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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丁顿有一道单向楼梯，通向楼梯的逃生门上挂了个牌子，上面解释说，此楼梯和蟑螂屋的设计恰恰相反：客人可以出去，可是无法走回头路——想回自己的房间得一路往下走到大堂才行。

才怪。

我走进楼梯间，向上走了两截楼梯。五楼的楼梯转角处有个架在墙上的消防水龙带，附着笨重的大号黄铜喷嘴，他们还真选对了地方摆放这玩意儿，因为整个楼梯里满是烟味。显然，至少有一个酒店员工习惯躲进楼梯大抽一通，如果旁边有个易燃物的话，搞不好早就起火了。不过这儿除了金属楼梯和白灰泥墙之外什么都没有——除非你把消防水龙带也算在内，可你从没听说这种东西着过火，对吧？

到了六楼，我把耳朵贴在门上，确定除了自己的心跳外没有别的声音之后，我便掏出工具摆弄起来。真没什么复杂的，一小截弹簧钢片弹回弹簧锁，我便踏上了六楼走廊，身上一半的毛孔都流淌着自信与得意，然后便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人，她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

“晚安。”她说。

“晚安。”

哦，到目前为止，今晚尚安。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看到她也不会影响到这种安宁。她身材高挑，肤色如同掺了大量奶精和糖的咖啡。她的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窄，颧骨高耸，下巴挺翘，头发编成了非洲式的小辫。我通常觉得这种发型很滑稽，不过现在看起来却很完美。她在衬衫上罩了件短外套，衬衫下是一条裙子。猩红色外套，金丝雀黄的衬衫，裙子则是宝蓝色，这种配色听起来挺俗气，不知为什么实际上倒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事实上，这套配色的感觉还真是熟悉。安全的搭配，虽然我想不出原因何在。

“我想我们应该没见过吧，”她说，“我叫艾西斯·戈蒂耶。”

“我叫彼得·杰弗里斯。”

见鬼，我想道。这可是我第二次搞错了。我叫杰弗里·彼得斯，不叫彼得·杰弗里斯。我怎么连自己的名字这么简单的事都记不得？

“我敢发誓，”她说，“你刚才是从楼梯那头的门里走进来的。”

“是吗？”

“没错。”她说。我当天下午在大堂见过她，但没仔细打量，想不起当时她穿了什么，不过我敢说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光彩夺目。而且，那时我连她眼睛的颜色都没注意到。我现在注意到了，是矢车菊的蓝色，这就表示，她不是戴了隐形镜片，就是基因变异。不管是什么原因，效果都非常惊人。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如此不同凡响的女人了，我只能期盼上帝让电梯快来，把她载出我的生活。

“那些门是自动上锁的，”她继续说，“从走廊这边可以打开，楼梯那头是打不开的。”

“戈蒂耶，”我沉吟说道，“法国姓，对吧？”

“对。”

“有个作家，泰奥菲勒·戈蒂耶。《莫班小姐》是他的著作之一。你们该不会是什么亲戚吧？”

“我敢说他一定是，”她说，“某人的亲戚，不过不是我的。你是怎么从楼梯那边走进来的呢，杰弗里斯先生？”

“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我说，“趁门关上以前在锁孔里塞了些纸。这样就可以再回来了。”

“纸还塞在锁里吗？”

“没有，我刚才抽出来了，所以门就可以按它原先的设计继续履行它的职责了。”

“想得真周到。”她说着，露出了一个温暖的微笑。她的牙齿白得发亮，嘴唇丰满。我有没有提过她的声音低低的，有点儿沙哑？她几乎是接近完美了，我真巴不得不要再见到她。

“为什么，”她似乎非问不可，“你会想到要用楼梯呢，杰弗里斯先生？”

“用不着这么正式，”我说，“叫我彼得就好。”

那就叫我艾西斯吧，她应该这么回答。不过她只是咬住了那个问题又重复问了一遍。所幸这时我已经有了答案。

“我想抽烟，”我说，“我住的是无烟房，又不想破坏规矩，所以就躲到楼梯里抽一支。”

“正是我需要的，”她说，“能给我一支吗，彼得？”

“我刚抽完最后一支。”

“哦，真可惜。我看你抽的大概是超低尼古丁的牌子吧。”

她这么问是想干什么？

“因为你闻起来根本没有烟草味，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不觉得你躲进楼梯间是去抽烟。”她闻了闻空气，“事实上，”她说，“我怀疑你恐怕很多年都没抽过烟了。”

