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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火在燃
灵魂的运动不愿受限于
自己促狭的存在，而是渴求
超越合适的欲望媒介。
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3篇
巴比伦成灰之前，
梅格斯·佐罗斯特，我的早殇之子，
看到自己的影像行走在花园之中。
他看见了那个幻象，人之魂灵。
要知道生死两世界：
一个为你所见；另一个
却在坟茔之下，那里住着
所有能思生物的幽灵
死亡将他们结合，永不再离分
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1幕
如果一个观影者对崇高有着模糊但真实的品位，他到附近剧院去观看《弗兰肯斯坦》之无尽版本中的最新一版，那么他就是在分享一种如今已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浪漫主义恐怖。玛丽·雪莱在写作《弗兰肯斯坦》时还不满十九岁。她的父母威廉·戈德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两位伟大的叛逆知识分子，她自己则是另一位伟大叛逆和无与伦比的抒情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如果玛丽·雪莱什么都没写过，她今天也会被人们记住。但她却因为自己而被人们记住，因为她写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不仅自身拥有价值，而且预言了一个智识世界的到来，它描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弗兰肯斯坦”是一个怪物的名字，而不是一个创造出怪物的人的名字，因为普通读者和普通观影者出于明显的困惑，已经一起创造出来一个神话，该神话以玛丽·雪莱小说的一个核心二元对立为坚实基础。若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严谨讨论，就得先从理查德·丘吉和穆里尔·斯巴克最先表明的一个观点入手：怪物和他的创造者是一个人的对立两半。斯巴克过于干净利落地表述了这一对立；在她看来，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代表情感，而他的无名创造物代表智识。按照她的观点，怪物不具有情感，“他身上被当作情感的东西……其实是通过理性渠道达到的智识激情”。斯巴克进一步引申此论断，直至指出怪物没有性别，他要求弗兰肯斯坦给他一个新娘，不过是想找个伴侣。这一结论显然与小说文本不符。
《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被置于浪漫主义文学及其典型神话这一更广阔的语境中，将会得到更为充分的描述。在布莱克和雪莱的作品中，自我的影子或替身是个永恒的概念性意象，而在其他主要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拜伦那里，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不过更为随意、更具描述性。在《弗兰肯斯坦》中，它是主导性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小说所具有的潜在力量主要归功于它。
玛丽·雪莱的丈夫作为男人和诗人，是一个分裂的人，就和他的朋友拜伦一样，不过雪莱的分裂更为彻底。《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是玛丽·雪莱这部小说的全名。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虽然不是雪莱（克莱瓦尔更像雪莱），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对雪莱或拜伦来说却是个非常合适的术语。普罗米修斯是最适合浪漫主义诗歌用途的神话人物，因为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传统人物也拥有浪漫主义道德情感的完整幅度和进行创造与破坏的完整浪漫主义能力。
在使用普罗米修斯原型时，没有哪个浪漫主义作家未充分意识到它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潜力。古代的普罗米修斯从其所处的戏剧性情境及其与人类结成的密切反神联盟来看，主要是个应在精神上受到指责的形象，尽管他也常常是个充满同情心的形象。在该神话的诸多版本中，这一联盟对人类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提坦对人类的仁慈几乎难以弥补普罗米修斯造成的人类从天庭的疏离。在早期基督教对此故事的指涉中，提坦精神的两面也都很明显。被用来比喻受难基督的普罗米修斯也被视为一种类型的撒旦，即刚遭到震怒的天庭驱逐的光之子。
