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我见世面

作为奖励，父亲有时候会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当然，这样的机会少而又少，一般只有在星期六上午，学校没课的时候。跟着父亲去办公室的这一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像一个大人。说得准确一点，母亲和三个弟弟用崇敬的目光送我离家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下雨，父亲会穿雨装。他戴着圆顶硬礼帽，一件黑色橡胶雨衣套在他常穿的燕尾服外面。（父亲对着装是很重视的。只有在很热的时候，或者夏天离开纽约去乡下的时候，他才会穿普通的西装。）如果有太阳，他会戴上一顶丝质的礼帽，手里拿一根手杖。他的那些朋友也是这样。在大街上相遇时，他们会互相举一下手杖，再扶一下帽檐，表达敬意。

我很欣赏这种优雅的礼仪，也很希望能模仿一下。可是，我还太年轻，不适合拿手杖。我很低调地穿着一件外套，那种像胡椒粉和盐末混杂在一起的颜色，下身穿短裤。我戴着宽大平整的白色伊顿假领，像18世纪80年代的男孩每天早晨外出时穿的那样。这套服装同时也用于参加晚宴。我还有黑色的系带或带扣的靴子，黑色的袜子。只有夏天在乡下，我们才穿棕色。

这个星期六，虽然有太阳，可父亲还是戴着他的圆顶硬礼帽。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一蹦一跳地走在他身边。他穿过麦迪逊大街两旁那些美观的棕色石头建筑进入第六大街，跨上几级台阶，站在高架火车的站台上，跟一个也在等着火车的熟人聊天。

不一会儿，小小的、圆乎乎的蒸汽火车在拐角出现了。它的车头是敞开的，满满地装着无烟煤块，后面拖着三四节车厢。烟囱里吐着白色的烟雾。火车司机把身体探出窗外。火车突突突地响着，就像在轨道上喘着粗气。我们上了车，悠闲地穿过车厢。父亲找到了他喜欢的座位，我们便坐了下来。

火车穿过城市。火车头的烟雾有时很浓，影响了我的视野。我入迷地盯着那些红砖廉租房，透过那些为流浪者提供的住房的窗口看进去，这些二层楼的房子里挤满了人。我真羡慕里面的流浪者。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他们穿着舒适破旧的衣服，坐在斜靠着墙的椅子上，除了抽烟，什么也不用干。假如我也是一个流浪者，那我就不需要每周五都把手指洗得干干净净，戴上紧巴巴的白手套，在跳舞学校和一个蠢笨的女孩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拖过来拖过去了。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在流浪者的旅舍上面，有大大的字写着：“十美分一夜。”

这样的情景，我只有跟着父亲进城时才会看见。母亲连高架火车都没见过，这是新事物。母亲认为马车更好些。而且，女士们根本就不喜欢充满了烟灰和煤渣的第六大街。需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她们有时候也到西边来买东西；往东，她们会走到列克星敦那里。大部分时间里，她们就在这两个区域之间细长狭窄的街区里走动。

我和父亲下了车，来到一个拥挤密集的街区。那里只有男人，年长的、年轻的，没有一位女士。如果那里突然出现一顶柔软的女士帽子，大家一定会惊讶万分。办公楼大部分都很陈旧，有些甚至很脏，带有破旧的木头楼梯和昏暗忙碌的地下室。股票交易所和百老汇大街上都是这样的拥挤之地。就连华尔街上，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华尔街南边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最繁忙拥挤的。我们经过的时候，父亲用手杖指点着说：“拉弗尼亚姨祖母就出生在这里。”

从分析研究部大楼后面过去不远，就到了一个外观整洁但十分狭窄的五层楼前。我们走上门口的台阶。这是华尔街三十八号。父亲的办公室就在楼底层。在二楼的楼梯后面，父亲还有一个小仓库。

