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系统问题

日本最古之国语如何，此涉于系统之论，而未得其所归决。惟日本语与附邻诸邦之语言，如韩语、中国语、梵语、叆奴语等，于根底有亲族之关系与否，日本语已成独立国语，至平安朝之末受外国语之影响其程度如何，其变迁发畅又如何，此不可不论及焉。在此时代，外国语之有影响于日本语者，莫若中国语。日本与中国交通，有汉字及汉书输进焉，既而有片假字、平假字由汉字脱化。于是汉语混入于国语中，滔滔而不知其所底止。是曰吸收中国文明时代。

其一、日本语与韩语之关系

与韩语之关系

说日本语与韩语于根本有类似之点者，其人虽未多，而其学说迨近时渐有势力。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亚斯屯以一论文载于英国之《亚细亚协会杂志》，题曰《日、韩两语之比较讲究》。盖两国语之讲究比较，实始乎此也。近年日本诸学士讲究此学者渐多，不徒以说语学而涉及历史法制诸端，谓此两国语之类似者颇盛。

同根之真伪

试察日、韩两国语之音韵组织、单语、语形等，未见有同根之关系。故有疑其非同系统者。假使其同系统则两语自何时，有何故，由何径路，互相隔离如此，未有能明答此问者也。征之于史乘：雄略七年（西历四百六十三年），置译官。白凤九年（六百八十年），新罗遣使来朝，学言者三人随此而至。天平宝字五年（七百六十一年），美浓、武藏二州因归化之新罗人渐增加成村落，选拔此二州之少年二十人，使学新罗语。弘仁四年（八百十三年），对马置新罗语学生。

由是观之，两国语虽有类似，非溯有史之前，则未可知其同源同根。惟憾太古无可信之典据。

彼我之交通

日本与韩国交通颇古，据古传素盏鸣尊来往于韩国略无疑焉。按《书纪》，崇神十一年（西历纪元前八十七年）异俗多归。十二年（纪元前八十六年），异俗重译来。海外既归化（黑川真赖氏曰异俗谓韩国），六十五年（纪元前三十三年），任那国遣苏那曷叱知令朝贡。自是之后，二国交通不绝。

此可知二国语言自有交涉焉。二国语同其根原与否，未可遽知。惟后世互有亲密之关系，则甚明。

神代文字

以文字言之，汉字未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夙有特殊之文字与否，所谓神代文字者真为曾存之字乎。此论有关系于韩国文字者不为浅。

所谓神代文字者其书体不一，而诸家异其说，各据其所信，主持其曾存。阿毘留文字（日文传称“日文四十七音”，神代字办称“甲本真字体”）与韩国谚文其形相似。说神代文字者或谓韩国谚文仿日本神代文字而作之耳。不信此说者则谓日本初无神代文字，惟后世仿谚文而捏造之耳。别有称“肥人之书”者，或谓是即日本固有之文字，或谓是亦有因缘于谚文，未知其孰真。尚有称“萨人之书”者，惟今世不可确知其字形。

要之，阿毘留文字由谚文影响而生，非神代所传。说其曾存者为神道家及国学家，大抵出于足利时代之后。是辈自日本上代无文字为可耻，乃穿索其道遂用推测，作定神代文字而罗列之耳。惟是等文字初未充于民众之用，而未发挥其文字本然之意义也。盖一地域之中一时充用者则有之，亦仿谚文而已。予不能信神代有文字具国字之资格也。

其二、日本语与中国语之关系

与中国语之关系

中国语与日本语不仅异其音韵组织，又异其语形、语根、措辞法等，无由论其亲族之关系。或谓日本、朝鲜、满洲、中国等诸语，本属同一系统，久而渐分离。盖游牧之民居日本、韩国、满洲、中国等，诸语本属同一系统久而渐分离。盖游牧之民居日本、韩国、满洲等各处者，多改变其本然之措辞法。