在对弥尔顿的《失乐园》进行的各种浪漫主义解读（弗兰肯斯坦不言而喻也属于这类解读）中，普罗米修斯这一双重身份是个关键因素。布莱克笔下叫作奥克的神秘革命者就是又一版本的普罗米修斯。布莱克将弥尔顿的撒旦视为误入歧途的普罗米修斯，视为遭到压制的欲望，最终成为欲望的影子，即遭到减损的创造力替身。雪莱走得更远。他认为弥尔顿的撒旦是一个不完美的普罗米修斯，一个不够格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身上混合在一起的英雄品质和低级品质在读者的头脑里造成不利于艺术精神的“有害诡辩”。
布莱克是一个比雪莱更有系统性的诗人。他在他称作幽灵（Spectre）和流溢（Emanation）的两个象征形象之间建立起对立，这两个形象分别代表欲望的影子和欲望的完全形式。在《弗兰肯斯坦》的结尾是穿越北极荒原穷追不舍的场景。读者在回忆小说这非同寻常的结尾时会发现，布莱克那首描写幽灵和流溢之间冲突的抒情诗中一个类似的象征性情境也使用了相同的意象：
我被幽灵所缠绕，日以继夜
宛若野兽把我的路途阻截。
内心深处的流溢之物
不停哭泣，为了我的罪辜。
无尽无边的深渊里，
我们逡巡漫步，我们放声哭泣；
饥渴贪婪的风中
我的幽灵将你追踪。
他嗅出你雪地中的脚步，
不论你前往何处
穿过寒冷冰雹和风雨。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引诱他复仇心切的创造者穿越冰雪世界，就像另一个被幽灵所追逐的流溢之物，显著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残缺的流溢之物，是现实的噩梦，而非欲望之梦。虽然怪物为人所憎恶而非热爱，他却是弗兰肯斯坦创造力的完全形式，比他的创造者还要富有想象力。怪物比他的创造者更有智识，也更易动感情；事实上他对弗兰肯斯坦的超越程度，与《失乐园》中弥尔顿的亚当对弥尔顿的上帝的超越程度是一样的（而且方式也一样）。玛丽·雪莱小说中最大的悖论和最令人惊异的成就在于怪物比其创造者还更具人性。这个无名的生物是一个现代亚当，正如他的创造者是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他比他的创造者更可爱，也更可恨；更可怜，也更可怕。最重要的是，他更有能力给专心的读者以附加意识造成的那种震撼，在其中审美识别迫使对自我进行高度实现。因为正如布莱克的幽灵和流溢之物，或者雪莱的阿剌斯多（Alastor）和灵之灵（Epipsyche），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物都是一个自我的两半，一半唯我，一半宽宏。弗兰肯斯坦代表心智和情感转向自身，而他的创造物则是心智和情感富于想象力地向外扩张，通过与其他自我的对抗来找寻更多的人性。
我的意思是，虽然《弗兰肯斯坦》只是一部具有感染力的小说，有着自身的缺陷，在叙事和人物刻画上常常显得笨拙，但它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浪漫主义自我神话最生动的版本之一，该版本类似于布莱克的《由理生之书》、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拜伦的《曼弗雷德》，以及许多其他作品。由于缺乏上述作品的老练复杂，《弗兰肯斯坦》为我们了解浪漫主义诗人的原型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介绍。
威廉·戈德温虽然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但也是个强有力的小说家。女儿《弗兰肯斯坦》的史前史缘自他最优秀的虚构作品《凯莱布·威廉姆斯》（1794）。戈德温将小说最后三分之一的高潮（而且是痛苦的）部分总结为一种逃跑和追逐模式，“逃犯时刻忧惧遭到最可怕的灾难，而追捕者凭着聪明和机智，使他的受害者总是处于一种最可怕的惊恐状态”。玛丽·雪莱在她小说的最后部分出色地逆转了这一模式，而且她从《凯莱布·威廉姆斯》里也吸取了她的毁灭性主题，即怪物对“整部人类社会机器”（这是凯莱布·威廉姆斯在监狱里时说的话）的战争。穆里尔·斯巴克认为，《弗兰肯斯坦》可以被解读为“对戈德温和雪莱的理性——人文主义”的反对态度，她举出雪莱为妻子的小说所写的含混序言来支持这一观点。雪莱的确担心这部小说被人当作一种警告，针对的对象是不加限制的实验普罗米修斯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道德后果。序言强调：
决不能认为，从主人公的性格和境况中自然得出的观点一直为我自己所持有；也不能认为，从下文各页正常得出的任何推论会对任何哲学教条产生偏见。
雪莱在自己的作品中自始至终反对戈德温的理性人文主义，但他的反对属于心灵对智识的一种系统而自觉的抗争。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过的那个夏天里，玛丽·雪莱构思了《弗兰肯斯坦》，雪莱则创作了两首诗，将小说的主题性冲突提升至真正崇高的高度。在《赞智力美》一诗中，诗人的心灵将一种总是刚好无法为人类感官捕捉的、变幻无常的优雅和美丽解释为生命中唯一的仁慈力量，而且他祈求这种力量能够在他和所有人类的身上变得更持久。《勃朗峰》是一篇更伟大的姐妹诗篇，是对一种可怕的自然景色进行的奇妙沉思。在此诗中，诗人的头脑发出来一种与《赞智力美》有关联的但本质相反的报告。那种力量仍在那里，就在大山的后面或中间，但它对我们进行的外部活动不是冷漠的，就是恶毒的，而且你无法向那种力量祈祷。它可以教导我们，但它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摆脱自然控制的危险的自由，是我们意志的一种需要，即成为唯物主义必然性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勃朗峰》最后有一个近乎英雄主义的结尾，但它也是一首恐怖的诗歌，提醒我们弗兰肯斯坦首次对抗他的意识怪物就是在森然耸立的勃朗峰上，听到的躁动音乐也是雪莱“无常”抒情诗中的一首。