办公室里忙忙碌碌，我觉得很神秘。那个严禁我进入的铁笼子里有一个出纳员。他坐在一张凳子上，身边放着一只现金箱，还有一个保险柜，里面装满了账本，另一个保险柜里装满了证券，还有一只铅皮箱子里装着邮票，他在那里分拣着。有一两个会计师正用漂亮的字体在一本巨大的、皮革封面的簿子上抄写着什么。他们把浆洗平整的白衬衫假袖摘了下来，挂在一个角落里。他们换下黑羊驼毛西服，穿上普通夹克。那些未来的会计师或未来的经纪人，目前暂时还是办公室的小职员，正飞快地跑进跑出。西联银行的紧急电报接二连三地送进来。在办公室外间有一张长条桌，上面放满了铁路业务的公文，通报着盈利和交易的情况。那时候，股市里只有二三十种工业股票在交易。父亲的办公室完全忽略了这些交易。桌上和周边放着《商务经济报》、《商业报》、一块黑板和一个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桌子周围坐着四五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其中两位正在恨恨地议论着亨利·沃德·毕奇，另外的几位正对着某个拯救劳工团体摇头，这个团体竟然提出一天只工作八小时的愚蠢建议。

父亲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煤炉里燃烧着小小的火焰。他把帽子挂到钩子上，打开办公桌的锁，坐下。在他阅读邮件的时候，我自豪地把两罐墨水拿进去。绿黑色的是英国产的。还有一罐墨水，是父亲专门用来抄写文件并保存在自己的档案里用的。我清洗了父亲的墨水瓶，把它们灌满墨水，再把清洁的蘸水笔放在他的笔架上。在家里，父亲用的是羽毛笔。但在办公室里，他用的是钢笔。没有人帮他写信，公司的大部分信件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在办公室里，除了给墨水瓶加墨水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送信（现在已经被电话代替了），或者让彩色铅笔从斜面写字台的上端滚落到下端，或者把打字机换行的手柄移来移去，让它发出叮当一声响。打字机在那时候还是一个新发明，只有在很重要的时候，才使用打字机打字。到了这样的时刻，某个会计师，或者是某个小职员，不得不暂时停止手里的工作，专门来打字。

很快就到中午了。客户们离开了办公室，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停了下来。十二点半的时候，父亲跟我说，我们出去吃午饭。

“戴先生，您还回来吗？”出纳员恭敬而急切地问。如果父亲回答说“回”，那么所有的雇员就会看上去很失望的样子，默默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低下头，一直等到父亲出门。如果我此时停下来多待一刻，就会听到他们把手头的卷宗重重地摔在桌上。按规定，只要父亲不回家，不只是他们，还有那些小职员也都必须继续干活，连抽烟也不允许。

不过，今天，父亲回答说“不回”。父亲还没跨出门槛，我就看见所有人都把手伸向了火柴盒。当父亲走进过道时，他们的手都已经伸进裤袋掏香烟了。

我和父亲肩并肩，向着比瓦大街一座古老庄重的大楼走去。它看上去好像是一家好客的乡村酒店。楼上有绿色的百叶窗和狭窄的阳台。精美的窗帘微微卷起。顺着台阶走上去，就到了一个带白色圆柱的大门前。

这是德尔莫尼科餐馆，它的食品是那么精美，甚至连我都已经听说过了。这样的格调很合父亲的品味。

德尔莫尼科餐馆底层呈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端是门厅。我们到的时候，那里非常拥挤。那些头戴丝质礼帽的先生在从容不迫用餐的时候，突然记起在华尔街还有某件紧急的事务要处理，彬彬有礼地但急切地从人群里用力挤出去。

当我和父亲走进长长的、拥挤的大厅时，领班立刻用夸张的姿势把我们领到一张为两个人准备的桌子前。空气里充满了雪茄和菜肴诱人的味道。大厅一侧站着一位像官员一样的外国人。当他的目光跟父亲的目光相遇时，他恭恭敬敬地向父亲鞠躬致意。

“劳伦佐，”看见他向我们走来，父亲对他说，“这是我儿子。”

