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蒂埃是个出色的预言家，正如他预言的那样，事态发展很快。我们都知道，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这种非同寻常、奇迹般的东山再起，非但史无前例，恐怕也后无来者 。

路易十八对这一迅猛的打击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挡了一阵，他不相信民众，对事态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信心。王朝，或者说他刚刚重建起来的君主政权，本来就基础不稳，摇摇欲坠，拿破仑只消一挥手，整个这座建筑——陈旧的偏见与崭新的观念的畸形混合体——就轰然倒塌了。维尔福从国王那儿得到的只是感激——它眼下不仅无用，甚至还很危险——和一枚四级荣誉勋章，这枚勋章维尔福很识相地没有佩戴，尽管德·勃拉加斯先生遵照国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把荣誉勋位证书给送来了。

诺瓦蒂埃凭着他所冒的风险和所出的力，成了百日王朝煊赫一时的人物，没有他的保举，拿破仑肯定要免去维尔福的职位。这位一七九三年的吉伦特党人、一八○六年的参议员，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保护了这个不久前保护过他的人。

帝国正在还魂，不过它的再次倾覆也不难预见；这段时间里，维尔福的心思全都用在把唐戴斯当初险些儿透露出去的秘密掩盖得严严实实。

只有王室检察官被免了职，因为他有忠于王室的嫌疑。

帝国政权刚刚建立，也就是说皇帝刚刚住进路易十八离开的杜伊勒里宫，他就在小书房里向四处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至于这间书房，我们先前随着维尔福进去后已作过介绍。在书房的桃心木桌子上，皇帝还发现了路易十八启封后还留下一半烟丝的鼻烟盒。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在马赛方面，不管官员态度如何，老百姓已经感到南方始终未曾熄灭的内战余烬重又燃烧了，保王党人若敢外出，定会遭到斥骂和侮辱，此时若要挑动民众报复保王党人，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敬的船长莫雷尔先生，我们先前说过他始终是站在民众一边的，这会儿他的社会地位自然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不想说他现在有多少权势，因为他生性谨慎，又有几分腼腆——但凡兢兢业业、勤俭起家的生意人，大抵都是如此，我只想说，尽管在那些激进的波拿巴党人眼里他只是个温和派，但他的社会地位已经足以让他向当局发出颇有分量的吁请了——我们不难猜出，这一吁请与唐戴斯有关。

维尔福虽然上司倒台，自己却站住了脚跟。但他的婚事已暂时搁在一边，要等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倘若皇帝在位不倒，他热拉尔当然是另攀一门亲较为合适，而对象，自有父亲会为他物色；倘若王朝第二次复辟把路易十八重新送上王位，德·圣梅朗先生的影响就会像他本人一样成倍增加，那桩婚事也就比以前更实惠了。

王室代理检察官暂时当了马赛的首席法官。且说一天早晨，仆人推门进来通报，莫雷尔先生来访。

换了别人，很可能就赶忙前去迎接船主了，而这份殷勤恰恰无异于示弱。维尔福可要高明得多，他即使不是对任何情况都有过历练，至少是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直觉。他像在王朝复辟时一样，让莫雷尔在前厅等候，王室代理检察官向来的习惯就是不管身边有没有人，先让来客在前厅等上一阵。这次也不例外，他用了一刻钟时间翻阅了两三种风格各异的报纸之后，才吩咐让船主进来。

莫雷尔先生原以为维尔福会垂头丧气的，不料一眼就看到，维尔福和一个半月以前一模一样，也就是说，镇静，坚定，冷漠而不失礼貌，这最后一点，是有教养的人与平民百姓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

走进书房前，他满心以为法官见了他会瑟瑟发抖，结果却是见了这个把胳膊支在书桌上等着提问的人，他自己反倒抖抖索索，局促不安了。

他在门口站住。维尔福注视着他，仿佛一时还没能认出他来似的。两人相持默视了几分钟，可敬的船主把手里的帽子转来转去，简直不知所措，结果还是维尔福先开口：

“我想是莫雷尔先生吧？”

