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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从1939年至1940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大量增兵华北,一边“扫荡”,一边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实际是一种交通封锁的战法,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切割。

八路军总部有一张华北地形图,上面标识的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贯,已经形成了一张巨网。此情此景,令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感到非常焦虑,他也由此产生了主动发起交通破袭战的设想。

1940年4月中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前往洛阳,然后秘密返回延安。作战科参谋潘开文负责护送朱德通过白晋路,启程前,彭德怀特地交给他一封信,并要他将信丢弃在日军的封锁线内。

信是写给国民党军庞炳勋的,上面透露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将在华北发生严重摩擦,但信的内容全是假的,因为朱德到洛阳,为的就是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停止国共摩擦问题。

彭德怀抛出这封假信,不过是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给他酝酿中的破袭战做铺垫而已。此举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事后日军参谋本部懊丧地总结说,八路军“扬言要与中央军一战”,实质却是要“转移、引诱、欺骗”他们的注意力,以便为大规模地集结兵力提供方便。

4月末,彭德怀让各兵团就破袭战谈看法。由于正太路位于“囚笼”的中心位置,将晋察冀和太行区隔离开来,被日军称为“钢铁动脉”,所以大家都提出应集中力量对正太路进行破袭。

4月份以后,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内挂上了一幅正太铁路地形图。彭德怀将地形图和敌情资料对照起来研究,终于发现日军的“囚笼政策”存在着一个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破绽。

通过普遍筑碉堡,日军看似已将势力范围深入了抗日根据地,但各个碉堡都需要有人把守,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反而形成了“敌后的敌后”。“敌后的敌后”的特点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八路军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大破袭的轮廊逐渐成形,需要的只是继续准备和动员。

转眼进入7月中旬,随着“囚笼政策”愈演愈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沦为游击区,根据地内仅剩下两座县城,一座是太行区的平顺,一座是晋西北的偏关。原来只需一面交纳粮税的群众变成两面负担,即既要负担抗日政府,又要负担伪政权,不但使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八路军在给养筹措方面也因此变得困难起来。

彭德怀对八路军进行检阅,举手敬礼者即为彭德怀

在国际上,英法两国屈服于日本,相继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当月,八路军总部曾收到一份秘密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准备“八月进攻西安”,也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同样存在着被截断的危险。

从4月起,华北田野里的青色高粱变得又高又密,它们像帐幕一样,俗称“青纱帐”,是打游击战最好的掩护。“青纱帐”茂密旺盛,也就意味着游击战争的黄金季节到了。外部压力倍增,内部战机已至,朱德对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说:“大家老盼着打,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没过几天,彭德怀即在总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将破袭战方案正式确定下来。按照方案,八路军将重点破袭正太路,使用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

7月22日,总部向各兵团发送密电,传达破袭战预备命令。这一标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同时发到延安,呈报中央军委。

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破袭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前彭德怀的指示非常详细具体,他下令对每一个攻击目标进行侦察,需要特殊破坏技术的水塔、隧道、桥梁,还必须派出便衣组并配以技术人员,以计算药量和作业。

为了完成这些要求,从总部到各师旅团,参谋人员全都加入到了侦察员的行列,就连一些旅级干部都化了装,在铁路沿线侦察地形。

战前的保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从彭德怀特意抛出的那封假信开始,华北日军就一味相信八路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摩擦,而浑然不觉预定的出击目标其实就是他们。

不过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保障各地能够同时进行突袭,彭德怀仍决定提前发动战役。这使得中央军委在收到预备命令的情况下,尚未做出正式批复,军事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VRKx4GT13PjiPMB9m2jk4IgOD3B1Svf6ac3HjLxCW4gLxVrj59Bj8R7AnBhl0q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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