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建议国内应考虑七项战备工作，其中就提到了实行军衔制。他也考虑到，因为“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军衔可能比较困难，为此建议可以采取过渡办法，先“规定职务识别”。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彭德怀对军衔这种区别身份的标识是很厌烦的。作为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军人，他经历过那种官兵完全一致，分个鸡蛋还要士兵们共同商量的历史过程，因而总担心设立军衔之后，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妨碍军人和老百姓的交流。
在同干部闲谈时，彭德怀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
即使后来实施了军衔制，真的被授予了元帅的彭德怀对此仍不适应，平时能不穿元帅服就尽量不穿，只有碰到举行一些外事活动和重要典礼，才不得不按照军队条令规定穿上去，而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总是表现得很不开心。20世纪50年代，在与外宾谈话时他还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将来会没有的。”
站在一个普通军人的立场，彭德怀的顾虑与当年新四军的王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军人，也不是一般干部，他要站在调度三军的高度，针对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会和朱德等人共同酝酿实施军衔制，他知道“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大局和方向，必须搞。
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因为此时不但在异国作战的志愿军亟须设立军衔，就是国内在军队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引入军衔制的必要。
彭德怀和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干部或者年龄大了，或者文化水平不够，实际干不了什么事，但是又未复员或转为文职干部。如果设立军衔，就可以既照顾老干部的资历、功绩，保证其待遇，同时激励新人，给他们以发展的机会。
邓小平打比方说：“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毛泽东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让军委与总干一道负责军衔制的推进。
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总干全面部署了干部评级工作，也就是彭德怀所说的“规定职务识别”。当年评级工作基本结束，由此正式建立了全军干部的等级制度，干部评级也成为授予军衔的基本依据。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队要在1954年1月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增加了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
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解放军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军，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包括军衔制在内的这些制度早就该实行了，因此第二天，当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时，大家听后都很兴奋。
准备实行的制度不是一个，是三个（实际是四个），同时每一个的工作量又都非常大，涉及问题很多。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军队最迫切需要的还不是军衔制，而是与其相配套的薪金制。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即便军官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穷！
在实行薪金制之前，军队实行的一直是供给制，一个营长的伙食加上津贴，还不及一个汽车司机的工资。这在农村尚无所谓，进入城市就不一样了，时间一长，导致军官逛商店都只敢问价而不敢买，售货员见了都不太爱搭理。那些年轻的军官本来长得高大帅气，然而一些时髦女生在街上遇到他们，居然常常掩鼻就跑。
因为囊中羞涩且伙食标准不高，官兵平时吃的东西里面很难看到有肉、鱼、蛋类。试想一下，部队作战训练的体能消耗那么大，具备较高营养价值的食品比例又这么少，他们的身体健康乃至作战训练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军军官还面临着一个老大难问题。大部分基层军官都早已过了结婚年龄，但几乎个个都是“穷和尚”，很难找到媳妇：找农村的，组织既不批准，以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养不起；找城里的，城里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们这些“令人讨厌的穷兵”。
彭德怀素以爱兵著称，对基层情况非常清楚。他发现如再不实行薪金制，基层军官的生活就难以维持，“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为此，他决定先解决薪金问题，再搞军衔评定。
军衔制与薪金制是有联系的，在此期间，罗荣桓及其总干率先投入了军衔制的方案策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