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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等人谢授军衔，总干对原方案做出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设元帅十名，大将十名。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军委委员共有朱德等十一人，这里面除邓小平已确定不授军衔外，其余十人都进入了元帅提名名单，朱德更被列为十大元帅的榜首。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是中共建军的开始，朱德又在南昌起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说起来，他与南昌的渊源主要来自于朱培德，两人曾同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是同班同学。还在国共合作的时候，组织内部分配工作，朱德主动提出，朱培德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当军长，如果他去第三军条件比较有利，于是组织上就把他分到了第三军。
南昌是第三军的总部。朱德一到南昌，朱培德待之如上宾，政治问题向他请教，军事教育也向他请教，后来还让他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
朱德在生活上非常简朴自律，即便担任公安局长这样的“肥缺”，依然如故。他的居室里没有任何与官职相称的家具，仅有一个简陋的床铺、一张旧桌子、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就像一个旅客。平时他只穿一套粗布军装，裹一副绑腿，脚下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因为开会或工作忙，常常吃不上饭，便随便买个烧饼填下肚子充个饥。
在国共合作前朱德就已经是拥有实权的中将。很多人想象不到他是这种样子，初次见面都很惊奇，有“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之叹。
凭借自己的踏实和勤勉，短时间内，朱德就在南昌建立了工作基础，尤其他所控制的教育团实际已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这些都为而后的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在那个年代，像朱德这样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干部并非特例，几乎大家都是如此。朱培德起初能对朱德那么欢迎和重用，除了同学关系、朱德原先的名声资历外，共产党干部有干劲、能吃苦，可以用来帮助他巩固军队，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也是吸引他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是政治就是政治，这对老同学的友好关系并没有能够维持太久。在国民党宣布分共后，朱培德紧跟着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虽然他与朱德的私下感情不错，但也只是在“礼送出境”的基础上加了个“欢送”，就算是把朱德给打发了。
1927年拍摄的南昌城内一角
朱德再回南昌，已经到了南昌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他利用自己在南昌的老关系，不仅把教育团和公安局的一些官兵拉进了起义队伍，而且还在起义前大摆“鸿门宴”，以设法拖住第三军的部分军官。
眼看起义的时间慢慢临近，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第三军以滇军为主，贺龙部有一个云南籍的副营长事前与第三军官兵搭上了老乡关系，接到起义命令后便跑出来告密。正在“鸿门宴”上吃饭的两个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立刻离席告辞。
朱德对此突发情况缺乏心理准备，临时不好阻拦，就急忙赶到起义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通知了贺龙。恰好贺龙也已接到内部报告，指挥部经过商议，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起义。
敌团长李世龙未赴“鸿门宴”，朱德担心他探听到什么风吹草动，从贺龙处一出来，就到李世龙家中观察动静。这时，另一个敌团团副蒋文光在街上看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频繁调动，情形与以往不同，也赶紧跑来找李世龙，意思是要李加以注意，或者干脆将部队带出南昌城。
朱德见到蒋文光即知来意，不等他开口，就上前一把拉住他说：“文光，我们到街上走走。”
在此前后，还在“鸿门宴”席上的军官被全部扣押，虽然有两个敌团长临时离席，但因为起义提前发动，他们也已经来不及准备。至于李世龙，则还没等被蒋文光点醒，就被朱德巧妙地搪塞过去了。
朱德拉着蒋文光出门不到两个小时，街上到处响起了枪声。起义正式开始后，南昌敌军各部猝不及防，有的因主官被扣押甚至导致无人指挥，被起义军一击即溃。清晨六点，南昌城内和近郊的敌军被全部肃清，起义获得了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