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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星期二晚上。第二天卡洛琳买了三明治过来，我们在书店里吃。她吸了最后一口芹菜汽水，把最后一口沙拉三明治咽下去，然后抬起头说：“关于下个周末，伯尼。”

“怎么样？”

“嗯，我一直在想。”

“我们还是要去，对吗？”

“我想是的，不过——”

“不过什么？”

“嗯，有些事我还没弄清楚。”

“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星期四下午离开，星期天晚上回来。如果你是在犹豫要带什么衣服——”

“这些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

“我有点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为什么要去？”

“没错，伯尼。这就是我不太清楚的地方。”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我说，“而且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要去是因为一切都计划好了，花了很多心思在上头，而且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背信弃义的英国爱好者弄得我进退两难。另一个要去的理由是，我需要放个假。我不记得上次离开城市是什么时候了，我耗在店里的时间太久了，更别提晚上偶尔还要兼顾书店以外的事业。”

“我知道你一向工作繁重。”

“那就是我要去的原因。就你而言，我猜你要去的原因，是你想在最好的朋友有需要时能陪伴他。而且你自己工作得也很辛苦。想想看，育犬协会展这一周里你给多少只狗洗过澡、做过造型？”

“别提醒我。”

“所以你可以休息一下，而且既能为朋友做好事，又可以得到免费假期，这种机会可不多。”

“是很难得。”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去，以及为什么你要去了，如果你把两边加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了。”

她想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我揉了一个三明治包装纸，丢给拉菲兹去追，接着整理了一下我们的午餐残渣，扔进垃圾筒。我回来时，卡洛琳已经将猫抱在膝上，脸上一副下定决心的表情。

“还有别的。”她说。

“别的什么？别的午餐？别的垃圾？你在说些什么？”

“这件事肯定令有隐情，”她说，“你知道法庭上他们会让你发誓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绝无例外吧？嗯，我认为你说的全部都是事实，而且绝无例外，但是我不认为你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你不这么认为？”

“不，”她说，“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应该闭上嘴老老实实去度假，因为你知道人们是怎么看妄自揣测礼物价值这事的。”

“人们怎么看？”

“人们说别干这种事。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伯尼。你精挑细选了加特福旅舍，作为给莱蒂丝的特别礼物。可她现在与此无关了，为什么你还是要去那里？”

“我告诉过你——”

“我知道你跟我说了什么，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假期，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我就是一直觉得你有暗地里的行程。”

“暗地里的行程。”我说。

“如果我错了，”她说，“就再告诉我一次，然后我保证不会再提。”

“我不会说是暗地里的，”我说，“我也不会说那是个行程。”

“但确实有某种东西，不是吗，伯尼？”

我叹了口气，点点头。“确实有东西。”

“我就知道。”

“或者可能什么都没有，但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至少曾经有过某种东西，这我相当肯定。但是我不知道还在不在，我的意思是那个东西。”

“伯尼——”

“不过东西还是有的，不是吗？东西如果不在那里，就会在某处。我的意思是其他地方。”

“伯尼，你用的确实都是词汇，而且也造出了整个句子，但是——”

“但是你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没错。”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说：“你对雷蒙德·钱德勒了解多少？”

“雷蒙德·钱德勒？”

“没错。”

“侦探小说家？那个雷蒙德·钱德勒？”

“就是他。”

“我对他了解多少？嗯，我几年前读过他所有的书。我记得他写的书没多少本，是吗？”

“七本小说，”我说，“加上两打短篇故事和四五篇文章。”

“我可能漏了一些短篇故事，”她说，“我想我也没有读过任何一篇文章，但是我肯定读完了小说。”

“我陆陆续续读了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短篇故事和文章，还有他的书信集，以及两本传记，作者分别是菲利普·杜汉姆和法兰克·麦克辛。”

“那你看的比我多，伯尼。”她耸耸肩，“我只是因为喜欢这些小说才读了他的书。所以我对他本人没什么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他在美国出生，”我说，“那是一八八八年；也在美国受孕，在怀俄明州的拉拉米；出生是在芝加哥。他在内布拉斯加州避暑。七岁时父母离异，他和母亲搬到了英格兰。然后在二十三岁时，他向叔父借了五百英镑回到美国。当然，他最后到了南加州，那也是他故事的场景所在。他进入石油业，结果因为酗酒而离开。接着他便尝试写作。”

“因为人无法因酗酒而离开写作？”

“他以前就对写作有兴趣，现在则是真的认真写。他在一九三三年将第一篇短篇故事卖给了《黑面具》，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

“《漫长的睡眠》。”

“《长眠不醒》，”我说，“你把它和第六本小说《漫长的告别》弄混了。这个错误很常见。两本书名都是死亡的委婉说法。”

“没错。”

“他的晚年没什么乐趣，”我继续说，“他的妻子于一九五四年过世，此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他的第七本小说《重播》写得不太好，他还写了第八本小说的开头几章，如果完成的话会更糟，但他没写完。一九五九年三月，他做了漫长的告别，然后开始自己的长眠。”

“但他的书继续活着。”

