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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读《克拉丽莎》，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我还是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指导老师是经验丰富的小威廉·M.塞尔，他是理查逊的铁杆支持者，也是出色的小说评论家。塞尔认为《克拉丽莎》是用英语写就的最好的小说。由于我只会用塞尔教我的方法读小说，所以四十年后，我仍然坚定地认同他对《克拉丽莎》的标准评判，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通过这些年的阅读，我发现这是唯一一部堪与普鲁斯特相媲美的作品，尽管普鲁斯特有明显的优势。这部小说那冗长而令人惊异的结尾，即克拉丽莎被拖长了的死亡过程及其余波，很明显是小说艺术所能达到的巅峰极限之一。我发现自己在读到克拉丽莎临死之处，竭力忍住才能不掉下眼泪。但是作为评论家，我认为这些是认知性的眼泪，我也不打算多谈我自己，而是要多说说理查逊不同寻常的再现能力。理查逊之前没有强大的小说家前辈，那么他是如何能够将克拉丽莎·哈娄塑造成后来整个西方小说史上最令人信服的一类俗世圣人、一个坚强的女英雄的，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伊恩·瓦特仍然是研究小说兴起的最好的文学史家。他强调，理查逊相较笛福最大的进步，就是解决了情节的问题。其做法是将情节围绕一个单一行为展开。这个单一行为就是两性之间的求爱，而这一行为必然造成理查逊需要做出另一个重大创新：对主人公内心的小说化呈现。这是一种模仿的方式，对此理查逊只有一位绕不过去的前辈：莎士比亚。如果让·亨德里克·范登伯格所言正确，那么历史心理学本质上研究的是成长中的内在自我，包括路德的“内在的人”（1520），到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几乎完全世俗化了的悲剧英雄，再到卢梭和华兹华斯笔下带着狂喜在“自然的感觉”中直面事物之异化的孤独自我。《克拉丽莎》（1747—1748）的出版先于卢梭所有的著作，因此，虽然卢梭本可能就内心情感问题告诉理查逊些什么，却没有教给首位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有关内在生命的小说化呈现方法。
至于之后是否有人在这种模仿方法上超越过理查逊，在我看来至少是存疑的。乔治·艾略特的多萝西娅·布鲁克、亨利·詹姆斯的伊莎贝尔·阿彻尔、D.H.劳伦斯的厄秀拉·布兰文，甚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克拉丽莎·达罗卫，都未能比原版克拉丽莎更深入地将我们带进对个人意识的描写当中去，甚至相较克拉丽莎那彻底的内在性，她们可能全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回缩。普莱斯说过，“理查逊将高度独特化了的人物进行了转变，使得他们那浓厚而熟悉的社会环境在揭示后果的缓慢过程中逐渐消失”。克拉丽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拉弗雷斯，所体现的这种转变以一种不啻乎悲剧性的内在性，替换了社会和历史语境。如果克拉丽莎是一个圣人和殉道者，那么她所英勇见证的，与其说是对基督的超自然信念，不如说是对自己永在成长的内在自我之崇高操守的自然信念。
理查逊作为小说家的力量集中在克拉丽莎和拉弗雷斯之间的关系上。那是一种疯狂对立和激烈矛盾的关系。两人之间有着一种西方文学中最为含混的激情，他们摧毁了自身，也摧毁了彼此。我并不想轻易下这样的论断，但在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或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没有哪个爱情故事看上去能在强度和复杂性上，与吞噬克拉丽莎和拉弗雷斯的这种可怕的争斗相比。我们也无法推测理查逊的男女主人公如果结婚，可能会是何种景象，正如我们不能设想永结同心的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谐统治下的世界将是何种景象一样。拉弗雷斯和克拉丽莎是强大的对手，但又诡异地互补。理查逊如此塑造他们，使得他们必须毁灭彼此，这正是理查逊艺术的巅峰。
