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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应该很清楚，如果他继续留下来，不但处境困窘尴尬，而且还将面临生命危险。可是他要这么一走的话，编在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官兵不可能全都跟着走，走不了的人将更加困难。同时，他是红军总司令，一、四方面军都是他的将士，即便在认定南下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丢下这些将士不管。
退一步说，就算真的要去追赶中央，也没法知道这是不是张国焘在存心进行试探。想当年，张某在鄂豫皖的“肃反”中可是杀人如麻，凡是他想杀要杀的红军将领早就被他杀得一个不剩了。张国焘原先留着朱德，不过是想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目的，现在还留着，则是要借其红军总司令的名头。可是如果让他知道你还心向中央，要去追赶中央，谁能保证他不动杀机？
面对有人让他赶快离队的叫嚣，朱德的回答很有智慧：“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就算是这样，朱德仍不断遭到蛮横攻击和谩骂，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挺身而出：“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刘伯承用这种引火烧身的办法，把一部分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自己身上，才总算给朱德缓解了一些压力。
阿坝会议之后，张国焘开了各种大会小会。这些会议除大肆攻击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外，就是围攻朱德，甚至谩骂他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等于把会议开成了对朱德的批斗会。
朱德很沉着，不管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跟这些人讲道理。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慑于朱德的威望，同时也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所以除了斗一顿，骂一顿外，也不敢真对他采取极端手段。
毛泽东和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正式发布了南下命令，之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与会的一些干部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张国焘得意扬扬之余，便又要朱德表态。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哇！”
他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头脑发热的与会者：“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仅靠朱德等少数人，自然没有办法阻止张国焘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不过朱德还是话里有话地给了张国焘一个警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
张国焘成立“临时中央”后，一直没有公开对外宣布，同时也没有进一步设立机构，或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或对中央的现有成员进行“制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还要做些表面功夫，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进行表白，以显示自己并不是“存心分裂”和争夺个人权力。另一方面，朱德给予的警示也确实让他有所畏忌，使他在尚未能够稳操胜券的情况下，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坎坷，但使他心情最为沉重和矛盾的，莫过于四方面军分裂。有一段时间，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跑来闹事，不但将他的坐骑抢走，还连着两天不给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饭吃。躲在幕后的张国焘则以保护为名，将朱德和刘伯承像俘虏一样软禁起来，实际上是要从心理上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刘伯承根据经验判断，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
朱德沉思了一阵说：“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顾全大局，继续忍耐，成了朱德用以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的座右铭。见朱德和刘伯承没有激烈的表示，也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直接针对他本人的言论，张国焘认为初步目的达到了，不久就把两人放了出来。
张国焘此人心狠手辣，只要发现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对他流露出不满情绪，便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杀害。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在到中央苏区前，与李克农、钱壮飞并称为“龙潭三杰”，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地下情报员，可就因为说了一句“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就被张国焘秘密毒死了。
朱德对此感到既痛心又忧虑。他反复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干部战士，说你们不要闹，不要性急，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胡底同志就是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除了对张国焘不满外，有的干部战士还提出要单独北上找中央，有的甚至说如果张国焘拦着，就跟他干。朱德竭力劝阻，要他们顾全大局，同时多看四方面军的优点，彼此搞好团结，“少说话，多做工作”。他这样做既保护了这些指战员，也让张国焘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