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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各国军衔制有区别，首先就在于等级设置不同。1952年11月，经过与苏联顾问卡苏林反复酝酿，总干提交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该方案基本上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所不同的只是在将级军衔中增加了“准上将”。
由于解放军的师级干部较多，总干又设想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增加一个“准将”，用于授予副师长等干部。卡苏林不同意。他不同意是因为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不是少将，而是上校，解放军的副师长若被授予准将，在级别上就高过了他们的副师长，在两军交往中对苏军不利。
那时苏联是中国的学习样板和标准，苏联顾问的意见在高层间举足轻重，于是第一套方案就只能作废。
苏军元帅朱可夫
1953年，总干在第一套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套方案，新方案除吸收苏方意见，并兼顾解放军的具体情况外，还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在新方案中，“上将”被改称为“大将”，“准上将”被改称为“上将”。少将和上校之间仍然设置了一个军衔，但已不是“准将”，而是校官里的“大校”，这里的“大校”就是从朝鲜人民军那里学来的。尉官也做了较大调整，除“少尉”予以保留外，“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都被分别改称为“大尉”“上尉”“中尉”。
在经历两次方案修改后，最终确定下来的军衔设置为六等十九级所谓六等是“帅、将、校、尉、军士、兵”，其中减掉了“兵种元帅”“准尉”，最高等的“帅”被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
制订军衔方案的同时，中央军委在薪金制、征兵制的条例制定上也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于是军衔制的正式实施便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开幕到闭幕长达五十一天，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有一百多人，开幕当天，位于中南海居仁堂大厅的会议现场座无虚席。如此规模的全军会议，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正如陈毅在发言中所说：“这样大的会议，在延安也没有召开过，等于全军的党代表会议。”
在这次后来被人们称为“高干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遂得以正式启动。
在各项管理工作中，人事向来是最难的，更不用说评定军衔这样牵连着全军乃至全国人心的重头戏了。毛泽东亲自点将，指派彭德怀和罗荣桓为军衔评定的主要负责人。
彭罗二人，一个严厉冷峻，打仗时犹如雷公霹雳，一个慈眉善目，是军内公认的“好婆婆”，给人的印象一个是火一个是水，但他们都有着赫赫功绩和不徇私情、公道正派的好名声，且均主掌党政军核心部门，由他们挂帅评定工作，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服众效果。
对于评衔，军委主要是进行宏观把控，具体承办和组织实施被交给了总干。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被调到总干任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处理日常事务。
宋任穷那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等好几个职务。他向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邓小平明确告诉他，要把精力集中到总干，别的地方可以少去。各方对于评衔工作的重视和配合，由此可见一斑。
军队处于大转变阶段，总干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宋任穷到总干后印象最深和耗费精力最多的仍然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1955年2月8日，由毛泽东下令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宣布要在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行完毕。为了完成任务，宋任穷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其中，他住的地方离罗荣桓的住处较近，经常晚上还去向罗荣桓汇报和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