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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朱德对自己就是这种要求。南征时，他指挥的部队不仅担任先锋，而且承担的总是征发粮食民夫等苦活累活。其间兄弟部队和机构不断向他们要运输夫，最后所剩不多的官兵也基本都补充了兄弟部队。
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不是不发愁，但他从无半句牢骚和怨言。自己的部队没了，他就去接受新的任务，依旧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有多少力尽多少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经历了长达八个月艰苦卓绝的转战，部队终于到达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用一位指挥员的话来说，他们刚到懋功时，就像是“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可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态度却使大家感到格外震惊和寒心，因为其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从长征中走过来的中央红军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相比之下，红四方面军显得粮弹充足，兵强马足。这使得张国焘很看不起中央红军，他的这种傲慢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举行会师大会时，他骑着马，身后还跟着骑兵卫队，神气活现，“像演员在舞台上亮相”。
要知道当时在中央红军，毛泽东、朱德各自都只有一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朱德更是除非检查部队，否则都把马让给别人骑。
看到张国焘，毛泽东、朱德赶紧上前迎接，张国焘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在对部队讲话时，朱德盛赞张国焘多年的革命历史，轮到张国焘介绍朱德，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指从南昌起义至两军会师）。”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会师之后，他找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言辞非常恳切，为的就是希望搞好团结。可是张国焘对中央红军乃至中央机关依旧毫不尊重，甚至产生了与中央分庭抗礼和争夺权力的念头。
右一为张国焘，右三为毛泽东
中央机关的张闻天、博古等人书生气太重，与张国焘斗法其实占不到什么上风，毛泽东是有策略的，但张国焘对他又非常疑忌，只有朱德是一个例外，其地位和分量既重，待人又诚恳大度，这使张国焘感到，“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
张国焘靠“肃反”起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权斗高手。他要向中央夺权，既倚仗于手中所拥有的武力，同时还想“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这样朱德就成了张国焘暂时可以接受和想加以利用的一个人，中央和朱德本人也借助于这一条件，继续对张国焘进行团结和争取。
中央计划北上，为此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张国焘及其红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朱德和刘伯承随其行动。
要与中央及其多年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别，转而和张国焘共事，朱德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小事”，但后来情况的严峻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预想。
右路军北上后，一再来电催促左路军向其靠拢。双方只隔着一条河，张国焘却借口河流涨水，拒绝让左路军北上。朱德派人测了一下河水深浅，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马肚子，队伍完全可以通过。他立即向张国焘说明情况，然而张国焘依旧按兵不动。
张国焘的实际打算是拒绝中央命令，要挟全军按照他的想法南下。为了这件事，朱德与张国焘之间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同朱德争吵，态度很恶劣。总部的参谋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参谋，他们虽然一时搞不清楚谁对谁错，但也觉得张国焘这样对待红军总司令是不对的。
张国焘自恃手握兵权，连中央都不被他放在眼里，又哪里会在乎朱德的意见。左路军不进，对于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又指挥不动，无奈之下，他们只得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
张国焘闻报，立即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参加会议的人也纷纷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在“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朱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张国焘见状便亲自出马：“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令会议气氛更加紧张。有人竟然冲着朱德喊起来：“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