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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已经有些年头了，巨大的东方地毯见证了这里过去的辉煌。和屋里的其他家具一样，面对面摆放的劳森沙发看上去已经用了很久，坐靠处塌陷下去，像在发出无声的邀请。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相谈甚欢。几码外，一个椭圆脸、额头宽阔的男人戴着墨镜，在读一本《GQ》杂志。那副墨镜让他看起来既精明又狡猾，不知戴着墨镜读杂志会是什么感觉，一片漆黑吧，我猜。

大堂或许是有些破旧了，但这里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年久失修，反倒很舒适。在十月的这一天，壁炉里的火光像是欢迎的信号，一切都在火光中呈现出最好的一面。壁炉架上的立体画栩栩如生，令你忍不住要伸手把它抓起来抱进怀里，它正是与这酒店同名的那位。

是一只熊，当然，不是那种喜欢在森林里排泄，又把这种习性当成天主教教条一样严格执行的家伙。你一眼就能看出，这只熊从未踏进过森林，更不可能在那里行为不端。它穿着一件小小的红外套，头戴一顶软塌塌的宝蓝色雨帽，脚上穿着一双和金丝雀羽毛颜色相同的威灵顿靴子，像金丝雀一样快活。它憩坐在架子上，夹在一个手提旅行袋和一个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购物袋之间，头顶悬挂的牌子上写着：失物招领。

不过，不用我继续说下去了吧。即使你没有这样一只熊，你认识的某个人也一定有。因为它就是传说中的帕丁顿熊，还会是谁呢？谁比它更有资格装点这个传说中的帕丁顿酒店的大堂呢？

用传奇一词来形容此处再恰当不过。帕丁顿酒店，这座红砖黑铁筑成的七层建筑矗立在麦迪逊大道和东二十一街的交会处，面朝麦迪逊广场，距斯坦福·怀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不远。（又被称为麦迪逊第二广场。你父亲记忆里那个位于第八大道和第十五街交会处的是三号公园，宾州车站入口处的则是四号公园。怀特的麦迪逊公园是建筑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但老宾州车站曾经也是。过去的辉煌都已不复存在了。）

帕丁顿酒店的辉煌还在延续，这幢建筑在花园广场兴建之前完工，也存留下来为它的时代做见证。帕丁顿建于二十世纪初，见证了周边地区（以及这个城市和这个世界）这些年来不断由旧翻新，但这座古老的酒店基本上没有改变。它从未多么宏伟壮观，住在这里的永久房客也一直多于临时旅客，而且从很久以前便开始吸引艺术界人士。在左右两边守卫大门的铜牌上记录下了曾经留宿帕丁顿的名人房客，包括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和西奥多·德莱塞以及莎剧演员雷吉纳德·弗伦奇。约翰·斯坦贝克在他某段婚姻触礁时曾在此待了一个月，垃圾箱画派的艺术家罗伯特·亨利搬到东南方几条街以外的格拉梅西公园附近以前，也曾入住帕丁顿。

最近，这家酒店吸引了几位来自英国的摇滚明星。和其他美国酒店相比，这些人对这家酒店的破坏欲要小得多——若非出自对帕丁顿悠久历史的尊敬，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再次进行破坏也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已经有两位摇滚明星死在这家酒店里了，一个被自己带回房间的流浪汉谋杀了；另一个的死因要传统一些，他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

古典音乐界也派有代表，包括至少两名长期房客以及偶尔巡回演出的乐手。八十几岁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埃泰尔，每年他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圣诞演奏会都座无虚席，他在顶楼的套房里住了四十几年。同一层楼的另一头住着上了年纪的女高音索妮亚·布里甘迪，比起她传奇性的女高音歌喉，她那同样传奇的火爆脾气更广为人知。他们会打开房门，一个弹一个唱，上演一出普契尼，或威尔第，或瓦格纳来娱乐（或骚扰）其他房客。

但除此以外，他们从来都不交谈。谣言纷飞——有关他们的绯闻说他们曾经为了某个房客争风吃醋。据说阿尔弗雷德是同性恋，虽然他结过两次婚，也有儿孙。索妮亚一直没有结婚，但据说有过同性和异性情人。根据谣传，两人都跟埃德加·李·霍瓦特上过床。但霍瓦特的床上可没有别人，当然，除了他的熊。