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头脑与心灵的分裂没有得到弥合，但心灵获准占据主导地位。主人公普罗米修斯和弗兰肯斯坦一样，制造了一个怪物，不过这个怪物是朱庇特，即掌管所有机构性和历史性宗教的神，包括有组织的基督教。从这一概念性错误中得到拯救的唯一渠道就是爱；但在这首诗中，正如在雪莱的其他诗中一样，爱的后面常常紧随着毁灭。的确，在雪莱的诗中，灵魂永远要面对的选择就是化妆成爱的毁灭，或者显示为欢乐的痛苦。在雪莱的诗中，摆脱这种境况的权宜之计就是寻找一种具有感觉能力的智识和一颗善解的心，这由普罗米修斯和他的流溢之物——亚细亚——的肉体结合所象征。弗雷德里克·A.珀特尔这样总结《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它的含义是“头脑必须在纯粹实验性的基础上去真诚地原谅，必须自愿躲避仇恨”，而“情感必须祛除幼年的恶魔，不论是个人的，还是种族的”。以这些深刻而精确的总结为参照，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雪莱的抒情诗剧和他的妻子关于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叙述。
玛丽·雪莱小说的中心有两个悖论，每一个都阐释了普罗米修斯想象的一种困境。第一个悖论是弗兰肯斯坦的确成功制造出了一个自然人，不是像他一样的人，而是向善论者眼中的人；事实上，弗兰肯斯坦做得比这还要好，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他的创造物比他还富有想象力。弗兰肯斯坦的悲剧不在于他身上具有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毫无节制，而是产生于他自己的道德错误，即他身上爱的能力的缺失；他憎恶他的创造物，惊恐不已，并且逃离了他的责任。
第二个悖论更具讽刺性。如果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美学上更为成功的创造者的话，这个悖论就不会发生，或者将无关紧要；一个美丽的“怪物”，或者甚至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怪物，本可以不成为怪物。正如第17章中这个创造物的苦涩之言所示：
当人类蔑视我时，我如何能够敬重他们？让人类与我彼此友善相待吧，他们接受我，我会感激涕零，带给他们每一种益处。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的理性是阻碍我们相交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既然创造物的丑陋并非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本意，那么这一灾难性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着手创造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和如此多的步其后尘者一样，暂时成了一个道德白痴。这样形容他，并非不公平。科学家的伟大发现和发现者的平庸情感之间形成一种对立，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无心的幽默。弗兰肯斯坦发现“太小块的材料”减缓了他的速度，于是决定把他的创造物造成“八英尺高，并相应魁梧”。在他工作的过程中，他允许自己这样梦想：“我将成为一个新物种的创造者和源泉；许多快乐、优秀的生物将因我而拥有生命。”然而，他知道他拥有的是一个“污秽的创造车间”，他没有通过自己创造力的基本检验。当创造物睁开“昏黄的眼睛”时，这个创造者从超级发明者的自由状态跌至大地之子的恐惧之中：“我心中充满了窒息般的恐惧和厌恶。”他逃离了他的责任，引发了后来的事件，最终导致他自己在北极的献祭。对于一个从未完全意识到他人之存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结局。
玛丽·雪莱的小说一直被一个魔鬼般的形象所萦绕，即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老水手是柯勒律治对浪漫主义神话的一个主要尝试，这个神话讲述遭受炼狱洗涤的自我受困于因自我意识高涨而导致的孤独境地。沃尔顿在介绍这部小说的第二封信中，将自己比作“最富有想象力的现代诗人的产物”。作为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揭露者，沃尔顿自己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探求者，就像他如此为之着迷的弗兰肯斯坦一样。柯勒律治的老水手属于该隐一类的人物，而弗兰肯斯坦命运的讽刺之处在于他也是个该隐，通过他的创造物不由自主地谋杀了他所爱的所有人。老水手得到了惩罚，深受负疚意识诅咒的煎熬，而弗兰肯斯坦遭受的痛苦折磨则是永远无法忘记他创造了一个孤独的意识，这一意识因无法忍受强加于身的孤寂而犯下罪行。