而中国人民夙入农耕时代者，独保持其原形。故此数邦语言往往有见其语根之公通者，可以证焉。倡此说者，以衣突锦斯为鼻祖。其所著有“On the Old Japanese Vocabulary”明说之。（如pak﹝剥﹞，pagu hagu﹝剥﹞，ma﹝马﹞，uma mma﹝马﹞）。然中国文化已输进日本，其语言混入日本语者亦多。如比较以少数之单语，而径论其系统，则未得其当也。

汉字之传来

汉字以何时而传入日本？应神天皇第十五年（二百十五年），百济王子阿直岐入朝。翌年王仁来朝，献《论语》及《千字文》。或谓日本有汉字始乎此。然日本与韩国自古来往不绝。素盏鸣尊之事迹可以征焉。垂仁十年（纪元前二十年）日本人渡海至韩土，亦见于史籍。伴信友著《读史窃述》曰，孝灵（纪元前二百九十年至二百十五年）之朝新罗王子天日枪归化于日本，此时始有中国文字之输进焉。此说虽不可考，然崇神之朝已经汉字传输略明矣。文字之传与经书之传不必同其时。应神之前虽使正史无所载，而已有文字之传布足以信焉。

汉字音问题

文字已传，而字音未得其正传。阿直岐及王仁，始传以读书所用汉字之音。其所用者为汉音乎？为吴音乎？诸说纷纷，未易判知。

应神之后，继体七年（五百十三年），百济送五经博士段扬尔。同十年（五百十六年），更贡以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令代段扬尔。可知其汉字音已被韩国融化。

盖汉字传入高勾丽、百济等在东晋简文帝及孝武之朝，佛教传自南部中国之时。故字音先传入日本者为韩化之吴音。白石曰：“只收文献之足征，则不如以汉音之传为始于佛像经论移输此国之日。”宣长曰：“汉音之始传在钦明朝（五百四十年至五百七十一年）之比。”和训琹、冲口发等，皆云推古之朝（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遣使于隋而后有汉音传输。《三音正讹》云：日本迄元明帝之时（七百八年至七百十四年）只有吴音而已。又云：延历之前无汉音。其余诸说，所举年代虽不同，而谓吴音行于汉音传输之前，则一其揆。

异音之混用

吴音先传而诵读不能如一，传授者异其出生之地及时代。受业者辨音之觉感不相同，则发音自致殊异。如《古事记》（七百十二年）概用吴音，而有时混以异音。《日本纪》（七百二十年）交用汉、吴两音。《万叶集》所辑集笔者多异其时代，而字音不分其清、浊，略有并用汉、吴两音。《和名抄》、《新撰字镜》等，亦有异音混其中。或云古书之中除汉、吴两音外，别有特殊之音，可称为古音，或高丽音（或谓是传以汉、魏时代所贻北地之古音耳）。

汉吴音

汉音与吴音行用尤盛。迨延历之后，汉音尤重。盖日本与中国交通益繁，而文物输进逐年加盛。其间学语言及字音者以中国人为师。故桓武帝承数朝之习，以中国直传之字音为适应时代之发音，而推奖其专用耳。所谓汉音者，对吴音之称，只谓“汉国之音”自中国当代之字音。宣长所说（汉字三音考）非云一地一时之发音法。所谓吴音（一称对马音）者，亦不可单谓中国南部江左之发音也。延历推奖汉音，而吴音不遂废，间有深入日本国语中者，可知其由来甚久矣。

三内音

绎日本移写汉字音之迹，汉音、吴音皆变化其原音而用之。其变化殊甚者在三内音（喉内、舌内、唇内谓之三内）。如《和名抄》、《万叶集》等诸书，于三内音之用区分尤严，苟起源于汉语者，日本人读之不漫忽其区分。是等自然之法则，至平安朝末叶渐开破坏之端。观于《类聚名义抄》、《伊吕波字类抄》等，可以证焉。

