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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沿车道往下走、离开梅普斯的房子，是我毕生做过最艰难的事情之一。

眼前这幢房子是一座难以攻陷的堡垒，我却有个完美的方式可以闯进去。而且我万事俱备，凿子和探针都在身上，双手也可以轻易钻入我塞在口袋里的塑胶手套。谁能说我不能因无意中带着手套和工具出门的先见之明受益呢？或许我潜意识里早就知道会有机会来敲门。现在我就该动手，怎么可以让机会溜走呢？

我之前没打过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在家，不过我觉得屋子里没人。有一篇文章提到过，屋里没人是能听得出来的，有人的房子里会有人类能量无声地穿梭。我没有这种感知能力，但我知道自己有时能感觉到有人在屋里，而这幢房子却没给我这种感觉。而且我从车库得到了确切的证明：窥视一眼，就看得到一辆又大又快乐的雷克萨斯SUV停在一侧，旁边空出的位置停第二辆车绰绰有余。

天哪，真想动手，我咬紧牙关，口水流得跟巴甫洛夫的狗似的。我指尖发抖，热血沸腾，使出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自制力才离开那里。

离开梅普斯的房子并没有关掉塞壬女妖诱人而致命的歌声。心里有个声音在提醒我，其他房子也跟梅普斯家一样，每一幢当然也有恰当的瑕疵，向一名积极进取的小偷敞开。我为什么不趁现在闯入其中一幢呢？时间允许的话，甚至可以连闯两幢。为什么不呢？

因为如果有人家失窃，这一带的每个人都会紧张起来，我告诉自己，于是就会增加星期五晚上的风险。但那个心底的声音却机灵得很，他提出有力的辩驳：在我闯入梅普斯家之前两天、隔着几户之外发生的一宗窃案，会让星期五的偷窃看起来像是连环窃案之一，这样梅普斯就成了一个意外的受害者，而不是被锁定的偷窃对象。这么一来，就没有人会想到谁跟梅普斯有仇从而去找马丁，而是会朝反方向去找线索。

闯进角落的那幢房子吧，那个声音喃喃低语，这样他们就不会仔细去查梅普斯家的窃案了。他们会以为两件窃案相关，然后监视这一带，耐心等待窃贼第三次作案。但不会有第三次了，没人想得出为什么。

你无法跟这种声音争辩，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走，我就是这么做的——低下头，双手插在口袋里，双肩防卫地前倾。那个声音还在唠叨。感谢你的建议，我告诉那个声音，然后一路走到地铁站，爬上月台，乘车回家。

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挡风夹克放回衣柜。然后站在那儿，把我的秘密夹层打开——知道方法的话，其实很容易打开——把我的小偷工具和手套塞回去。我泡了茶，坐在电视机前。《白宫风云》播完了，《法律与秩序》正在播下半集，检察官杰克·麦考伊太急于将嫌疑犯定罪，玩了个肮脏的手段。曾经一度，电视上的警察和检察官都是好人；然后有一阵子，其中一些成了坏人；现在媒体和观众都比较通情达理了，知道一个角色可能好坏兼具。

某件和剧情无关的事情让我一路看了下去，甚至让我没怎么注意剧情发展。饰演十二名陪审员之一的临时演员看起来像我几年前交往过的一个女人。之后我没再见过她，而且完全失去了联络。

我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她。她参与过一些表演，虽然没有什么成绩。她也写作、唱歌，不过她做得最多的，也是让她能买得起丝袜和眼线笔的，就是端盘子。《法律与秩序》是在纽约拍摄的，而不是在加州，这是这出剧集中的配角和临时演员看起来像实际人物的原因之一，所以一个在纽约发展的歌手或作家或演员或女招待出现在这个剧集的陪审席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摄像机能在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我或许可以确定那是不是弗朗辛，可偏偏没有，于是我也无法确定。镜头只是偶尔扫过陪审团，每次都足以让我肯定那个人很像弗朗辛，但又不足以确定到底是不是她。然后，因为想着也许下一回镜头扫到她身上时能让我得到结论，我就一直等着陪审团的镜头，忽略了其他的剧情。

最后陪审团达成决议（他们宣告那个浑蛋无罪，所以麦考伊的道德过失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的疑问却没能达成决议。我期待会有人向法官申请，要求陪审团成员分别表明自己的决定，可是没有。反之，镜头切到扮演麦考伊的萨姆·沃特森和演另一位检察官的弗雷德·汤普森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沃特森一肚子气，汤普森则很看得开。然后就是以光速播放的片尾演职人员名单，不过没什么用，因为她的名字反正不会被列在上头。一个没有台词的临时演员通常是不会登上演职人员名单的。

