何一幅蒙德里安的画,然后又接连两天都亲眼观赏到一幅。在我看来更不寻常的是,休利特这幅蒙德里安和我在戈登·翁德东克家壁炉上方看见的那幅非常相似。如果我没记错,这两幅画的大小比例都差不多,一定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作品。我相信这两幅画如果挂在一起来看一定很不相同,但这种同时观赏的机会似乎很渺茫,而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翁德东克的那幅画被弄到了休利特的展览室里来,我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他讲得不对。当然,翁德东克那幅画有裱框,这幅则没有,以便显示画家如何在画布边缘继续他的几何设计。翁德东克那幅画的色块也许多了一倍,可能比较长或比较短、比较宽或比较窄。但——
但感觉上这仍然是个古怪的巧合。当然,巧合不见得一定有什么意义。之前我到贵宾狗工厂去接卡洛琳,我们一起坐出租车到休利特的宅邸,当时我并没有费神去看营业执照上司机的名字,但假设我看了,而那人又姓特恩奎斯特呢?那么,当职员说出那位衣着不体面的艺术家的名字时,我们也许会说真巧,在半小时内遇到两个姓特恩奎斯特的人。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不过——
我们在室内绕行,不时在某幅画前停下脚步,包括好几幅我毫不感兴趣的和一幅我非常喜欢的康定斯基 。这里有一幅阿尔普,翁德东克也有一幅阿尔普,但既然没有人叫我们偷一幅阿尔普的画,这一点也就没什么特别巧合的,或者说这个巧合也没什么奇怪的,或者说——
“伯尼?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猫忘掉?”
“你要怎么做到这一点?”
“不知道。如果我们不偷那幅画,你认为他们真的会对阿齐怎么样吗?”
“他们为什么要对它怎么样?”
“证明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啊。绑架者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绑架者是怎么样的。我认为他们撕票是为了不被指认出来,可一只缅甸猫怎么指认他们?但——”
“但谁知道那些疯子会怎么做?问题是,他们要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
“不一定完全不可能。”我说,“博物馆里总是有画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在意大利,博物馆窃贼的作业可以说是完全企业化了,就连在这里也每两个月就会在报上读到类似的案件。自然历史博物馆似乎隔一阵子就会遭到袭击。”
“那你是认为我们能弄到手?”
“我没这么说。”
“那——”
“真美,对不对?”
说话声让我转过身来,看见我们那位艺术家朋友,廉价二手店的外套上别着他那一毛钱的别针,龇牙咧嘴地笑着,露出了一口黄板牙。我们正再一次站在《色彩构图》前,特恩奎斯特看着画,眼神发亮。“老彼埃是不会被比下去的。”他说,“这王八蛋真能画。真有他的,嗯?”
“真有他的。”我表示赞同。
“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废物。破烂、渣滓,一言以蔽之,恕我直言,就是狗屁。很抱歉我说了粗话,小姐。”
“没关系。”卡洛琳要他放心。
“博物馆是艺术史的字纸篓。听起来像是谁的名言,对不对?其实是我自己编的。”
“听起来挺像回事的。”
“字纸篓就是垃圾桶的意思,英国人都这么说。但这些东西连垃圾都不如。都是大便,我的一些好朋友会这样说。”
“呃。”
“这个世纪的好画家数得出来。蒙德里安当然是一个。毕加索,大概百分之五的时候是,在他不到处乱搞的时候。但百分之五的毕加索已经很不少了,对吧?”
“呃。”
“还有谁?波洛克、弗兰克·罗斯、特罗斯曼、克利夫德·斯蒂尔、达拉·帕克、罗斯科——在他走火入魔到忘记用颜色之前。还有其他人,其他几个人。但这里大部分的东西——”
“呃。”我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个满嘴屁话的老头是谁?他连外套和长裤都配不好,还敢大放厥词,说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垃圾。你们就是这么想的,对吧?”
“我不会这么说。”
“你当然不会这么说,你或者这位年轻小姐都不会。她是位淑女,你是个绅士,所以你们不会说这种话。我呢,我是个艺术家。艺术家什么都可以说。这就是艺术家比绅士占上风的地方。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唔。”
“你们这么想也没错。我是个无名小卒,什么也不是,只是个谁也没听过的画家。无论如何,我看见你们在看一位真正画家的作品,也看见你们一直来回看这幅画,所以我马上就知道你们能分辨出鸡肉沙拉和鸡屎之间有什么不同,抱歉我又说粗话了,小姐。”
“没关系。”卡洛琳说。
“可是看到别人认真地研究大多数的废物,真是让我火冒三丈。你知道有时候会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拿把刀或者用一瓶酸液破坏某幅名画吧?这时候你八成会和所有的人一样,对自己说:‘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他一定是个疯子。’做这种事的人永远都是艺术家,报纸上则说他‘自称’是艺术家。意思就是他说他是个艺术家,不过你知我知,那可怜的家伙脑袋里装的是狗屎。再一次,亲爱的小姐——”
“没关系的。”
“我再说一句,”他说,“然后就不再烦你们这两位好人了。当糟糕的艺术品放在国家殿堂里展示的时候,毁掉它不代表发疯,而代表神志清醒。我还要多说一句。毁掉糟糕的艺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巴枯宁 说过,破坏的冲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割烂这里的一些画——”他深吸一口气,然后长叹一声,“但是我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破坏。我是个艺术家,画我的画,过我的生活。我看见你们对我最喜欢的画感兴趣,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多。可以原谅我吗?”
“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卡洛琳告诉他。
“你们是好心人,宽宏大量。要是我说的话有值得你们想一想的地方,那你们的这一天和我的这一天就算都没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