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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莱娜，或一位年轻女士进入社会》（1778）得到了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赞赏。在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心目中，约翰逊博士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评论家。《伊芙莱娜》近来似乎主要吸引了女性主义评论家们的兴趣，不过该书却很难算得上是体现她们理念和情感的先声。熟悉塞缪尔·理查逊小说的读者会立刻察觉范妮·伯内从理查逊那里得到了多么大的益处，而简·奥斯丁的任何一位读者也会对《伊芙莱娜》产生兴趣，为的是想探究理查逊对这两位女性小说家产生的影响有哪些不同。就其本身而言，重读《伊芙莱娜》会获得一种相当混杂的美学体验，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该书最强有力的地方在于它的幽默，也在于范妮·伯内对各种言语模式相当敏锐的听觉。令人比较失望的则是伊芙莱娜本人，她记录下别人的智慧和情绪，自己却展示了一种始终如一的优良品质，而这并不特别适合进行小说化再现。
进入的确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比喻。伊芙莱娜是作为稍逊一筹的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
而非稍逊一筹的克拉丽莎进入社会的。这不是说伊芙莱娜在书中的出场无法取悦我们。范妮·伯内很精明地拖延了伊芙莱娜的出场，让我们直到第8封信那活泼的开端部分才真正与她相识：
这房子看起来充满了欢乐；每张面孔都展露着笑容，每个人随时会笑出声来。我四处走动，欣赏着忙乱的场景，感觉相当有趣；通向花园的一个房间正在被改造成莫文上尉的书房。霍华德夫人从没在一个地方多坐一会儿；莫文小姐在织帽子；每个人都那么忙！——从一个房间飞也似的奔向另一个房间！——有那么多的命令被下达，又被取消，然后又被下达！到处都只是忙碌混乱。
罗纳德·保罗森夸赞《伊芙莱娜》在新与旧之间、斯摩莱特式的讽刺与前奥斯丁式的反讽情感之间达到了一种谨慎的平衡。每当有人富有见地地论及斯摩莱特对范妮·伯内的影响时（比如保罗森无疑便是如此），我总是感到很惊讶，恰恰因为伊芙莱娜无法被放置在由极度暴躁的马修·布兰布尔陪伴旅行的场景当中，但我们却能想象她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进行优雅的谈话。这再次显露出《伊芙莱娜》作为小说的问题。唉，这个问题就是伊芙莱娜本身。在一个粗暴、风趣的世界里，她永远都是一个异类，太过良善，与其语境格格不入，同时又太过单一，难以吸引读者。苏珊·斯塔福斯曾对伊芙莱娜做出过含蓄辩解，她认为这位女主人公身上最主要的自觉情感
是一种严重的焦虑，因为她不断地处在强奸（或者类似强奸）威胁之中。斯塔福斯有一句生动有趣的评论：“伊芙莱娜在伦敦公共场所的行进，几乎就像一位金发姑娘在现代那不勒斯的行进一样平稳。”周遭环绕的都是斯摩莱特式的人物，非斯摩莱特式的伊芙莱娜必须不断斗争来维护她的矜持脆弱。情况显然正是如此，但这再一次给读者造成了麻烦。遭到攻击的矜持脆弱用非喜剧的方式很难再现，因为我们在想象范畴中更为欣赏的总是粗暴的东西，而非美德。
这么一来，将《伊芙莱娜》作为恐惧动态研究或者性侵犯记录来读，都是很成问题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虽然我觉得伊芙莱娜的仁善太过乏味，她在我看来却也相当坚强，所受的心理创伤要比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的要小。人们的心理层面的确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8世纪的（同一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18世纪的女性知识分子和我们当代的女性主义评论家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我们中的许多人，伊芙莱娜（和范妮·伯内）的恋父情结并不那么严重，也没有对女性困境感到那么沮丧。如今人们太过频繁地犯着一类奇怪的时代错置。
范妮·伯内非常清楚该如何在她父亲身边那强大的文学圈子里生存。伊芙莱娜也与其创造者一样，本质上要比她的世界中的任何男性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更为坚强，更为精明。那些人可能会侵犯她的矜持脆弱，但她却以智取胜，巧妙地打败他们。她的良善并未剥夺她作为操控大师的技巧。她像个异类，是因为她敏感细腻的情感，而不是因为她具有令人叹服、平衡得当的社会智识。在她的身上多重美德与不可思议的狡黠共存，这与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理是颇为相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