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6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沈启贤突然收到了两封特殊请柬。一封来自于南京军区，邀请他参加一个重要典礼，另外一封来自于老首长陈毅，以个人名义请他吃饭，而后者其实也与典礼直接相关。

南京军区的请柬背面贴有注意事项的字条，同时为了使参加典礼的人了解整个典礼情况，还随请柬附送了一本特别印发的典礼须知，对典礼的日程排列、具体程序，还有着装上所必须注意的细节，都一一加以说明。

工作如此细致，足见上级和组织者的重视程度，也可以看出典礼本身有多么隆重和气派。请柬上的大红金字显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举办的第一次授衔典礼。

沈启贤是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高级将领，参与指挥过击败美国王牌军骑一师等著名战役，并因此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而后刘伯承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他才被抽调回国。由朝鲜调回国内，由陆军改行空军，由野战部队进入军事院校，由炮火纷飞的战场转到欣欣向荣的城市，这一切对沈启贤来说，不过才两三年时间，此时此刻收到请柬，更像是接收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信号。

沈启贤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他仔细看了看典礼举行的时间和地点：1955年11月29日，上午8点，南京人民大会堂。 RYJL+WTWb8IiZSkDsVGCoSld2ruwmkKcM+Zk8K/XqXEpr1WqHOut3A8GI+iYqU2m

灯塔引路

中国有军衔的历史其实很早，从清末开始就有了，随后经过北洋，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已历“三代”。

在大革命初期，全国都处于混战状态，地方派系各自为政，军衔体系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不仅没有统一的军衔制度，而且授予军衔的机构不止一家，国民政府可以授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予，总司令部可以授予，甚至连各个地方部队的上级或军政长官都可以授予。

割据西北的马步芳有个还在小学读书的儿子，他不知怎么异想天开，给他这个才十二岁的儿子也弄了个上校的军衔。更为荒唐的是，文件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军政部竟然给予正式任命，发给了委任状。

你娃都能当上校，我们大人当个将军还不够格吗？于是乎，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闭着眼睛乱报军衔，衔高职低的情况成了普遍现象。当年的军衔以“上将”封顶，一些手下不过万把人或最多几万人的地方军头，纷纷堂而皇之地自封或上报为上将。

面对这种上将满天飞的混乱状况，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颇感无奈，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相对于地方，国民革命军（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军队）还要稍微规范一些。那时共产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但是已经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任职，而且均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军衔最高的是朱德、刘伯承，他们都是军级官佐，所授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所谓“中将加上将衔”，是沿用晚清和北洋政府的一种加衔制度，就是说本来已经符合晋升上将的条件，可是名额有限，暂时升不了，只好先委屈一下，等到上将的缺额空出来之后，再择优正式晋升为上将。这一期间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级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国共分裂前，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对抓军权不够重视，国民革命军里的党员军事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政治干部。两个“准上将”，刘伯承实际未就职，朱德授衔时是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不是军事主官。

从中将到少将，除了叶挺是有实际军权的师长，被授予中将外，其余几乎为清一色的政治干部。比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人，当时职务都已达到军级，被授中将，但他们不是党代表就是政治部主任。

到大革命后期，由于误以为政治工作可以完全代替军事工作，没有抓紧抓牢枪杆子，共产党被“鸟尽弓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终于考虑要拉起自己的武装，这就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及后来正式定名的红军。自此，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也都放弃原有的职位和军衔，彻底投身到红色阵营。

红军在创建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主张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军衔和相应产生的待遇也被包括在里面。井冈山时期，干部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没收一个地主的鸡蛋，一开始都得由士兵委员会来进行平分。朱德为此还写了一副对联：“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被授予了军衔。

此时经过蒋介石的整顿，早期军衔混乱的状况已得到一定改观，评定军衔变得相对透明规范了一些。以八路军为例，在国民革命军中为师级编制，于是师级干部就是中将，旅级干部是少将，旅级以下、团级以上是上校。

对于这些军衔，指挥员们不是嫌高嫌低的问题，而是在感情上普遍难以接受。内战十年，国共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很多战友甚至亲戚朋友倒在了对方枪口之下，现在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就要和曾经的敌人佩戴一样的军衔，乃至“同殿称臣”“同流合污”，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还有一个认识就是觉得过去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能够做到在艰难困苦中都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乃是持家的法宝。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王直那时在新四军第二支队任连指导员，他被授予上尉军衔。在此期间，最让他感到头痛和抵触的，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知道他思想不通，就单独找他谈了一次。大意是如今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乃大局的需要，而且部队改编是独立自主的改编，并不意味着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也一样，仅仅是便于指挥作战，官兵仍旧同甘共苦，没有任何贵贱之分。