大堂壁炉上方的那幅帕丁顿熊就是霍瓦特的作品。他是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的创始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成功举办后不久，霍瓦特就住进了帕丁顿酒店，直到他一九七九年去世。这幅画是他进驻后送给酒店的礼物，因为霍瓦特过世之后，他的作品行情大涨，所以现在这幅画的价格或许已经接近一百万美元。而它就在那里，挂在众目睽睽之处，就在几乎毫无保卫措施的酒店大堂里。

疯子才会想偷这幅画。埃德加·霍瓦特画过整整一个系列的泰迪熊，从早期史泰福公司出品的邋遢熊到当今的长毛玩具熊。而且，无论是在他的肖像画、风景画或是室内画中，总会出现某一款泰迪熊。他在陶斯短暂逗留的期间画了很多表现沙漠风景的作品，在这些画中，有的泰迪熊趴在一株巨大的仙人掌脚下，有的跨坐在围栏上，还有的斜倚在泥砖墙上。

不过，众所周知，他只画过一次帕丁顿熊。而这幅众所周知的画就挂在这间众所周知的破旧大堂里，任人顺手牵羊，可是带走之后呢？如果是你顺手牵走了这幅画，你打算怎么销赃，又卖给谁呢？

这些我全都清楚，可是积习难改。我只要看到价值不菲之物，就忍不住要动脑筋、想办法把它从它合法的拥有者手中救出来。这幅画镶在镀金的庞大木框里，经过思考，我认为比起连框带画一起拿走，把画从框中割下来带走更加便利。

我正在忙着计划犯下特大盗窃案，前台服务员开口了，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抱歉，”我说，“我刚才在看画。”

“我们的吉祥物。”他说。这个人大概五十岁，穿了件波纹领的暗绿色绸缎衬衫，系着一条窄款领带，上面别着土耳其玉领带夹。他的发色是标准的男色主义出品的黑色染发剂的颜色，但两条鬓角比时尚的标准要求略长些。他的胡须剃得很干净，不过，他更适合留两撇八字胡，最好还能给胡须上点儿蜡。

“是可怜的埃迪 ·霍瓦特画的，”他说，“他的死真是让人惋惜，多么讽刺啊。”

“他死在一家餐厅里，对吧？”

“就在路口转角那儿。埃迪有着世界上最糟的饮食习惯，他只吃奶酪汉堡、可口可乐和杯形蛋糕。后来，有个医生说服他改过自新，结果忽然之间，他就成了个健康饮食的狂热拥护者。”

“健康饮食把他的身体吃坏了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差别，”他说，“不过他开始不停地谈论这个话题，变得有点儿烦人，就像刚受过洗的人一样喋喋不休。我敢说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回原来那样，但没机会了。他死在了餐桌上，被一块豆腐噎死了。”

“太可怕了。”

“那玩意儿的味道是挺可怕的，”他说，“因它而死就更骇人了。不过，埃迪的画把我们跟帕丁顿熊永远连在了一起，搞得人人都以为我们的名字是从它而来。”

“是先有的酒店吧，对不对？”

“酒店要早好多年呢。迈克尔·邦德那本描写勇敢小熊的书《遗失的行李》才出版三十几年，而我们酒店的历史可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我无法确定酒店的名字到底是来自帕丁顿火车站还是那个地区。只可惜，那一带算不上伦敦最好的区，但也不是最糟的，那里的廉价酒店和亚洲餐厅也不差。威尔士人刚刚走下开进帕丁顿车站的火车，就会拥进那里找房间。那里也有个同名地铁站，不过，若说我们酒店是以地铁站命名的，我可不信。”

“我认为一定不是。”

“你的修养真好，能有耐心听我絮絮叨叨讲个没完。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我注意到，他的口音在唠叨时起了变化，谈到伦敦时，他带上了英国口音。我告诉他，我预订了一个房间，他问了我的名字。

