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朱德对自己就是这种要求。南征时,他指挥的部队不仅担任先锋,而且承担的总是征发粮食民夫等苦活累活。其间兄弟部队和机构不断向他们要运输夫,最后所剩不多的官兵也基本都补充了兄弟部队。
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不是不发愁,但他从无半句牢骚和怨言。自己的部队没了,他就去接受新的任务,依旧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有多少力尽多少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经历了长达八个月艰苦卓绝的转战,部队终于到达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用一位指挥员的话来说,他们刚到懋功时,就像是“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可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态度却使大家感到格外震惊和寒心,因为其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从长征中走过来的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相比之下,红四方面军显得粮弹充足,兵强马足。这使得张国焘很看不起中央红军,他的这种傲慢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举行会师大会时,他骑着马,身后还跟着骑兵卫队,神气活现,“像演员在舞台上亮相”。
要知道当时在中央红军,毛泽东、朱德各自都只有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朱德更是除非检查部队,否则都把马让给别人骑。
看到张国焘,毛泽东、朱德赶紧上前迎接,张国焘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在对部队讲话时,朱德盛赞张国焘多年的革命历史,轮到张国焘介绍朱德,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指从南昌起义至两军会师)。”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会师之后,他找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言辞非常恳切,为的就是希望搞好团结。可是张国焘对中央红军乃至中央机关依旧毫不尊重,甚至产生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和争夺权力的念头。
右一为张国焘,右三为毛泽东
中央机关的张闻天、博古等人书生气太重,与张国焘斗法其实占不到什么上风,毛泽东是有策略的,但张国焘对他又非常疑忌,只有朱德是一个例外,其地位和分量既重,待人又诚恳大度,这使张国焘感到,“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
张国焘靠“肃反”起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权斗高手。他要向中央夺权,既倚仗于手中所拥有的武力,同时还想“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这样朱德就成了张国焘暂时可以接受和想加以利用的一个人,中央和朱德本人也借助于这一条件,继续对张国焘进行团结和争取。
中央计划北上,为此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张国焘及其红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朱德和刘伯承随其行动。
要与中央及其多年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别,转而和张国焘共事,朱德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小事”,但后来情况的严峻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预想。
右路军北上后,一再来电催促左路军向其靠拢。双方只隔着一条河,张国焘却借口河流涨水,拒绝让左路军北上。朱德派人测了一下河水深浅,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马肚子,队伍完全可以通过。他立即向张国焘说明情况,然而张国焘依旧按兵不动。
张国焘的实际打算是拒绝中央命令,要挟全军按照他的想法南下。为了这件事,朱德与张国焘之间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同朱德争吵,态度很恶劣。总部的参谋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参谋,他们虽然一时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也觉得张国焘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是不对的。
张国焘自恃手握兵权,连中央都不被他放在眼里,又哪里会在乎朱德的意见。左路军不进,对于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又指挥不动,无奈之下,他们只得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
张国焘闻报,立即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参加会议的人也纷纷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在“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朱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张国焘见状便亲自出马:“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令会议气氛更加紧张。有人竟然冲着朱德喊起来:“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