“是的，先生，是我。”船主答道。

“请走近些，”法官说，打了个表示恩赐的手势，“请问阁下光临有何见教？”

“您猜不到吗，先生？”莫雷尔问。

“一点儿也猜不到；但我当尽我所能为您效劳。”

“这事您完全有办法的，先生。”莫雷尔说。

“那就请说吧。”

“先生，”船主说，他渐渐恢复了自信，再说他的申诉完全在理，立场又很鲜明，所以他的语气非常坚定，“您想必记得，大家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几天，我来为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向您求过情。他是一个水手，在我的船上当大副。您想必也还记得，他被指控和厄尔巴岛有联系，有这层关系，在当时是个罪名，但放在今天就是一种光荣了。当时您为路易十八效力，没法庇护这个年轻人，先生，您在尽您的职责。如今您为拿破仑效力，您理应保护他，这仍然是您的职责。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

“这个人叫什么？”他问，“请费心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埃德蒙·唐戴斯。”

不用说，维尔福宁愿在决斗中让对手从二十五步开外先开枪，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仍然脸不改色，眉头也不皱一下。

“这样，”维尔福心里想，“就没人能责备我当初逮捕这个年轻人是假公济私了。”

“唐戴斯？”他重复了一遍，“您是说埃德蒙·唐戴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打开放在旁边格子里的一个卷宗，放到桌上，又走到旁边去翻阅其他文件，然后，他转身面向船主。

“您肯定您没弄错，先生？”他以最自然的语气问道。

倘若莫雷尔更精细一些，或对这种事情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他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代理检察官会亲自过问这桩已经无关的案子，他也许会寻思，为什么维尔福不让他到囚犯登记处，到典狱长那儿去打听。但莫雷尔现在看不出维尔福有半点心虚的样子；而既然看不出维尔福害怕，他在维尔福身上见到的就只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维尔福得计了。

“不，先生，”莫雷尔说，“我没有弄错。我认识这可怜的小伙子有十年了，他在我手下也已经干了四年。您想必还记得，一个半月前，我来请求您对这可怜的孩子网开一面，就像今天我来请求您对他秉公处理一样；您那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不高兴多答理我。咳！那会儿保王党对波拿巴党就是看不顺眼！”

“先生，”维尔福以惯常的敏捷和冷静招架说，“我当时是保王党，认为波旁家族是王座的合法继承人，是当仁不让的法兰西君王；但我们看到了皇上奇迹般的复位，这证明我是错了。天才的拿破仑胜利了：得民心者才是真正的君王。”

“好啊！”莫雷尔爽声说道，“听您这样说我真高兴，看来埃德蒙有救了。”

“等一等，”维尔福翻阅一个新的卷宗接着说，“我找到了：他是一个海员，是吗？他要娶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为妻是吗？对，对！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个重案。”

“怎么会呢？”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带到法院的监狱去了。”

“噢，后来呢？”

“后来，我向巴黎打了报告；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不这么做……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大声说，“他们把他怎么样了？”

“哦，不用担心。他可能被送到弗内斯特雷尔、皮涅罗尔或者圣玛格丽特群岛 去了，按我们的行话，这叫换换环境。放心吧，不定哪天早上，他就会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位置都给他留着。可他也该回来了吧？我想波拿巴党法院的当务之急，就是释放保王党法院监禁的犯人吧。”

“别太心急，亲爱的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什么事都得按法律程序办才行。监禁的命令来自上面，释放的命令也得自上而下。拿破仑回来才半个月，那些甄别平反的公文大概也刚送上去。”

“但是，”莫雷尔问道，“我们现在掌权了，难道就没有办法加快这个程序吗？我有几个朋友还是有些影响的，我弄得到撤销逮捕令的公文。”

“根本就没有逮捕令。”

“那么在监狱花名册上勾销他的名字。”