“彼得·杰弗里斯。”我说。

“杰弗里斯，”他重复着，用大拇指翻过一沓卡片，“好像没……哦，天哪，有人把名字写成了杰弗里·彼得斯。”

我对他说这个错误情有可原，但心里很确定，犯错的那个人正是我自己。我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众多化名弄混了。选择用两个名组成的化名，颠倒姓和名是再正常不过的错误了，而且业余人士一天到晚都犯这种错。这件事可比犯错本身还令人泄气，因为如果连我都不算专业人士，还有谁算得上呢？而如果我开始犯这种业余人士的错误，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我填好登记卡，用了一个在旧金山的地址，一个三天以后的退房日期。之后用现金结账。一个晚上一百五十五美元，待三晚，外加税金以及电话费押金，算下来总共大概五百七十五美元。我数出六张一百美元，那家伙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鼻子下面那两撇并不存在的八字胡，问我想不想要一只熊。

“熊？”

他朝栖坐在文件柜上的那一组三只帕丁顿熊努了努嘴，它们和壁炉上那只长得差不多。“你也许觉得这一套有些过分幼稚了，”他说，这会儿，他的英国口音不见了，“也许你是对的。这种服务是在埃迪的画给酒店带来新一波的名气之后推出的。他收集泰迪熊，你知道，在他死后，他的收藏在苏富比的叫价高得离谱。对玩具熊来说，贴上霍瓦特收藏品的标签，就跟一串养殖珍珠项链在杰奎琳·欧的脖子上挂过几个小时的效果一样。”

“这么说，这三只熊是他的喽？”

“哦，不，没这回事。这些熊是我们的，我猜是经理从施瓦茨公司或者玩具反斗城买的。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在哪儿买的。但每个客人在入住帕丁顿期间都可以有一只熊相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

“真的？”

“别以为我们是大发善心。决定放弃押金把帕丁顿熊带回家的客人多得让人惊讶。倒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拿一只熊上楼，不过只要拿了，很少会有人放弃不要。”

“我要一只熊。”我豁出去了。

“那我就要收你五十美元押金，退房的时候也很乐意将押金一并奉还——除非你想让它陪伴你一辈子。”

我又数出了几张钞票。他开了张收据，把四一五号房的钥匙递给我，然后一把抓过帕丁顿三熊组，让我挑一只。

依我看，这三只熊没什么区别，所以我就做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事。我挑了左边那只。

“绝佳的选择。”他说，就像你在点菜时说要羊肉配新品种的马铃薯时，侍者会有的反应一样。我常常对此感到纳闷，糟糕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有糟糕的选择，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列进菜单里呢？

“好个可爱的小家伙。”话说到一半，可爱的小家伙就从我手中滑落到地板上。我弯下腰，一手捡起它，一手拾起一个紫色信封。信封上只有一个名字，用大写字母写的：安西亚·朗道。“这封信在地板上，”我对前台服务员说，“恐怕我已经踩上去了。”

他撇了撇嘴，从柜台后面的盒子里拿出一张纸巾来擦我的鞋印。“应该是有人把信放到柜台上，”他一边说，一边利落地擦着，“然后有谁把它碰到地上去了。好了，现在很干净了。”

“帕丁顿倒是毫发无伤。”

“哦，这家伙很结实，”他说，“不过，我必须承认，你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要一只玩具熊。我在跟自己打赌，猜谁会要玩具熊，谁不会，不过经常猜不中，我觉得该放弃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拿，也有可能不拿。出差的男人最不可能带走熊，不过有时也会让我感到意外。有个从芝加哥来的先生，一个月入住两次，每次住四天。他每次都要一只熊做伴，从不例外，不过也从来不把小家伙带回家。而且就算每次拿到的熊都不一样，他好像也无所谓。这些熊长得不一样，你看，大小啦，还有帽子、外套和靴子的颜色都不同。大多数穿黑色马靴，不过，画里面那双是黄色的。”

“我注意到了。”

“游客通常都愿意挑一只熊，而且会留下当纪念品，尤其是新婚夫妇。只有一对夫妇例外。太太想带帕丁顿回家，先生想要回押金。我可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那他们带走熊了吗？”