拉弗雷斯的个人力量虽然强大，最终却被华美垂死的克拉丽莎的超验转变所遮蔽。单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得先从拉弗雷斯开始，不过那的确是个结局；直到克拉丽莎开始死亡之前，她反抗拉弗雷斯的力量只是促使他变得更像自己。反过来，拉弗雷斯的侵犯极大地增强了克拉丽莎的力量，尽管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中最可怕的讽刺就是，克拉丽莎缓慢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拉弗雷斯的稳步衰退，从英勇的撒旦崇拜者退化成自我毁灭的浪荡子，沉溺在悔恨和迷茫之中。
A.D.麦克基洛普曾将拉弗雷斯的文学先祖追溯至复辟时期喜剧中的上流社会浪荡子，和德莱顿剧作中赫拉克勒斯式的英雄，例如《奥朗格——泽比》和《格拉纳达的征服》。他的追溯很有用。这一谱系解释了拉弗雷斯身上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为数不多但真实可信的美德：他对社会浮浅表象和虚伪道德持有正常的鄙视，对真正的美德则奇特地充满渴望，而且还直白坦率。但是，复辟时代风趣的浪荡子和赫拉克勒斯式的雄辩家结合在一起，并不比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雄——恶棍更配得上克拉丽莎·哈娄。这部小说的魅力，部分在于可以看到拉弗雷斯慢慢意识到，他注定要在克拉丽莎身上遭受失败。转折点并不在于强奸，而是在第266封信靠后部分里的一个瞬间，当时拉弗雷斯突然明白了他和克拉丽莎为彼此建构的困境：
可怕的、亲爱的人！——以我的灵魂起誓，她让我发抖！真的，她落在了我——这个世上唯一一个会如此对待她的男人——的手中，她不得不讲述她的不幸！她则是这个世上唯一会如此震撼我，烦扰我的女人。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扯平了。而且我想我比她惨得多。因为我几乎没得到什么乐趣，麻烦倒是不少；而她的惩罚——她是这么说的——已经完毕，但是我的何时结束？那惩罚又会是什么呢？谁知道？
这里，我只讲重点（想想吧，当时我是多么痛苦）。我被迫离开，自己唱歌给自己听。我试图唱得欢快些；但我声音嘶哑，闻之并不像歌：我唱出来的竟是那支凄凉的一月三十日之歌。我清清嗓子，想换支轻快些的，却没有办到：最后发出的声音让我就像一曲沉闷的赞美诗中的恶人。
嗨——呵！——我张着嘴，宛若一只羽毛尚未长成的雏鸢，待在巢里，想要吞下它那凌厉的母鸢叼至嘴边的一只鸡！—
到底是什么在折磨我呢！——我既不能思考，也不能书写！—
笔啊，暂且放下吧！—
折磨他的，是他自己那已然展开的结局，是他从残余的浪荡子意识向外、向下的跌落，跌至因被克拉丽莎击败而构成的那个可怕的内心空间，是他不得不意识到的真相，即他永远都不能再任性骄横了。克拉丽莎这个伟大的清教徒拒绝给予他尊重，不会按他对自己的评价来接纳他，而且他也开始明白，他们实际上已然毁掉了彼此。他实际的死亡不过是将他从克拉丽莎死后他所忍受的生不如死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在最后的两个钟头，他不时陷入昏迷；然后又有几次大声叫出来，把她带走！把她带走！但又没提任何人的名字。还有几次，他开口赞美某位女士（我认为是克拉丽莎，在他受到那致命一击的时候，喊的就是她），称她作甜美的完人！圣洁的造物！美丽的受难者！——有一次他说道，朝下看，神圣的精灵，朝下看！——然后他停了下来——但他的嘴唇还在动。
早晨九点，他突然痉挛，然后昏了过去；一刻钟后才醒过来。
我不能略去他最后的言语，因为那些话显示了一种最终的镇静；这可能会给他那些可敬的朋友带去些许安慰。
神圣——他说道，无疑他正对上天说话；因为他垂死的眼睛正朝上望去——一阵剧烈的痉挛让他有好一会儿不能继续说下去——但是缓过劲儿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抬起眼睛，举起摊开的双手）吐出了神圣一词——接着，他小声低语，似乎不想让人听懂；最后，他清楚地说出了这几个词，以此赎罪！
然后，他的头垂落在枕头上，停止了呼吸；当时大约是十点半。
对神圣的克拉丽莎的崇拜成了拉弗雷斯的宗教，他把她转化成了某种远超圣人，甚或天使的东西。他带着这种崇拜死去。他自己是纯粹的意志，而如今又被另一个更加纯粹的意志所征服，于是他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自己的征服者。可以说，临死之时他是一个克拉丽莎教徒，而非基督徒；拉弗雷斯保持了他最后的骄傲，一种独特的荣耀感。这种荣耀感已然超越了悔恨，并且里面也没有剩下什么纯粹的爱情。这很难算是任何道德或精神意义上的赎罪，正如理查逊在某种程度上一定知晓的那样，但肯定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赎罪，配得上波德莱尔或者普鲁斯特。