“当然是这样。这些书都还在出版，他在犯罪小说殿堂里的地位也屹立不倒。你甚至不必是个侦探小说迷，也会喜欢钱德勒。你会听到有人说：‘我从来不读侦探小说，当然雷蒙德·钱德勒除外。我崇拜钱德勒。’”我揉了一个纸团，丢向拉菲兹。“有时候，”我说，“他们会这么说，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些人根本是盲目崇拜，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我猜这是真正的文学成就，”她说，“你拥有甚至没读过你作品的热情书迷。”

“可不是吗，”我说，“无论如何，这就是雷蒙德·钱德勒。还有一位作家与他齐名，而且我知道你读过他的作品——哈米特。”

“达希尔·哈米特？我当然读过他的作品，伯尼。他的作品也不是很多，对吗？”

“五本长篇小说和大约六十个短篇故事。钱德勒出版第一个故事时，他已几乎停止写作了。他的健康一向欠佳，晚年比钱德勒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六一年。和钱德勒一样，他的作品继续活着，现在已经收录进了大学课程。你还能买到《马耳他之鹰》的克利夫读本。这名气没得说了吧？”

“的确。”

“哈米特与钱德勒，钱德勒与哈米特。这两位被公认为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奠基者。之前确实有其他作家写过这类作品，比如卡洛·约翰·达利，但几乎没有人读他的作品了。哈米特和钱德勒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声誉。”

“他们是好朋友吗，伯尼？”

“他们只见过一次面，”我说，“在一九三六年，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十位《黑面具》的常客在洛杉矶聚会用餐。钱德勒住在那里，哈米特当时也在好莱坞工作。诺伯特·戴维斯和霍勒斯·麦科伊也在那里，还有托德亨特·巴拉德，另外其他五位作家我所知不多。”

“你刚才提到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嗯，巴拉德写了很多西部小说，而且我想他和雷克斯·斯托特是远亲。霍勒斯·麦科伊写了《他们向马开枪，不是吗？》。我忘了诺伯特·戴维斯写了些什么。我猜是为《黑面具》写的故事。”

“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碰面？”

“大家都这么说。”

“哦？”

“这两人写的传记里都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个团体照了张相片，送给纽约的《黑面具》杂志编辑。”我走到传记区，拿出一本《影人》，是理查·莱曼所著的哈米特生平，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就在这里。那个叼着烟斗的是钱德勒，那个是哈米特。”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互相瞪着对方。”

“有可能。很难说。”

“他们喜欢对方吗，伯尼？”

“这也很难讲。几年后钱德勒写了封信，提到了这次会面。他记得哈米特相貌英俊、高大、安静、灰发，而且威士忌酒量惊人。”

“和我一样。”

“嗯，你长得的确挺好看，”我同意，“身高方面我就不知道了。”

她生气地瞪着我。卡洛琳站起来可以有六英尺高，但她必须穿着十二英寸的高跟鞋。“我既不安静，也不是灰发，”她说，“我指的是威士忌酒量惊人。”

“哦。”

“钱德勒提到的就这些吗？”

“他提到很多哈米特身为作家的事。”我翻阅书页，找到我要的部分，读道：“‘哈米特把谋杀从威尼斯花瓶里揪出来，丢到市井巷弄里；谋杀不必在那里永远停留，不过让它尽可能远离爱米莉·波斯特那种出身良好、初入社交圈的淑女倒是个很好的主意。至少这样故事读起来就不像在读淑女啃鸡翅了。哈米特是为对生活抱有敏锐、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惧怕事物的黑暗面，他们就生活在其间。暴力不会令他们沮丧，暴力就在他们的街上。哈米特将谋杀还给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使用的也都是手边的工具，而非手工打造的决斗用手枪、毒箭和热带鱼。’”

“热带鱼？”

“‘他将这些人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我接着念，“‘而且让他们使用平常习惯的语言说话和思考’。等等，还有更多。‘他非常吝啬、节俭、冷酷，但是他再三做到了只有最好的作家才能办到的事。他写出了以前似乎从未有人描写过的场景。”我合上书。“这是他在一九四四年写的刊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我猜想哈米特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那时他在军中，阿留申群岛战役时驻扎在阿拉斯加。”

“他那时年纪不会稍大了些吗？”

“他出生于一八九四年，所以他在一九四二年入伍时已经四十八岁了。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好。他得过肺结核，牙齿也很差。”

“但军方还是接受了他？”

“他前两次试图入伍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时，军方就不那么吹毛求疵了，他拔掉一些牙以后，军方就接纳了他。战后，他拒绝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他是否曾经是共产党员，结果被关入监牢。”

“他是吗？”

“有可能，但谁在乎？他又不是总统候选人。他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年来没写出多少作品的作家。”

“哈米特对钱德勒又有什么看法？”

“就大家所知，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我耸耸肩，“你知道，他很可能从来没读过钱德勒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他应该有过机会读。”

“这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他们见了第二次面，大约在钱德勒出版第一本小说之后两年。我想钱德勒带了一本书，送给了哈米特。”

“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知道这本书在哪里，”我说，“我认为是在加特福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