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

彭德怀不但曾打过败仗，还上过别人的当。井冈山曾有两个“山大王”，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红军上山后，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对红军有过很多帮助。

袁、王在井冈山有地方武装和群众基础，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可以说不靠这两个人，红军根本没有办法在井冈山坚持和生存下去。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在井冈山上时非常重视做袁、王的工作，千方百计想把两人真正吸收到队伍中来。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湘粤赣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经过商议，便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人来找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也就是叛变），必须予以解决。

彭德怀吃了一惊，忙问：“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特委的人说怎么没有，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井冈山根据地都会面临危险，而且他们还强调特委对此做了决定。

听了他们的话，彭德怀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特委的意见，派红五军第四纵队协助特委展开行动。解决袁、王时，袁、王扛的仍旧是红旗，部队戴的是红袖套，根本没有防备主力红军会打他们。为了进行区别，参与行动的红五军和赣西南武装就戴白袖套，结果，袁文才被当场打死在自己房子里，王佐逃跑时跌入河中淹死了。

毛泽东知道后对这次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袁、王杀掉。事后查明，袁、王不听指挥，有时闹点独立性是有的，但绝对没有“反水”。赣西南特委的人是因为与袁、王有矛盾，在自身武装力量不够的情况下，便单方面给彭德怀提供假信息，用“借刀杀人”之计除掉了袁、王。

在袁、王活着的时候，红军在井冈山的山上山下都可以搞根据地，就是山上一时守不住，过段日子还是可以再回来。等到袁、王被杀，他们的余部真的叛变了，井冈山就彻底由红区变成了白区，红军也永远失去了这块红色革命的风水宝地。

在杀袁、王这件事上，彭德怀虽然并未主谋，但他没有把情况搞清楚，对此是有责任的。彭德怀本人也追悔莫及，承认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竟然要付出血的代价！为什么处理袁、王事件时，没能多了解一下情况，多听听其他方面的意见呢？彭德怀经过认真反思，认为跟自己的性格弱点有关，太容易急躁。

为了治疗急躁病，防止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彭德怀给自己开了一个很独特的“方子”。按照这个“方子”，彭德怀以后但凡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在写出处理意见后，就不立即拿出来，而是先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等到头脑特别清醒的时候，再把处理意见拿出来看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觉得确实比较妥当了，才把意见拿出去。

试了几年后，效果不错，就一直常用不辍。彭德怀属于勇战派的将领，作战风格大刀阔斧，他在早期指挥作战时确有一些躁进冒失的地方，但越到后来越趋精细。若为彭德怀的名将成长之路理出一条线来，也许还真得给“方子”记上一功。

其实这个“方子”并非彭德怀的发明，他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彭德怀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及时补救，而且找到方法后便持之不懈地坚持下来。

一方面是越来越冷静沉着，另一方面，勇猛果敢始终是彭德怀身上的不变标签，很多别人望而生畏的苦仗恶仗硬仗，他都能够毫不犹豫地一肩挑起。

陕北有一个吴起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属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有一天，镇上老百姓赶着羊往山上走，突然看到从山上下来很多军队，一队接一队，整整走了一天都还没有走完。

这些军人个个头戴红五角星帽，上边插有木条和黄蒿，身穿灰色烂衣服，脚穿破麻鞋，小腿扎有绑带。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说话也听不懂，后来军队宿营，在墙上、石崖上书写标语，镇上有识字的人看了标语，才知道是中央红军。

这是长征末期，张国焘搞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发生的事。尽管长征已临近结束，但部队仍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一路上都过着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就在到达吴起镇的前三天，他们仍在和围追堵截的敌人打仗，大家白天黑夜地轮流上战场。

抵达吴起镇的前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村子里露宿。时值深秋，天气很冷，但干部战士都穿着单衣，一个个冻得直哆嗦。不少人还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部队只得在村子周围挖了许多便坑，第二天早晨离开时再全部深埋，清理干净。 PCSBNPzXVxTsalKub69HzI+vRbedLM34f9+0kIx5iACkotkWOOdTEkAXeIELc+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