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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吃午餐，所以你可以说我已经空腹喝过两杯双份黑麦威士忌了。感谢卡洛琳，我没领教它们的威力。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吃点儿东西，于是在回帕丁顿的路上，我在一家早就想去的西非餐厅停了下来。我点了炖蔬菜配泥豆，因为听上去很有异国风味，结果发现所谓的“泥豆”是我们的老朋友花生先生的另一个绰号。不过吃起来的确很有异国风味，而且每一个服务员都笑容满面。我点了杯猴面包树汁，听起来比泥豆更带异国味，别问我喝起来是什么滋味，因为他们卖完了。我只好点了柠檬水，喝起来就像柠檬水。

我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没在大堂里看到哪个老朋友——除非你把前台服务员算进去，也就是差不多八小时以前为我办理登记入住的家伙。我过去要了钥匙，顺口提了句他轮的这一班好像挺长的。

“从中午到半夜，”他说，“我本应该八点下班的，可是保拉今晚有场表演。她是魔术师，今晚要去单身派对表演。”

“单身派对找魔术师？”

“她要裸体演出。”

“哦。”

“我以前试镜的时候她帮我代过班，很高兴能还她这份人情。只希望她半夜能出现，要不然我可能要在这儿困到四点，一直等到查理上班。”

“然后明天中午再来上班？”

他点了点头，往前趴下来，胳膊肘支在柜台上。给人一种柔若无骨的感觉，让我想起漫画书里的塑胶侠。“对，不过我八点交班，所以也没那么糟。”他皱了皱眉。“我知道你的房间在四楼，可我不记得房间号码了。”

“四一五。”

“是小房间。希望你还满意。”

“还满意。”

“一两天以内我也许可以帮你换到大一点儿的房间。”

“不用麻烦了，”我说，“我只打算在这儿住几个晚上。”

“当初我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一晃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他伸出手指，用指尖抚平一边的眉毛。“从那时起就在这个城市，一直待到现在。我在这儿住了……唔，七年左右。当初奥利芬特先生需要找人填补前台的空缺，他跟我收房租的时候非常宽容，当时我已经拖欠了三四个月，所以我就替补上去，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直做了下来。你知道吧，我是个演员。”

他之前提到了试镜，所以这话我听了并不惊讶。而且这也解释了他的英国口音为什么会忽隐忽现。

“我叫卡尔·皮尔斯伯里，”他说，“你也许看过我的舞台表演。”

“我刚才就在想，你很眼熟。”

他跟我讲了几出他演过的戏，都不在百老汇，然后又说我应该没看过，因为我不是本地人。“不过你可能在电视上见过我，”他提示我，“几年前的普拿疼广告里，我演那个航空公司的售票员。我还在《法律与秩序》里演过小角色。当然，你知道他们都怎么说。不怕角色小，只怕拿钱少。”

“这个说法挺好笑。”我说。

“你觉得好笑？这句台词是我自己想的，而且我很喜欢，不过不是人人都懂。有可能是我讲的方式不对。我在几家夜总会做过脱口秀表演，笑料还不错，不过我必须承认，大多数时间，观众的反应都很冷淡。我觉得我的表演大概不是非常好笑。可能有些奇怪的幽默感，不过没办法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奇怪的幽默感，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偶尔冒出几个字让谈话进行下去——他对我的要求也仅此而已——其余的他全包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自己，所以就算我曾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个演员，他也成功地打消了我的怀疑。不过他也谈到了酒店，说在此工作、生活就像成了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的一员——虽然这个不健全的家族里都是疯姨妈和怪叔叔。

他让我怀疑自己搞不好也会成为永久住客，把三天的入住时间延长为几十年。或许我偶尔还会亲自坐镇前台，向入住的客人们倾吐我干这行只是权宜之计，主要还是在等本职工作（即私闯民宅）有所突破。

等我终于抽身和他道别的时候，得到的帕丁顿酒店相关资料已经远远超过所需，而我拿到的关于卡尔·皮尔斯伯里的一手资料更是已经超过任何人所需。他祝我一夜好眠，我则希望他的接班人能准时现身，然后我便一把抓过钥匙，向电梯走去。

