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引路

中国有军衔的历史其实很早，从清末开始就有了，随后经过北洋，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已历“三代”。

在大革命初期，全国都处于混战状态，地方派系各自为政，军衔体系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不仅没有统一的军衔制度，而且授予军衔的机构不止一家，国民政府可以授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予，总司令部可以授予，甚至连各个地方部队的上级或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割据西北的马步芳有个还在小学读书的儿子，他不知怎么异想天开，给他这个才十二岁的儿子也弄了个上校的军衔。更为荒唐的是，文件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军政部竟然给予正式任命，发给了委任状。

你娃都能当上校，我们大人当个将军还不够格吗？于是乎，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闭着眼睛乱报军衔，衔高职低的情况成了普遍现象。当年的军衔以“上将”封顶，一些手下不过万把人或最多几万人的地方军头，纷纷堂而皇之地自封或上报为上将。

面对这种上将满天飞的混乱状况，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颇感无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相对于地方，国民革命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军队）还要稍微规范一些。那时共产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已经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任职，而且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军衔最高的是朱德、刘伯承，他们都是军级官佐，所授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是沿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种加衔制度，就是说本来已经符合晋升上将的条件，可是名额有限，暂时升不了，只好先委屈一下，等到上将的缺额空出来之后，再择优正式晋升为上将。这一期间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级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国共分裂前，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对抓军权不够重视，国民革命军里的党员军事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政治干部。两个“准上将”，刘伯承实际未就职，朱德授衔时是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不是军事主官。

从中将到少将，除了叶挺是有实际军权的师长，被授予中将外，其余几乎为清一色的政治干部。比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人，当时职务都已达到军级，被授中将，但他们不是党代表就是政治部主任。

到大革命后期，由于误以为政治工作可以完全代替军事工作，没有抓紧抓牢枪杆子，共产党被“鸟尽弓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终于考虑要拉起自己的武装，这就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正式定名的红军。自此，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也都放弃原有的职位和军衔，彻底投身到红色阵营。

红军在创建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主张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军衔和相应产生的待遇也被包括在里面。井冈山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没收一个地主的鸡蛋，一开始都得由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平分。朱德为此还写了一副对联：“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被授予了军衔。

此时经过蒋介石的整顿，早期军衔混乱的状况已得到一定改观，评定军衔变得相对透明规范了一些。以八路军为例，在国民革命军中为师级编制，于是师级干部就是中将，旅级干部是少将，旅级以下、团级以上是上校。

对于这些军衔，指挥员们不是嫌高嫌低的问题，而是在感情上普遍难以接受。内战十年，国共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很多战友甚至亲戚朋友倒在了对方枪口之下，现在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就要和曾经的敌人佩戴一样的军衔，乃至“同殿称臣”“同流合污”，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觉得过去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能够做到在艰难困苦中都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乃是持家的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王直那时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连指导员，他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和抵触的，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他思想不通，就单独找他谈了一次。大意是如今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乃大局的需要，而且部队改编是独立自主的改编，并不意味着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也一样，仅仅是便于指挥作战，官兵仍旧同甘共苦，没有任何贵贱之分。

一席话顿时让王直茅塞顿开，用他的话来说，是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他不但心甘情愿地戴上了军帽徽和军衔，而且还做起了其他战友的工作。 LU/vZyfikoWFBF+sQ7KOwE4DipKskEgZKc5V+WPOXtCeunHDng3qCLfEaT+wlB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