“被你抓住了。”说着，我露出了一个令人解除敌意的笑容。

她似乎像密歇根民兵团一样难以解除武装。“真的吗，”她说，“到底是抓住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在楼梯那头做什么，杰弗里斯先生？”

该死，我想。刚刚到了只称呼名字的阶段，现在又变回杰弗里斯先生了。

“我来找人。”我说。

“哦？”

“住在另一层的某个人。我想谨慎一点儿，因为我的朋友不希望有人知道我来。”

“所以你才走楼梯。”

“对。”

“因为如果你搭电梯的话……”

“楼下的卡尔可能会在闭路电视上看到我。”

“概率很小，”她说，“再说他看到了又怎么样呢？”

“或者有可能在电梯里碰到什么人。”我说。

“结果你碰上了我。”

“没错。”

“在走廊上。”

“是啊。”在等该死的电梯时碰到了，我想道，而且电梯显然根本不动，因为到现在他妈的怎么还没到。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哦，我不能说。”

“嗯，不错，”她说，“你是个绅士，这年头绅士可真少见。男的还是女的？”

“我觉得应该很明显吧，”我说，“你刚才说了我是绅士，我也告诉了你我的名字，所以我当然是男的……哦，你是说我的朋友。”

“真聪明。”

“我的朋友是女的，”我说，“而且有关她的事恐怕我只能讲到这里。哦，瞧。你的电梯来了。”

“也该来了，”她说，但没有要进电梯的意思。“有时候等个没完。她是长期住客吗？或者只是小住一阵？”

“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她应该是长期住客，”她说，“不然你们或许会合租一间房。而且她可能是自己单独住，不然你们俩应该会在你的房间见面，而不是她的。”

“该我问你一个问题了。”我说。

“事实上，你已经问过了。你刚才问我，你的朋友是不是长期住在酒店里，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区别吧，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因为如果你有心致力于此的话，也许会是个出色的私人侦探。”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她说，“很有趣的想法。晚安，彼得。”然后她便踏进电梯，电梯门随之合上了。

所以她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还是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其他事也是一无所知。不过至少我们又回到了称名不道姓的阶段。

六〇二房间的门下面没有灯光透出来。

这说明灯的确熄了，而我则弯下腰，眯眼凑近锁孔，仔细检查了一遍。灯熄了，电话响过没人接，这意味着什么？她不是出门了，就是睡得很沉。不然，或许我刚才打电话时她正在浴缸里，而现在她正坐在一片黑暗里，孤独地回忆着她过去发掘的作家和打败的编辑。

放弃任务吧，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我，及时止损，拔腿快跑，起航拉锚，抬起屁股，趁还来得及，快跑吧。

我竖耳倾听那个静悄悄的声音，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为何不乖乖照办呢？

为什么不呢？安西亚·朗道永远都在那里。她又不可能去别的地方，而她收集的信件也一样。今晚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为什么？另外一个声音反驳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连这么简单的盗窃工作都要拖延。照这样下去，没过两天，你就会每逢阳光普照的早上都不开店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书店里。要不就是碰上下雨天，你磨磨蹭蹭地不想出家门。拖延是偷时间的贼，更可怕的是，它也是危险的恶习。任性也一样，它们当中不管哪个都会得寸进尺，接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在有任务的晚上喝起酒来，因为一时冲动而乱闯公寓，像坐牢一样待在没有客房服务的破酒店里，连只泰迪熊都没有。

这话听起来夸张吗？唉，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良心。我的良心从来不懂得轻重缓急，也没学会举重若轻。这个良心很拘谨，是我心里一个尖厉的小声音，我真不敢开口让它闭嘴。

我敲敲安西亚·朗道的门，声音不算大。没有反应，我又敲了一次，第二次还是没有人应门，我便迅速向周围看了一圈。没有艾西斯，感谢上帝，什么人也没有。

我可以用我的房间钥匙试一试。总有几把相同的——拥有一千个房间的酒店可不会打制一千把不同的钥匙——不过我连这点时间也没浪费。我的开锁工具派上了用场，而且几乎跟真正的钥匙一样快。

门无声地在铰链上缓缓打开。里面又黑又静。我闪身进去，把门在身后关上。然后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黑暗。我觉得它们应该是在适应，不过很难说，因为我还是一件该死的东西都看不到。此处显然安装了遮光帘，显然她已经拉上了帘子，显然那该死的帘子没被虫子蛀烂，因为我能看到的唯一亮光就只有门底那道窄缝。

