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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朱德千叮咛万嘱咐，但仍然有人沉不住气，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这时候他就不再顾及自己的安危，用尽一切办法让张国焘“刀下留人”。
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曹里怀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他从机要科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吴起镇，便悄悄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战士。
张国焘发现了，马上把曹里怀关押起来，随后召开紧急会议，以曹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提出要严加惩处。朱德一看曹里怀可能要被处死，立刻站出来对张国焘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
朱德在给红军指战员讲话
张国焘当众没法反驳，这才放过了曹里怀。
原在红三军团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封信，讲他不赞成南下。信半途落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去谈话。彭绍辉刚进门，就有人不由分说地上前打了他一个耳光：“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张主席？”
彭绍辉被一把驳壳枪顶在胸口，危在旦夕。朱德见状，赶紧把枪夺下来，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一边说一边让彭绍辉“回去吧”，就这样把彭绍辉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又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了红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出来证明这些人都是零星掉队人员，不是一个战斗单位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张国焘的人便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朱德闻讯急忙赶来制止，救了欧阳毅一命，被抓的那二十多人也都得以回到了五军团。
事实上，如果不是朱德出面保护，很多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可能遭遇不测。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朱德同样能够做到坦诚相待。接触久了，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令大家都为之折服，即便原来一些不明事情真相，曾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尊重。这也是朱德特别受人尊敬的地方，他被称为“红军之父”确实名至实归。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一直打不开局面，部队从八万人锐减至四万人。看到屡屡碰壁，没有出路，不仅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南下开始感到失望，就连张国焘自己都渐渐消极起来。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方面传来消息，表示支持中共中央，且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这是徐向前对张国焘的一个基本评价。南下遭遇重大挫折，共产国际又态度明确，让张国焘前后两只脚都打起了“哆嗦”，这才想到要用朱德进行“转圜”。
随着在军中的处境出现明显改善，朱德认识到“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在他和刘伯承等人的说服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并取消了“临时中央”。
后来当朱德回顾这一段经历时，非常感慨地说：“你看，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从南下至重新北上，朱德随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比毛泽东等人都多走了一万多里，其中的艰险曲折真是一言难尽。好在朱德身强体健，路上从来没有病倒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始终保持得非常好，尤其在通过自己的说服，促使四方面军得以北上后更是如此。
朱德自言，长征路上再怎么艰辛，“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事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就连长征中被认为是吃人陷阱的草地，在朱德眼中都是“很好玩的”。在他的回忆中，草地甚至还带有诗意的味道：草地上有红的花，黄的花，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
会师时，朱德十分激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说着说着话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特意与九十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电话足足打了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毛泽东称赞朱德在四方面军“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很多人认为，后面那一句话十个字，恰恰也是对朱德整个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