我有点尴尬地向他点头致意。劳伦佐·克里斯汀·德尔莫尼科先生也向我鞠了一躬，表示很高兴跟我认识。

在他离开以后，一直为父亲服务的侍者老弗朗切斯科，迅速来到我们身边。他和父亲用法语讨论着点什么样的菜。他们相互之间飞快地说着，我一个词也没有听懂，只大概明白弗朗切斯科建议我们用帕菲蒂门特酱汁。我猜测上一次父亲在这里吃饭时，也用了这酱汁，但显然有些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弗朗切斯科掌握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对于这种糟糕的事，他本人显得比父亲还要恼火和生气。通常情况下，他会立刻让人撤走这道菜，尽快送来另一道菜作为赔偿。德尔莫尼科家族的一个成员，劳伦佐或者查尔斯，也会按常规来到桌前，弯腰审视送给父亲的新菜，为这不愉快的事件喃喃地向父亲道歉。

不过，今天的酱汁，还有其他的一切，不只是令人满意，还非常完美。父亲和弗朗切斯科用一种庆贺的方式相互点头微笑。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那会儿在德尔莫尼科餐厅没有像在家里那样大发雷霆。现在我明白了，也许他在自己的家里觉得很孤独，缺乏内行的支持。

父亲偏爱法国菜，也喜欢法国侍者。在家里，他不得不接受一位爱尔兰女仆，而且每几个月就更换一次。还有家里的菜，虽然也很好吃，但不是法国菜。如果菜对他的胃口，他会带着由衷的喜悦享受家里的饭菜，就好像一个城里人喜欢农村人家简单美味的菜肴一样。

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法国菜。它的口味没什么问题，只是太精致了，而且量也太少。在我看来，父亲的午餐太清淡了。他喝摩卡咖啡的时候，看到我脸上饥饿的表情，露出了理解的微笑。他笑着向弗朗切斯科招招手。弗朗切斯科微笑着给我送来一大块巧克力蛋糕，沉甸甸的，那浅褐色的滑润的巧克力是那么美味。时间在那一刻停顿了，我甚至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午饭以后，我们没有马上回到城里。这一次，父亲带我去了炮台公园。在南码头，我惊喜地发现父亲带我上了渡船。这样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我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了：因为我们要到市郊去。我们的蒸汽船驶过了海湾，海湾里停满了帆船、四桅船、拖船和平底船。当我们在史泰顿岛上岸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去看水牛城比尔。

我们走上摇摇晃晃的木头看台，在布满裂缝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一个野性的西部世界立刻展开在我们面前。尘土四起，骏马奔驰。神奇的骑士们在马背上用来复枪毫不费力地击中空中的玻璃球。牛群，套索，铜管乐队，印第安人袭击仿古的邮递马车，救援总是出现在最后一刻。可是，援兵还没出现时，父亲已经急急忙忙地拉着我出去了，因为要赶轮渡。透过出口处的门缝，我朝里面最后瞥了一眼。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父亲说，我要做个牛仔。父亲笑着说，不，你不能做牛仔，牛仔跟流浪汉差不多。

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最好马上对他说，其实在这个早上，我已经有过当流浪汉的想法了。可是，父亲把我带进了德尔莫尼科餐厅，我觉得在那以后说出我的这个想法很不合适。最后，我只得问他，为什么他认为牛仔不好。

父亲简单地说，他们只是活着，吃喝，勉强有个容身之地，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崇尚野蛮，最后自己也成了野蛮人。“你把帽子戴正了，”他提醒我，“我正努力把你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

我把帽子扶正，一边走路，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越思考，越不愿意当一个有教养的人。做有教养的人意味着像今天这样吃一顿清淡的饭，又累又饿，意味着干净的指甲、有学识的书籍、交谊舞练习，还有周日傍晚的祈祷，等等。当然，有教养的人可以得到一块沉甸甸的巧克力蛋糕。可跟前面的那一切相比，这巧克力蛋糕的分量还是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