“政治犯入狱是不入册的。有时候，政府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入了花名册就有据可查了。”

“在波旁王朝时代也许是这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一个样，亲爱的莫雷尔先生：政府一个接一个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路易十四治下的司法机构今天还在运转，就只巴士底狱除外。皇上对监狱的管理比国王更严格！监狱里不入册的囚犯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这番合情合理的解释说服了莫雷尔，他甚至连半点怀疑都没有了。

“那么，维尔福先生，”他说，“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忠告，好让可怜的唐戴斯早日归来呢？”

“只有一个，先生：给司法大臣写信请求帮助。”

“哦！先生，这样的信大臣每天要收到两百封，可他看不了四封。”

“没错。但是由我审批并直接报送的信，他是会看的。”维尔福说。

“您会亲自把信送上去，先生？”

“一点不错。唐戴斯在当时有罪，但现在他是无辜的。当时判他入狱是我的职责，现在让他获得自由也是我的职责。”

就这样，维尔福避免了一次可能性虽说不大、但毕竟存在的调查的危险，这样的调查是会让他完蛋的。

“那我怎么对大臣说呢？”

“请坐这儿，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着把座位让给船主，“我来口述。”

“这不太让您费心了吗？”

“没事。我们得抓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是啊，先生，您想想，那可怜的年轻人在那儿等待，在那儿受罪，说不定他都已经绝望了呐。”

维尔福想到这个犯人在寂寞和黑暗中咒骂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已陷得太深，无法回头了，唐戴斯必得在他野心的齿轮之间被碾得粉碎。

“请说吧，先生，”船主说，他已坐在维尔福的扶手椅里，手上拿着一支笔。

于是，维尔福口述了一封请求信。这封信意在请求释放唐戴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信中过分渲染了唐戴斯效忠拿破仑的热忱，唐戴斯俨然成了辅佐拿破仑东山再起的中坚人物。显然，如果唐戴斯还在含冤蒙辱，大臣看了信一定会立即为他伸张正义。

信写完以后，维尔福又把它高声念了一遍。

“成了，”他说，“剩下的事我来办吧。”

“信很快就会送出吗，先生？”

“今天就送。”

“加上您的审批意见？”

“我会尽量写得好些，先生，证明您在信中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维尔福坐下，在请求信的一角写上审批意见。

“下一步，先生，我该干什么呢？”莫雷尔问。

“您就等着好了，”维尔福说，“一切由我来办。”

这个保证使莫雷尔充满了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离开代理检察官去告诉唐戴斯老爹，他很快就能见到儿子了。

可是维尔福并没有把请求信送呈巴黎。他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这封信眼下虽可救出唐戴斯，但将来说不定会给唐戴斯带来更大的麻烦——从欧洲的局势及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第二次王朝复辟并不是不可能的。

唐戴斯于是继续当犯人，他被关在深深的囚牢里，根本听不见路易十八滚下王位的巨大声响，也听不见帝国垮台的更为可怖的声响。

但维尔福却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世人称之为百日王朝的帝国复出的短暂时期，莫雷尔两次为请求释放唐戴斯而来，每次维尔福都信誓旦旦，以前景乐观来安慰他；最终，滑铁卢战役发生了。莫雷尔再也不到维尔福府上登门了；船主为他年轻的朋友做了一切他出于人道而该做的事情；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再想进行新的尝试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了。

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王位。对维尔福而言，马赛给了他过多的记忆，而且都成了内疚之事，他请求得到在图卢兹某一空缺的检察官职位，获得了允准。他到新任所后两个星期，娶了蕾内·德·圣梅朗小姐为妻，此时其岳父在宫廷的地位更加显耀了。