所有被怪物杀害的牺牲者都是无辜之人，这部分显示了玛丽·雪莱对自己神话主题的洞察力。怪物不仅拒绝主动杀死他那有罪的创造者，而且还哀悼他，虽然给他的颂词是模棱两可的，称他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慷慨之人”。作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弗兰肯斯坦违反了自然，却从由他所创的、堕落的第二自然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墓志铭。这个第二自然被上帝所遗弃，有意识地重复《失乐园》中堕落撒旦的话，声称“从此以后，罪成了我的善”。创造物那更为宏大、更为有趣的意识比他的创造者存在得更长久，这更符合想象，因为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只有他具有人格。弗兰肯斯坦和柯勒律治的水手一样，没有自己的人格；这两个形象之所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因为他们对原初自然犯下了原始之罪。
怪物当然是玛丽·雪莱最出色的创造发明。他的叙述（第11章至第16章）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最高成就，甚至比高潮部分那场气势恢宏、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追逐更引人入胜。这是一个倾力于对自然人之高贵性进行精彩描述的时代，其中包含了华兹华斯的牧羊人和乞丐，以及W.J.贝茨所言的济慈那“关于无私的极致化理想”——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文学时代里，弗兰肯斯坦的不幸创造物仍作为英雄主义的崇高体现脱颖而出。虽然弗兰肯斯坦缺乏道德想象力，无法理解怪物，但怪物的呼吁却触动着我们深深的怜悯之情：
噢，弗兰肯斯坦，不要公正对待所有人，唯独把我踩在脚下，你最该公正对待，甚至最该怜悯爱护的是我。别忘了我是你的创造物；我应该成为你的亚当，却更像个堕落的天使，你平白无故剥夺了我的快乐。我到处看到的都是福祉，单单我自己注定被排除在外。我本仁善；苦难将我变成了魔鬼。让我幸福吧，那样我将改邪归正。
我用强调字体标注的部分是小说的想象力精华，其目的是要提醒读者回想起小说的题铭：
难道我曾要求你，我的创造者，将我从泥土
塑造成人？难道我曾乞求过你
将我从黑暗中带离？
堕落的亚当这绝望的哀号成为怪物悲叹的主调。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物接受教育的方式是将《失乐园》当作“真实历史”来读，而通过这一快乐的方式，弥尔顿的影响被巧妙地融进小说的叙述当中。因为怪物以人类为标准，这使他自己甚至也认为自己是个遭到遗弃的异类。他已然注定毁灭，而他所接受的弥尔顿式教育则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致命成长。他讲给创造者的关于自己的故事遵循了一种常见的浪漫主义模式，用他的话讲，就是“我智识的进步”。他获得意识后初次体验到的快乐是因目睹月亮升起而发出的惊叹。他就像卡利班一样，对音乐有着非凡的感受，不论是自然音乐还是人工音乐，而他对自然世界的敏感程度堪比初期诗人拥有的敏锐性。他常在一间茅草房附近游荡，里面的住户首次激发了他对其他生物的爱。爱的觉醒也导致了他在试图现身之时，体会到爱遭到拒绝的莫大悲哀。他的处境和性格之间的对立性，即他卡在亚当和撒旦之间、自然人和他受挫的欲望之间的困境被他直接与阅读弥尔顿史诗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它所描绘的全能的上帝同其创造物交战的景象在我心中激起无比赞叹敬畏之情。我常常将书中的几个场景和我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就和亚当一样，显而易见同存在的任何其他创造物均无任何联系，可他的境况在其他方面和我的又是天差地别。他被上帝之手造出，完美无缺，快乐富足，受到创造者的精心呵护；他可以同更高级别的生物交谈，从他们身上获取知识；而我却潦倒无助，茕茕孑立。许多次我都认为撒旦才更适合代表我的处境。因为就和他一样，当我看到我的保护者们快乐的模样，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苦涩，怒火中烧。
要想从如此深的绝望之中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怪物被逼入一种“冰冷的星辰也在闪烁着嘲弄”的生存状态。于是他宣布要“与人类进行无止境的战争”，并且进入一种比被逐的亚当更为可怕的堕落状态。他重复弥尔顿的话，问了一个具有反讽性的问题：“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我面前，我又该去向何方呢？”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去找寻他那可怜的普罗米修斯式创造者。