假字

汉字已传入日本，日本人学其书写语言之法，不仅按其字训以写国语，且取其字音以写国语之音，于是汉字有标音之用焉。汉字标音之用与韩国之吏道（立涂）所由同其动机。如《古事记》、《万叶集》等古书皆记述此法。如此者称曰“万叶假名”，苟别之于寻常假字则曰“真字”（真名）。汉字既广行于日本民族之间，其真体充于日常之用者，忧其失于烦杂，而渐有用其约体（草书）者。更进一步有取其 偏 旁等一分，以作简便字体者，遂见意字自变作成音字。平假字即起自约体，而片假字实原于此简体。

平假字

平假字又曰“草假名”，或“母假名”（伊吕波假名），或“女假名”，或“女手”，是由汉字草体所转成。俗传云弘法大师作之。盖大师能笔故有传说如此，然非有确实论据也。众笔任意各有其所好用汉字之略体。久而渐经淘汰，遂至使其最适之字体，专其普遍之用耳。此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定也。如古书之中恒有珍奇之字体，可以知矣。

片假字

片假字又曰“大和假名”，是由汉字采其一分如 偏 旁沓冠等而作之。或谓此假字与《五十音之图》为吉备大臣所作。此说亦非有确据也。初时众笔所用者各异其体，久而淘汰尤便利者流传最长，即非一人所作也。其字体因时代有不同。

汉字盛用而人渐习熟之，于是日本有仿汉字作文字者，谓之倭字。其字固不存于中国字书之中。

其三、日本语与梵语之关系

与梵语之关系

梵语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而日本语属于乌拉尔亚尔泰语族，其间于本根毫无关系。日本国语中若有类似梵语者，则可察其由于彼我之交通。印度人及中国人晓通印度事情者，或到日本归化焉。日本人往中国遇会印度人者，亦往往有之。此在奈良朝佛教盛行之际。然观于两民族之历史未得凭据，以认其属于同语族也。自是时之后，梵语传输日本者渐有之，皆随佛教之宣布由汉译经典而传播。其经汉字之音译者更施以日本特殊之读法，或省略其语之一分。故日本语所混之梵语，甚远于原语。

然悉昙学影响甚大，《五十音图》由此而作。《五十音图》排列其音之法，因诸书而不同，其传至今日者由于印度“底法那加利”之影响。此据悉昙学所示配列诸音之序无疑焉。惟其作成在何时不可明知。或谓是在元庆（八百七十八年至八十四年）之后，或谓已有片、平两假字，而后有《五十音图》，弘法大师《在唐记》之一节记梵字发音法，以日本音说明云。傅云慈觉大师以唐宗睿为师，学修梵书，后就南天竺之《宝月三藏》，而讲究悉昙之声韵。元庆之比僧安然著《悉昙藏》八卷。由是观之，第九纪悉昙学盛行于僧侣之间，而遂有《五十音图》之作成耳。

其四、日本语与叆奴语之关系

与叆奴语之关系

日本语与叆奴语，其本根之关系虽经论究，而未可确认其同族。如巴这拉赞仙巴廉之说曰，两语之间全无本根之关系，而尚认允其语根之合致。然其所引之例多失所宜，其中有日本语传播于叆奴者。

叆奴人种曾先于大和民族而居住日本本岛，迨后世接触无已时，其间有繁杂之关系。故古时两族有语言之交涉。日本语之传入叆奴者多为文化之语。叆奴语之传于日本者多属于地理及动、植物之名目。如地理之名目仙巴廉考查颇密，盖察其叆奴语之化于日本而抽定其音韵变转之例，或取日本内地之地名，解释以叆奴语，因而证往昔叆奴人种之南下广布于中国及九州各地。惟其用叆奴语以说明地名稍有过广之嫌。三宅米吉氏驳是说而论其危险。