这就是唐戴斯在百日政变期间和滑铁卢战役之后仍然被关在囚牢，不说完全被人遗忘，却至少为天主所遗忘的原因。

拿破仑一起事，唐格拉尔就明白他给唐戴斯的那一击有多么厉害：他的告密可谓适逢其时。他这种人生来就是坏种，平日里又有点小聪明，他管这奇怪的巧合叫天意。

而当拿破仑真的成了事，重又在巴黎发号施令的时候，唐格拉尔却吓破了胆。他每时每刻都担心唐戴斯会出现在眼前。唐戴斯知道一切，唐戴斯既可怕又强悍，他会来报仇的。于是，唐格拉尔向莫雷尔先生辞去船上的职务，并请船主把他推荐给一个西班牙商人。三月底，他在那个商人那里做了个小职员。这是拿破仑重返杜伊勒里宫后十到十二天之间的事情。他就此去了马德里，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费尔南什么也不明白。唐戴斯不在，这就够了。他现在怎么样？费尔南根本不想知道。不过，唐戴斯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费尔南冥思苦想，既要为唐戴斯的不在编些理由哄住梅塞苔丝，又要考虑迁移到别处并把她强行带走的计划。也有时，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刻，他坐在法罗湾的顶端——从这儿可以同时看清马赛和加泰罗尼亚村——像猎鹰般忧郁而凛然地望着大路，等着看见那个潇洒倜傥的年轻人回转家门。对费尔南来说，这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复仇使者。费尔南暗自下决心：他要先一枪击碎唐戴斯的脑袋，然后自杀；他想，自己的死会给杀死情敌抹上几分浪漫色彩。但是费尔南是在骗自己：他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还抱有希望。

就在这时候，命途多舛的帝国发布了最后一次征兵令，所有尚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响应皇帝响亮有力的号召冲到法国境外去 。费尔南离开家园和梅塞苔丝，和其他人一样应征入伍。一个阴暗、可怕的想法折磨着他：他怕自己这一走，他的情敌就会回来娶他心爱的人。

如果费尔南真的想自杀，那他在离开梅塞苔丝时就该这么做了。

正如忠诚的表现在善良的人身上终会产生效果一样，费尔南对梅塞苔丝的关心，对她的不幸所表示的同情，以及尽可能满足她一切要求的殷勤，终于产生了效果。梅塞苔丝始终和费尔南保持着友谊，如今友谊又添上了感激之情。

“我的兄长，”她给费尔南背上新兵的背包，“您是我唯一的朋友，您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您要是死了，我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在费尔南整装待发之际，梅塞苔丝说的这番话使他又有了一线希望。倘若唐戴斯不再回来，梅塞苔丝说不定有一天还会是他的。

留下的梅塞苔丝孤单单的，陪伴她的只有这片从未显得这么荒凉的土地，以及一望无际的大海。她整日两眼泪汪汪的，犹如凄婉的故事中的痴情女子，不停地围着本族人的小村落转悠。她时而在南方的烈日下伫立，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似的不言不语，呆呆地望着马赛；时而坐在堤岸上，倾听大海的呻吟，这呻吟和她的痛苦一样不绝如缕；她常常自问是不是就该让身子向前倾去，投入深渊葬身谷底，这样做是不是会比永无尽头的等待，比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来得好受些。

梅塞苔丝没有跳下去，并不是因为缺乏勇气。宗教信念援救了她，使她没有走上自尽的绝路。

卡德鲁斯与费尔南一样应征入了伍。但他比加泰罗尼亚人年长八岁，又已经结婚，所以他是第三批入伍，被派到了沿海地区。

唐戴斯老爹的生命是靠希望支撑着的。皇帝一倒台，希望全都成了泡影。

离开儿子五个月之后，就在当初儿子被捕的那个时分老人在梅塞苔丝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莫雷尔先生负担了他的全部丧葬费，把老人在患病期间欠下的一小笔债也还清了。

这样做光凭大慈大悲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勇气。那时南方战事未平，帮助一个像唐戴斯这样危险的波拿巴党人的父亲，即便老人已经气息奄奄，也可以是一条罪名。 cfvzrI9mF4pgdm11r3q2evVEb2H8mRpo9a41/2MY/cBWr1Of5lT3CKGVNL0/Gl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