一席话顿时让王直茅塞顿开，用他的话来说，是起到了“灯塔引路”的作用。他不但心甘情愿地戴上了军帽徽和军衔，而且还做起了其他战友的工作。 RDUXBTvkhWi6KwIPl3yDet3WuCHlsrpJiW9okpaRPFMZAWX44hUp+jE0UjPABzlM

临时抱佛脚

十四年抗战，按照毛泽东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八路军、新四军高度重视扩充武装力量，武装部队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各个根据地的所属军区都分成许多军分区，这还不包括尚未纳入正规军范畴的地方游击队，以及正处于收编和改造之中的各类杂色或绿林武装。

部队和干部多了，就有一个组织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军区以下各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均称为司令员，但各部队的级别有高有低，兵员有多有少，司令员和司令员之间的能力、指挥权限也不一样，一旦合编或协同作战，在战斗中很容易出现扯皮现象。

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逐渐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围。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询问可否依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区分，规定各级干部的等级。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职责分明，又能起到激励干部的作用，“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一个多月后，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正式提出推行干部等级制，也就是军衔制度。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一度进行过评衔活动，但因为处于艰苦的作战环境之中，部队连集中起来都不易做到，所以评衔活动进展得很不顺利。特别是1941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对于部队而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和继续发展下去，授衔自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于是便在1942年暂停了军衔制的实施。

1946年，国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决议中有改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就包括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实行军衔制。

这时共产党还没想到能够解放全中国，目标只是能够参政。中央指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一律按级待遇”。

从1946年2月起，各部队都对实行军衔制做出了安排，而且还出台了规定和细则，可是还尚未来得及落实，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随着解放战争打响，军衔制的实施只能再次不了了之。此后直到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又酝酿实施实行军衔制，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使军衔制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掀起“学习苏联运动”，举国上下都把苏联称作“老大哥”，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学习苏联的军衔制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被交给了筹建中的总干部管理部。

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简称总干，它与总政、总参、总后并列，是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建总干的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他也同时兼任总干的部长。在为总干配备人员时，罗荣桓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前者由军委指名抽调，后者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军区按条件选调。这种“五湖四海”的组建办法，便于总干迅速熟悉和掌握各部队不同的历史、现实状况，对于而后的评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50年7月，罗荣桓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表示，总干将进行建立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当年9月，总干正式成立，朱德出席总干干部会议，在讲话中提道：“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950年年底，在总干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已把给军队评定军衔列为来年的首要任务，但随着朝鲜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中央军委必须把研究重点移向抗美援朝，同时还要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从1951年起，相应推进工作就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各方面再次呼吁重视军衔制，不再是单纯因为要学习苏军，而是朝鲜战场上已出现了这种客观需要。

抗美援朝把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推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参战部队的建制非常多，官兵来自于各个不同的野战军，原先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不一样。在这种装备复杂、运动快速的条件下，光用军长、师长这样的职务序列进行调度，显得很不方便。如果能够实行军衔制，用一个相对统一的等级体系来表明上下级关系，官兵之间、各级军官之间、各军种兵种之间，均有明显的肩章符号予以识别，无疑可以提高指挥效率。

不单是打仗，就是谈判也离不开军衔。1951年7月10日，在处于三八线的开城，中美双方举行朝鲜战争的首次停战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军队职务而言，两人差不多，问题是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也就是有人说的“有军无将”，邓华后来在大授衔时虽被授予上将，但当时他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样，肩上都空空荡荡。

既然是谈判，不说在身份上压过对手一头，至少也要平起平坐。为了不在气势上落于下风，代表团只好临时给代表们安上一个“军衔”，称之为某某将军或某某上校，邓华就被笼统地介绍为邓华将军。

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可一可二，但总不能一直这样干。经过这件事，大家都意识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也包括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会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太不方便。 RDUXBTvkhWi6KwIPl3yDet3WuCHlsrpJiW9okpaRPFMZAWX44hUp+jE0UjPABz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