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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抗战，按照毛泽东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高度重视扩充武装力量，武装部队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各个根据地的所属军区都分成许多军分区，这还不包括尚未纳入正规军范畴的地方游击队，以及正处于收编和改造之中的各类杂色或绿林武装。
部队和干部多了，就有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军区以下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均称为司令员，但各部队的级别有高有低，兵员有多有少，司令员和司令员之间的能力、指挥权限也不一样，一旦合编或协同作战，在战斗中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
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逐渐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围。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询问可否依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区分，规定各级干部的等级。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职责分明，又能起到激励干部的作用，“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一个多月后，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也就是军衔制度。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一度进行过评衔活动，但因为处于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不易做到，所以评衔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特别是1941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对于部队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授衔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于是便在1942年暂停了军衔制的实施。
1946年，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改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实行军衔制。
这时共产党还没想到能够解放全中国，目标只是能够参政。中央指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一律按级待遇”。
从1946年2月起，各部队都对实行军衔制做出了安排，而且还出台了规定和细则，可是还尚未来得及落实，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随着解放战争打响，军衔制的实施只能再次不了了之。此后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又酝酿实施实行军衔制，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掀起“学习苏联运动”，举国上下都把苏联称作“老大哥”，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苏联的军衔制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被交给了筹建中的总干部管理部。
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简称总干，它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建总干的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他也同时兼任总干的部长。在为总干配备人员时，罗荣桓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前者由军委指名抽调，后者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军区按条件选调。这种“五湖四海”的组建办法，便于总干迅速熟悉和掌握各部队不同的历史、现实状况，对于而后的评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50年7月，罗荣桓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表示，总干将进行建立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当年9月，总干正式成立，朱德出席总干干部会议，在讲话中提道：“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950年年底，在总干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已把给军队评定军衔列为来年的首要任务，但随着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必须把研究重点移向抗美援朝，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从1951年起，相应推进工作就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各方面再次呼吁重视军衔制，不再是单纯因为要学习苏军，而是朝鲜战场上已出现了这种客观需要。
抗美援朝把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参战部队的建制非常多，官兵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野战军，原先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不一样。在这种装备复杂、运动快速的条件下，光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进行调度，显得很不方便。如果能够实行军衔制，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均有明显的肩章符号予以识别，无疑可以提高指挥效率。
不单是打仗，就是谈判也离不开军衔。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中朝谈判代表，左二为邓华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可一可二，但总不能一直这样干。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也包括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太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