我抽出袖珍手电筒，用那束狭窄的光扫过屋内——从我刚才破解的那道门开始。我很高兴看见门上有一条链锁——而且没有拉上，这个迹象进一步表明屋子里只有我自己。如果她已经上了床，很可能会把它锁上，那我就得回四一五房间休息一晚。（倒不是因为链锁会造成多大的障碍。强壮的贼猛地一推就能撞开，用切锁刀也能破解；机灵点儿的则可以把螺丝拨开，不造成损伤，也不留下痕迹。）

在碰到屋里的任何东西之前，我先把屁股口袋里的塑胶手套拿出来戴上。然后我便锁上门，拉上门链，四处仔细看了一遍——或者说，在袖珍手电筒的光下尽可能仔细地看了一遍。我所在的是用作办公室和客厅的房间，两面墙边排满了书柜，第三面墙边摆着档案柜。书柜顶着天花板，而在档案柜的顶部，我看到了几十张裱在黑框里的照片和信件。

这就是安西亚·朗道工作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她坐在书桌旁抽烟（烟灰缸里高高地堆着烟蒂），喝咖啡（她十二盎司的马克杯上写着：“让我休息一下”），用烟头烫电话线。而且我也可以想象，她坐在安妮女王式靠背扶手椅上，两脚搭在配套的矮长椅上翻阅手稿，背后亮着一盏漂亮的阅读灯。手稿中一定包括了格列佛·菲尔伯恩早年的作品，从他惊人的处女作《无名之子》，到最后一本由她代理的书《牺牲的天分》。

告诉你吧，我还真觉得非常刺激。不过其实每次都一样，只要我让自己进入别人的住所或者办公室，通过所有旨在防范本人入侵的措施之后，一定会有这种感觉。行窃所得可以支付我的房租，确保拉菲兹的猫粮不断，不过对我来说，这可不仅是用来糊口的活儿。这是召唤，这是神圣的天职。十三四岁时，我第一次钻进某个邻居的牛奶滑道时感受到的刺激还未完全消失，而且，每次闯入私人空间我都能重新捕捉到那股狂喜。我天生是贼，上帝助我，而且我乐在其中。我一向都是个贼，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不过，即使以合法的形式被这个房间的住客迎进来，我也会惊喜交加。和所有满怀心事的美国半文盲青少年一样，我也曾沉迷于《无名之子》中，被这本书彻底洗礼，认定书中饱受折磨的主角阿切尔·曼纳林是我无法见面的终生挚友，相信那个冗长的故事是他讲给我一个人听的。

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那时还很年轻的安西亚·朗道念了《无名之子》的开头几页，马上发现这是美国小说再次崛起的重要声音。她一口气看完此书，中途给某个出版商打了一通电话，表示她手上有本书，他一定要读一下。

剩下的就是出版界的历史了，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就在这个房间里。

这是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许多人都戒了烟，而且，这种嗜好在许多公共及私人场所都遭到禁止，所以我还真不习惯闻到烟味。嗯，在路上是偶尔会闻到飘来的烟味，饶舌酒鬼里也总有几个人吞云吐雾，不过这里可不一样。安西亚·朗道自从住进来的那一天就开始吸烟，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何况，她可从没躲到楼梯间里，她就待在家里像只烟囱一样猛抽。

如果我再碰到艾西斯·戈蒂耶——上帝保佑还是免了吧——她可不能张着鼻孔指认我不抽烟了。很难说我的衣服到底吸附了多少烟味——因为现在我就站在烟雾之中——不过看来是不可能不沾烟味就逃出去了。

混在烟味里的还有另一个味道。两种味道完全不同，却似乎来自同一个地方，而且我虽然觉得另一种味道非常熟悉，却又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

不过我为什么站在这里拼命嗅着味道，活像一只把头伸出汽车窗外的狗呢？行窃固然刺激，不过如果被当场逮到的话，满足感可是会大打折扣。

我直接走向第二个档案柜，标出F—G的顶层抽屉没上锁。我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迅速翻过档案夹。有两份装满资料的E档案——佛斯特·伊文以及奥利佛·伊斯力，接着是F开头的高登·费迪曼，以及朱利安·法夫纳。如果这些人是作家的话，我想道，他们可没有出名的成功作品，因为我一个都没听说过。然后便是罗伯特·克兰·法梅尔，这个人我知道，我的特价书桌上还摆了他的一本书。除非有人把那本书买下来或者偷走了，不然它应该还在那里。

我继续搜索，因为搞不好格列佛·菲尔伯恩的档案就在里面，只是放错了位置，不过没找到，而且我也不太惊讶。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对吧？

想翻出菲尔伯恩的档案得多费些神查找才行，我便做了或许一进来就应该做的事。我摸到了卧室，确定这间套房里除了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