于是我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想着弗朗辛，其实也没多少可以想的，因为我们只约会了几个星期，最多一个月。如果我没记错，我们终于上床的那一夜成了共度的最后一夜，不是因为床上很糟糕，而是我们真的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能持续交往到最后上床，只是为了确定我们没有搞错任何可能性。一旦对彼此的性好奇熄灭，无论我还是她就真的没有理由再继续交往下去了。

我试图搞清弗朗辛和我交往是几年前的事情，最后断定最少三年前、最多六年前，只能缩小到这个范围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计算那时之后，有多少个女人走进又走出了我的生命。我不记得最终得到的数字是多少，但其实无所谓，因为不管数字是高是低，都只会令人沮丧。我的意思是，就算我在弗朗辛之后有过三十个女朋友，或者只有两个……明白我意思吗？

更令人沮丧的是，最近我似乎连玩这个游戏的劲头都没了。我根本就没站上打击区，更别说创造高的打击率了。自从上一次约会失败之后，我已经很久没试过了，上次是我跟某个傍晚时分偶然逛进我书店的女人搭讪，我提早几分钟关了店门，跟她去喝了杯酒，然后到第三大道的电影院看一票两片的电影，然后送她上出租车，从此没再见过她。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当然她也知道怎么联络我，但我们双方都没说“我再打电话给你”，也的确都没有打。她之前没来过我的书店，之后也没再来过。

而上一回我真正和女人上床是……呃，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我曾经有个认真的女朋友，交往了几个月，然后冬天时走到了苦涩的尽头，不是去年冬天，而是前年。然后接下来那个春天（也就是去年春天，大约一年前了）的某个时间，我开始发作了。

发作。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说法的，也不知道在这个方便的说法流行之前，我们是怎么形容这种状况的，或许叫“行为失调”吧。不论你如何称呼它，我对心碎的反应就是顽固地照顺序连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我每星期大半的时间都多少处于酒醉状态，但给我带来的唯一效果就是昏昏沉沉的宿醉和典型的酒后懊悔。然后我开始用一种颇为急切的态度追女人，还真追到了几个，不过我能追上的，都是任何自重的选手都不会沾的那种。最后，就是去猛偷一阵东西，在此状况下，我大概会连续两星期平均每晚闯一次空门。我制造了个人的犯罪高潮，要承担的风险简直不堪设想，但至少我没有自毁倾向。我并没有下意识地希望被捕，也没有人抓到我，而当我终于恢复清醒再度平静下来时，至少有了一笔可观的金额收在我的备用户头里面。我全身而退，至少比喝酒和追女人的下场好多了。

而那阵子之后……唔，我的性生活就像个坚守誓约的神父一样。我帮卡洛琳写了她在“相约女同志”网站上的征友广告，（“想寻找春天艳遇吗？五英尺二英寸，双眼含情，喜爱纽约，讨厌垒球，规定自己只养两只猫。我认真的关系往往以心碎或性生活死亡收场，所以来场不认真的关系如何？”）却不肯替自己写个同样的广告。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必经阶段。我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一个女人，等我准备好的时候，会自动改变散发的心灵感应频率，现在清醒地懂得要避开我的那些女人，届时就会突然认为我迷人极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告诉自己。时间，就是这样。

所以《法律与秩序》结束后，我看了五分钟本地新闻，然后把电视频道切来切去，这台看三十秒，那台看两分钟，没有被任何频道吸引，或许因为我看得不够久，没给它们机会吸引我。我想过打电话给弗朗辛，（“嗨，我今天晚上在《法律与秩序》上看到你了，我发誓我的视线无法离开陪审席。你真是照亮了整个屏幕！”）也找过她的电话号码，可是我们没约会的这几年我更新过通讯录，没留下她的号码。我伸手拿电话，发现竟想不起她姓什么，于是又把话筒放了回去。然后我又逛了一圈频道，然后关掉电视站起来。

前面所述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我接下来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但无法当作理由。整件事真是难为情，所以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只是平铺直叙地报告。

我来到衣柜前，打开那个小夹层，拿了工具和手套，穿上防风夹克，又改变主意换了件蓝色运动上衣，然后下楼走出这幢建筑。

四处徘徊，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