克拉丽莎的结局远远超越了她情人的结局，这是非常恰如其分的。整个文学批评传统，从瓦特和普莱斯到比我年轻些的当代人，均过于强调克拉丽莎所谓的自我欺骗，而我不同意这一点。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率先注意到克拉丽莎无法正视她爱上拉弗雷斯的事实，但这在我看来却算不上表里不一，不论她有多么不知情。我们无法选择我们可以自由去爱的对象，但比起世俗虚构文学中任何具有可比性的人物，克拉丽莎都更为坚定地反抗各种模式的专断。她所重视的，是她的意志不能被侵犯，甚至不能被她自己的情感所侵犯，而这正是她的伟大之所在。她拒绝视自己为任何人的牺牲品——不论是拉弗雷斯的，她自己家族的，或者她自己施予自身的。
拉弗雷斯成了一个受伤的自恋者，也因此暴躁好斗到底。但克拉丽莎如果愿意，则可以坦言，遭到抑制的是她的爱欲，而非她的自恋。如果拉弗雷斯真的代表了她对得不到的和自身不具备的事物的渴望，那么她的欲望也就随着肉体遭到侵犯而消亡了，这并不那么荒谬。拉弗雷斯在强奸发生后变得愈加随性，而她却转变成了一个二元论者，并且开始了此世生命的死亡。此事件与社会无干，与传统的现实也关系不大。这是一个美学问题，属于崇高范畴内亘古已有的争斗，即总是试图寻求下面三重问题的答案：超过？同等？逊于？她从未逊于拉弗雷斯，而且徒劳地希望他能够被改造成和她同等的样子，但现在她知道她已远远超过了他，事实上超过了她所在世界中的任何人。在崇高的巅峰，她只能开始死亡。
如果她的意愿是不受侵犯，那么意志的独立和操守就必须被死亡所彰显。这种死亡绝不是报复，不论是针对拉弗雷斯、她的家人、她自己，甚或时间。更确切地说，她的死亡是真正的赎罪，可以为牵扯在内的其他每个人带来宽恕。不过我猜测，她更感兴趣的是宽恕她自己，甚至在她宽恕迷茫无措的拉弗雷斯时也是如此。正如萧伯纳笔下的圣女贞德所示，清教圣人与其说关注其他人的苦难，不如说更关注她自身的操守。克拉丽莎和萧伯纳的圣女贞德付出的代价均是陷入一种绝对的内在孤独中，但那不正是新教的精髓吗？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再没有什么能与克拉丽莎那实际上没完没了的死亡场景相比了。虽然没有人希望该场景能更长，但我的确并不希望它变短。虽然第481封信中实际的死亡时刻很不同寻常，但最能体现克拉丽莎之神化的场景却是在第475封信里：
她的呼吸十分短促，她又让人多拿了个枕头；之前她已经枕着两个枕头了，多加一个使她在床上坐了起来；这时她说话清楚了些；她看到我们非常担心的样子，就忘记了自己的痛楚而来安慰我们；她向我们告诫了一番，话虽短，却很动人。她谈到了及时做好准备的好处和过迟才忏悔的危险，因为她观察到，到那时头脑和身体一样，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让一个脆弱的灵魂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满。
她接着说，我恳请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哀悼一个并不为她自己感到哀伤，也没有理由为她自己哀伤的人。相反，请为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所有的尘世烦恼都几近结束。相信我，先生们，如果我可以，我不会选择活下去，即便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这部分还可重来一遍：虽然我十九年的生命中，有十八年都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人如此暴露在诱惑之中，如此容易在考验中失败，那么得知她所有的危险都将结束时，又怎会不感到高兴呢！——我希望的就是得到亲爱的父母的宽恕和祝福。我的离去看起来会很轻松，不过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得到满足的话，我将更为轻松。但全能的上帝不会让我依赖除他之外的任何人来得到安慰。
这肯定是最纯粹的新教精神，我们还可以称之为骄傲，尤其是因为克拉丽莎提醒我们，她不过才十九岁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将她所有的知识称作一种形式的骄傲的话，那么我们是在伤害她。目前为止，清教徒实际上已经为我们精神的、智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生活，以及我们的性生活中所有出了问题的东西背上了骂名。美国是清教主义的衰落之地，因此也成为其意志所承受苦难的最后一站。而克拉丽莎之死向我们展示了另一面，即清教意志的荣耀。如果上帝不允许克拉丽莎依赖除他之外的任何人来得到安慰的话，那么他授予了她清教意志的终极荣誉：只在意志选择给予尊重之处接受尊重，而且只按照它自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