其五、日本语自体之变迁

国语之变迁

欲知日本国语发畅之所由，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祝词》、《宣命》、《新撰字镜》、《和名类聚抄》等诸古书，为主要之资料。奈良朝之前语言有如何之情状不可窥知。惟记、纪之中有歌章可以推测其一斑。今说上代语言之梗概，分音韵、品词、文章法三端，而考察之如下。

（第一）音韵

音韵在上代之情形如何。如国学家视《五十音图》为其金科玉条。而近时皆谓此图非网罗上代所有诸音全数。以母音论之，五母音之外有他母音行乎其间欤，当时有短母音，又别有长母音欤，鼻母音欤。以子音论之，“シ”之古音为si乎，为shi乎，“チ”之古音为ti乎，为chi乎，“ツ”之古音为tu乎，为tsu乎，牙行（也行）之yi ye二音及瓦行（和行）之wu音曾为所实存乎，说“P音考”者谓哈行（波行）之音，其古音归于“琶、瑟、孛、陪、玻”五音，此说可否如何，是等诸点屡为中外人所论议。

惟是等讲究近时就其绪未经明确解决。据国学家谓此时无浊音、拗音、促音、拨音等之例，是不能无疑焉。要之古说渐改，而新说得力。今考日本语本然之性质，其语法不许二子音之重用，其音节无终止子音若浊音及拉行（良行）之音，立于一语之首头者极少，其浊音之发畅稍后于清音。是等要说略足以信凭焉。

（第二）品词

日本语在上代其可谓品词者如何发畅。“弖尔乎波”之起原如何。形容词、动词、助动词、副词、接续词，至得一定形式，其发畅由何径路。是等要点未经审核。或谓虚辞（又助辞）如“弖尔乎波”等者，其起原在乎实辞如名词等。或谓形容词与动词全同其本源。以动词活用之形而言之，或说其原形归于四段活用。或倡二元论以四段及下二段为活用之根原。或主一元论以奈行变格活用为原形。惟诸说未见所归决。

品词分八种，或九种，或十种，基于西邦文典之影响，非日本原有之分类法。如祝词、宣命等，其“弖尔乎波”及形容词、动词、助动词等语尾变化之处，以小字傍记于右侧，是稍认实辞与助辞之区别耳。其后有《悦目抄》（藤原基俊）、《八云御抄》（顺德院）、《“手尔波”大概抄》（藤原定家？）诸书，论“弖尔乎波”，其所谓“弖尔乎波”者含有助动词等。可知日本人久缺于品词分类之概念。

（第三）文章法

考日本语之性质，其主语必立文首，客语次之，说明语落最后，是为其常。其余修饰语恒置于被修饰语之前，助辞则加于实辞之后。文之不表出主格语者多，所相之语用于无生物者则殆无焉。接续词甚少，活用“弖尔乎波”或借助动词等之语尾变化而结合单文，以延长其文章。是亦为日本国语之特征。如奈良朝之前，“弖尔乎波”表示一定之格者多被省略。而中古文法所谓系结之例者未至一定。即如寻常之系结以终止言，索（ぞ）之系结以连体言，哥索（てそ）之系结以已然言，其习始起于平安朝，平安朝之前则毫无此制限。

《词之玉绪》卷七《古风》之部列举异例，反上所述之规则者，谓各是上代之一格耳。盖系结之法则在上代未有所定，而诸式并存。其后特殊形式专发畅，至平安朝自生其规则。此时枕词之发畅尤显著。曰“喜萨加达挪阿眉”（久方の天），曰“突利加那克阿都麻”（鳥ガ啼く東），曰“阿锡加吉卢那尼哈”（蘆が散る難波）。其“久方”，“ 乌 啼”，“芦散”，谓之枕词。一说云枕词者只修饰之语句，所以摄匀韵文之语调。或云语之同音异义者添加以他语，以便其区别，是枕词之起原，至平安朝遂为修饰之语。 aFUYLDuoEM6FLmYfCvzT3cq5bdy/EdDsDf4dFGQdNOzm6a81AXPlLJ8JBDOoiX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