如果我们从玛丽·雪莱的小说退后一步，以便更好地审视它的原型轮廓的话，我们会将它视为一个受创的孤独意识的探寻之旅，先是寻找安慰，然后复仇，最终寻求一种世界末日般的自我毁灭，一种连带创造者与创造物一起的毁灭。虽然玛丽·雪莱本意可能并非如此，但她小说的基本主题却是与普罗米修斯主义进行必要的抗衡，因为普罗米修斯主义提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提升意识。弗兰肯斯坦冲破了分隔人类与上帝的壁障，创造出表面上的生命，但他其实只是带来了生不如死的存在。玛丽·雪莱的小说所特有的深切沮丧之感是浪漫主义自我神话的基本要素，因为所有的浪漫主义恐怖都是过度意识的疾病，是自我无法忍受自我的疾病。克尔凯郭尔说过，撒旦的绝望是绝对的，因为撒旦作为纯粹精神，就是纯粹意识，而且对撒旦（以及所有处在他这种困境中的人）而言，意识的每点增长都是绝望在增长。弗兰肯斯坦的绝望创造物因其不同寻常的处境而达到了纯粹精神的状态，深受意识的折磨。在他的意识中，每一个想法都是一种新的疾病。
浪漫主义诗人通过他称作想象力的东西来与自我意识进行抗争，想象力是一种极为理性的能量，思想可以用之来治愈本身。但是，弗兰肯斯坦的魔鬼虽然处在浪漫主义漫游者或独居者的原型情境中，有时还是一个诗人，他却无法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摆脱自己的故事。他强烈渴望拥有一个配偶，这显然是试图为自己找寻雪莱式的灵之灵或布莱克式的流溢之物，即自我中的自我。但是，由于他代表着弗兰肯斯坦欲望的梦魇般实现，他本身就是普罗米修斯式渴望的一种流溢。他唯一的替身，就是他的创造者和否定者。
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从意识的煎熬发展到对想象力拥有极微弱的控制，他没能拯救自己，因为他仍处于一种悔恨循环当中，但他至少成为了对他人的一种有益告诫，使婚宴客人变得更为睿智和良善。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物既帮不了自己，也帮不了他人，因为他不具有可以返回其中的自然根基。浪漫主义诗人喜欢返至生命和不朽之海的意象，因为在疗伤之水的潮起潮落间，他们能够描绘出一种渴望中的复原过程，一种意识幸存下来的过程，尽管充满了苦痛。玛丽·雪莱以不可思议的恰当性，将她的浪漫主义小说推向冰雪世界中的残酷结局。结冰的海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象征，代表可怜的魔鬼和他那深受困扰的创造者，不过魔鬼最终成了一种反转了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意象。他最终带着悲哀的胜利之感喊出告别之语，此时他的身上具有了一种理所应当的英雄主义：“我将喜气洋洋地登上我的火葬堆，欢欣无限地忍受烈焰的折磨。”玛丽·雪莱不可能知道，对于1816年夏天她构思这部小说时陪伴在侧的那两位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式诗人来说，意识的这种终结将会证明是个多么黑暗的预言。1824年拜伦在迈索隆吉写自己的墓志铭时，可能回想起两年前站在雪莱的火葬堆旁的情景，于是他用了一个类似于上述魔鬼之语的意象来总结一种筋疲力尽的存在：
不断煎熬我心胸的烈焰
犹如火山岛：孤寂，荒废；
从没有火炬在这儿点燃：——
成了火葬堆！
偷自天堂的意识之火以孤寂火山岛的形式终结，被大海与其他自我隔绝开来。“那场大火的光芒将会逐渐熄灭；我的灰烬将随风吹入大海”，这是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物的狂喜呼号。从未点燃火炬的烈焰是拜伦的自我意象，但他用另一种语气结束自己的绝命诗，即对战士之坟的渴望，而他找到了这一坟墓。这里没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解脱，不过解脱可能并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主题。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最后话语可能是说给沃尔顿听的。沃尔顿是一个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他的船刚刚掉头返航。弗兰肯斯坦的话同时具有戈德温和雪莱的味道。这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虽然受到了惩戒，但他最后的话却忠于他的欲望，而非他的成就：
再见，沃尔顿！在安宁中寻找快乐吧，躲开野心，即便不过是种清白的野心，想在科学和发现方面有所成就而已。可是我为何要说这些？我自己的这些希望破灭了，但别的人或许可以成功。
雪莱的普罗米修斯在冰封的悬崖上受难，他所经受的折磨在复仇女神的嘲讽中达到了巅峰：“所有最好的东西均因此陷入混乱。”对于现代普罗米修斯主义完成的所有工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总结，也许可以用作玛丽·雪莱这部令人不安的小说的另一种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