那个紫色信封，我注意到，已经不在六〇二房的信箱里了。

房间和我离开时一样，小熊仍然站在壁炉架上。我朝它点了点头。我还没准备好要跟这家伙说话，不过也没办法完全不理它。

关于安西亚·朗道我知道些什么？嗯，我知道她是文学经纪人。她做这行已经半个世纪了，这段时间她都住在帕丁顿酒店的一间套房里读稿，通过信函和电话来处理事务，和偶尔出现的客户碰面。近几年，她的生活变得更加隐秘，绝少踏出门外。因为我用紫色信封玩了个小花招，所以知道了她的房间号码。如果我想见她，六〇二房间便是我要去的地方。

不过我不想见她。我只想看看她的房间，而且希望房间里没人。

某些窃贼对于登门造访时主人在家这种事毫不在乎。的确，我就认识这么个家伙，他说除非有把握住户都在家里睡觉，否则他绝对不会闯进去。如此一来，他解释说，你就无须担心他们会在你动手时回到家，当场把你逮个正着。

他跟我讲起这事时，我们都是政府的客人，所以接受他的忠告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他人还算不错，只是能谈的话题范围稍窄了点儿，不过你能在牢里碰到的小伙子大都是蠢汉无赖之流，所以离开他们就跟离开监狱一样求之不得。我获得假释时，他们警告我不要跟登记在案的罪犯来往，这种提醒其实是多此一举。）

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闯空门。你可以说我是天性孤僻。我曾经试过当主人在家睡觉时闯进去——无意或是不得已——我必须得承认，我恨透了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我从来不会弄出多大动静，离开时会尽量保持屋内原貌，不过“做客”时我总喜欢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的感觉。有人在隔壁房间睡觉的话，显然不容易感到宾至如归。

不过我可能没有选择。据我所知，安西亚·朗道不常出门。就是因为她足不出户的习惯名声在外，我才会花上六百多美元拿到一把房间钥匙。如果能趁她白天出门时闯进去的话，我会很乐意和酒店的安保措施放手一搏。午餐前后要偷溜过前台其实并不困难。我有各种即兴策略让自己隐形，或者让自己看起来就像这里的一员。我曾在不同的场合里玩过各种花招：假扮送货员，会见另一名房客，或者只是拿着一个记事板摆出官员的派头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看起来鬼鬼祟祟。如果你偷偷摸摸地进去的话，全世界的人都会偷偷摸摸地跟在你后头，然后用不了多久，法律便会伸出长长的手臂揪住你的领子。不过如果你摆出一副正在做你该做的事的派头，你猜怎么样，他们就会双手奉上前门钥匙外加保险柜的组合密码给你。

这一套我是从嗨叔叔那儿学来的。嗨叔叔的名声一向很好。有一次，他结束公务旅行正要回家，看到一个登机口前的柜台上挂了个电子标志牌，正在为某家航空公司打广告。（是布兰尼夫航空，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当时我在念高中，不过当时在任的是哪位总统我就不说了。）

嗨叔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谢尔顿，喜欢收集标志牌，用来装饰他的房间。我还记得有个绅士花生的标志牌，花生老先生倚在墙上，龇牙咧嘴笑得就像斯蒂芬·金笔下的怪物一样。（我想，在西非他可能会被称为泥豆先生。）不过这个标志牌展示的是一架飞机还有一棵棕榈树，大大赞扬布兰尼夫开往加勒比海的班机。嗨叔叔对它一见倾心，觉得摆在谢尔顿的房间里效果一定不错。

所以他便绕过转角，回到他自己那班飞机的休息室，放下行李箱，解开领带，脱掉夹克，卷起了袖子。

然后他回到布兰尼夫的柜台前，手里捧着本便携记事簿。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不过他径自走到最前头，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给乘客发放登机牌。

“就是这个标志牌吗？”他质问道。

她当时一脸茫然，要不就是请他再说一遍或者变得结结巴巴的。反正就是那种反应。

“这边这个玩意儿，”他指过去说道，“就是这个标志牌吗？”

“呃，我想是吧。”

“嗯，”嗨叔叔说，“就是这个。”然后他便把标志牌从挂钩上拿下来，年轻女子也放下手里的活儿帮他忙活。他把东西塞到腋下，走回他放外套和行李的地方。外套和行李都安然无恙，没人碰过。（身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嗨叔叔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都是正人君子，而且很少对此失望。）他把标志牌塞进行李箱，撸下衣袖，系上领带，穿好夹克外套，等着他的航班登机广播。