卧室门开了一条几英寸的缝。我缓缓推开门，走进去。这里的窗帘也拉上了，我的手电筒已经关上，所以房间里就像母牛的肚子里一样漆黑一片。和套房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间也弥漫着刺鼻的烟味。

烟味遮住了其他味道——晚霜、扑面粉和古龙水组成的味道。而另外那股异味在此处越发明显。我皱起了鼻子，仍然无法断定那是什么气味。

也许菲尔伯恩的档案就在床头柜上。我希望这个念头是真的，当然——我想一把抓起档案尽早走人——不过这个愿望也并非遥不可及。朗道很可能坐在床上，一边啜饮热巧克力，一边凝神细看她最知名的客户寄来的信。她有可能用记忆取暖——不然就是用想起那些信札即将带来的钱来取暖。

我很肯定此处空无一人——我没听到呼吸声，没发觉有人——尽管如此，我在打亮手电筒前还是用另一只手遮住了光源。

然后急忙关上了，我在枕头上看到了一颗长着白发的脑袋。

我静静地站着，屏住呼吸，专心倾听是否有任何声响证明我打扰了她的好梦。我听不到一丝声响，便倒回卧室门口，踮着脚尖，踩着碎步，诚惶诚恐地不发出半点声响。如果档案就在她的床头柜上——只不过我没看见，而且连她是否有床头柜都没注意到——如果真的在那儿的话，那就让它留在原处吧。我可不打算冒险吵醒这位女士。要是她睁开眼睛看到我的话，有可能被我活活吓死；如果她放声尖叫，我可能会被她活活吓死。

回到另一个房间后，我走向书桌，开始主攻抽屉。总共有七个，两边各三个，中间一个。我一一打开，直到找到上锁的那一只。值得上锁的抽屉通常恰恰是最值得费事撬开的那一个。

书桌抽屉的锁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挑战。如果灯光昏暗，你又戴着手套，而且不想制造一丝声响的话，是会麻烦一些，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小事一桩。

我希望里面最好没有枪。上锁的书桌抽屉里通常可以找到一把手枪，如此一来，如果屋主需要自卫的话，他就得从钥匙放在哪儿开始找起。

我对枪从来没有好感，尤其讨厌藏在书桌抽屉里的枪。它们放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方便主人枪决小偷，我对这一点不敢苟同。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恨得牙痒痒。

我打开抽屉，没在里面找到枪，不过也没找到菲尔伯恩的档案。我关上抽屉，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把抽屉锁好，不过这次我没有。我把其他抽屉打开又关上，只是迅速瞥了一眼里面的东西，没有找到菲尔伯恩的信件，也没找着什么枪，而且——

火药。

我闻到的正是这种味道。火药，无烟硝化甘油，随你怎么称呼。我闻到了你在刚刚发射过子弹的房间里会闻到的那种味道。我终于闻出来了，刚才在卧室里的味道还要更浓，我也没听到呼吸声，可是以她抽烟的量来说，她的呼吸声应该很响。我又回到卧室，这一次我比较在乎速度，而不是声响。我直接走到床边，还是听不到呼吸声，在这种距离之内，就表示根本没有声音可听。

我伸出一只手去摸她的前额。

她死了。虽说不是正常体温华氏九十八点六度，但也没降到室温。她没死多久，不过我在触摸到她以前也已经猜到了。如果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的话，我在这个小房间里闻到的可就不仅是硝化甘油和烟味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唠叨着，我不是说了让你放弃今晚的任务吗？我不是说了要你赶紧拔腿跑吗？可你听进去了吗？你有哪一次听进去过吗？

我现在是在听，不过不是在听心里的声音。我在听房间外面的声音，走廊上的声音。我可以听到脚步声，而且必须要很多只脚才能发出那种声音，而且一定是扁平足。我还听到了人声，听到有人在敲门喊叫。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不过我觉得不会是我想听的话。

这时有人正在猛敲我的门——呃，朗道女士的门——喊着“警察！”还有“开门哪！”我早就知道是警察，开门可是我最不想干的事。

我拉开窗帘，往窗外看去。没有逃生梯，街道在下面很远的地方。

我听到锁孔里的钥匙声，卡尔的万能钥匙，然后锁便转动起来。等门开了个缝时，我还在卧室里，链锁挡住了他们，我藏在拉下的窗帘后面摸索。啪的一声，我推开窗户，感谢老天以及圣狄司马斯，外面有个逃生梯。

我爬上梯子，正当我把身后的窗户关上时，只听见他们哗啦一声破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