“带走了，等他们离婚的时候，男人八成会跟他太太争夺那只熊的抚养权。不过对于大多数夫妇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都想要熊。欧洲人会拿——英国人除外，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拿。日本人一定会把熊带回房间，有时还不止一只，而且他们绝对都会付钱把熊带回家。”

“而且还要拍照。”我大胆猜道。

“嘿，让你说对了！他们不仅自己抱着熊合影，还拍了我的照片——抱着熊的和不抱熊的，和他们的熊站在酒店门前那条街上留影，在可怜的埃迪的画前拍照，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还在我们一些名流客人住过的或者死在里面的房间外拍。你说这么多照片他们要怎么处理啊？他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看照片啊？”

“搞不好他们的相机里没装胶卷。”

“哦，彼得斯先生！”他说，“你真是太坏了！”

可不是吗。

不管有没有熊，四一五号房看起来都不像是一晚一百五十五美元外加税金的房间。红棕色的地毯上线头已经脱落，梳妆台上散落着没人收拾的香烟，而唯一那扇窗户面对的是通风管。任何纽约喜剧协会的成员看到这间房都会告诉你，这个房间小到你得走到大堂里才能改变主意。

不过我原来也没指望会有多好。对于长期住客来说，帕丁顿酒店非常合算，他们的月租比短期客人一周的房钱还要少，房间还更大。我猜这是一种交易，临时房客砸下一大笔钱，换来在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荣光下自我陶醉的时光，同时也可以补贴这些一年到头住在这儿提供荣光的艺术家。

我不知道这位头戴蓝帽子的小家伙在这种交易里起了什么作用。说这种服务迷人也好，太过做作也罢，总之有助于行销，使酒店更加人性化（呃，熊性化），形成一条小小的产业链。如果有一半客人选择从前台挑一只熊，而这一半中的一半无法割舍他们的熊，保守估算，如果每只熊都能赚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那么通过这项服务，就能凑足钱付每年的电费——起码也是一大半。至少能补贴酒店的运营成本，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壁炉底下的火炉早就被砌上砖、抹上灰泥封了起来，我把帕丁顿放在上面，这里的视野不错，它可以举目环顾，观敌瞭阵。“我很愿意带你看看窗外，”我告诉它，“不过外面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面砖墙，一扇拉上窗帘的窗户。嗯，拉上窗帘说不定是个好主意。你觉得呢？”

它没说话。我拉上窗帘，把手提箱往床上一扔，咔嗒一声打开了箱子。我把我的衬衫、袜子和内衣放进梳妆台抽屉，把一条卡其裤挂在一个迷你衣柜里。合上手提箱，让它立在墙边。

我看看表。该出门了。我还有正事要办。

我跟小熊道过别，它报以我的热情跟我和我的猫道别时得到的热情差不多。我拉上门，门一关闭，弹簧锁就自动扣上了，不过在搭电梯去大厅以前，我还是用钥匙把门锁了两道。

两个女人已经结束了谈话，或是把谈话带去别处了。那个椭圆脸，额头宽阔，戴着玳瑁边太阳镜的男人已经放下了《GQ》，拿起了一本平装书。我走到前台，把我的钥匙扔在上面。那是把真正的黄铜钥匙，和新酒店通用的电子房卡不一样，上面还附了条笨重的铜链——精心设计的惩罚功能，如果你把它随身带走的话，它就会把你的口袋磨出一个洞。我很高兴把它留下，为有个借口能在走过前台时迅速看一眼那三排房客信箱而感到窃喜。

我在地板上找到的紫色信封被放进了六〇二号信箱。

我啪的一声放下钥匙，朝那位发色过黑的家伙点了点头，笑了笑，看到一位身材修长的、优雅的年长绅士从街上踏入大厅——模样像是从那个长脸男人的《GQ》杂志里走出来的人物。他身穿剪裁合体的运动夹克和长裤，身边伴随着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

我们的视线相遇了。他的眼睛因认出我而瞪大了。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不过它们可能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就在他显然认出了我的同时，我也认出了他。正如绅士们在酒店大堂相遇时会做的那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