那个标志牌在谢尔顿的房间里的确耀眼夺目，等他长大以后，重新布置房间，撤下花生先生和他的朋友，换上《花花公子》的比基尼美女的时候，布兰尼夫的标志牌还是保留了下来。风格很一致，谢尔顿说，你能想象出那些漂亮宝贝躺在棕榈树下，啜饮着菠萝鸡尾酒，展示她们全身古铜色皮肤的景象。你甚至可以想象她们就是布兰尼夫的空中小姐，为你奉上咖啡、茶，或者牛奶，还有你想要的其他东西。

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谢利现在是医生，他的候诊室里挂着的是医疗保险公司的标志牌，绝没有人会偷。嗨叔叔如今已经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的庞帕诺比奇，忙于收集折扣券、打高尔夫球以及不断增加他的邮票收藏。我每次偷到邮票都会想到嗨叔叔。他收集英联邦邮票，这些年来我偶尔会发现我认为他可能用得上的邮票，比如稀有的维多利亚临时邮票或者爱德华七世高价邮票，我在寄给他时都会附上字条，解释说是在旧版狄更斯的《马丁·翟述伟》里发现的。如果嗨叔叔怀疑过邮票来源也许不够正当的话，他可是谨守绅士风度，从没提过，而且也太过热衷于收藏，没把邮票退回来。

我是家族里唯一的败家子，有时我也会奇怪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罗登巴尔和格莱姆斯两家都有杰出人物可以做我的榜样，我怎么会永远无法抑制住自己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欲望呢？

一定是基因突变，有时我会这么想，某个染色体发了疯。不过我一想起嗨叔叔，就又觉得奇怪了，看他这一生，你会发现他可是个正直的生意人，诚实可靠、奉公守法。可是某天下午在某一座机场里，他却展示出了骗子般丰富的想象力和飞贼的胆量。如果早年出了什么事，把他朝错误的方向轻轻一推的话，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人呢？

当然，我倒也不认为他会有我这样开锁的才华，这可是天分。不过只要受过一点儿训练，任何人都可以精通各种锁，学会如何把它们打开。

如果嗨叔叔可以拿起邮票镊子，他自然也能处理开锁工具。谢尔顿是外科医生，自然能把本行技巧应用到雷布森、西格尔、费切特和普拉德等人的造物上。要是他们年轻时猛地打了一个左转弯，随便我哪个亲戚都有可能步上歧途。而且要是他们做了贼，我敢打赌，铁定一个个都他妈棒得不得了。

结果呢，他们全都成了模范公民，而我则是已经准备好了，要闯进一个老太太的酒店房间里。

你能想象这件事吗？

安西亚·朗道的名字在分类电话簿上的文学经纪人一栏里。我用外线给她打电话，号码拨了一半，我猛地挂断了电话。如果打她的私人电话，必然会留下通话记录，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后果。

我拨了七，然后拨六〇二。挂断前我让电话响了六下。

真的这么简单？真的这么走运？她真的外出吃晚餐，或者看戏，或者去拜访朋友了吗？

看来有可能。我留给她的信封已经从她的信箱里消失了，这就表示她可能下楼取过信。（同样也可能是卡尔或者哪个酒店员工把信送到了她门口——孤僻的房客享有这种待遇绝非不可能。）

就算她是亲自取信，也不表示她没有出去转一圈，而是直接回房去了。不过她现在没接电话，所以有这种可能，不是吗？

也许她已经睡熟了。现在还不到九点，对于我认识的大部分人来说，时间都还早，不到上床睡觉的时候。不过我怎么会知道安西亚·朗道的起居时间呢？说不定她有午睡的习惯。说不定她习惯傍晚就睡下，然后熬上一整夜。上年纪的人都睡得很浅，只要电话铃响就可以惊醒，可谁能保证朗道女士不是个例外呢？也许她习惯以速可眠配伏特加来迎接墨菲斯，所以地震也叫不醒她。

也许电话铃响的时候她正在浴室，无法及时接电话。也许她正在看电视，而且看《宋飞正传》的时候从不接电话。

也许我应该再试一试，我把手伸向话筒，又及时制止了自己，在我的手有可能惹祸上身之前把它抽了回来，放在腿上。我已经拨过她的号码了，没人接。那我现在是在干什么？拖拖拉拉以便在酒店待足三晚，免得付出的房费不划算吗？我可等不来她绝对不在房间里的保证，好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自由进出。如果需要保证的话，我算是入错行了。

是时候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