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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杰出的幽默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出生于密苏里州门罗县偏僻乡村的一个地方法官家庭。他十二岁丧父后，就踏上独立谋生的道路，从事过排字、印刷、引航等多种工作。一八六七年他以短篇小说《卡拉维拉县驰名的跳蛙》受到读者赞赏，不久又为一家报馆聘为旅欧记者，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一八七三至一八八八年为他创作的鼎盛时期，《镀金时代》（1873）、《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等名著均出于此时。他一生游踪极广，遍及国内外许多地区，对社会各个阶层都很了解，因而其作品涉及题材的深度和广度是他以前的美国作家所不及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社会生活，是作家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顾。然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作品通过儿童的目光来看待周围的现实，揭示了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南方社会闭塞、沉闷、死板的生活，对畸形的教育制度、宗教的虚伪可笑以及小市民的贪婪愚蠢等，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作者借汤姆之口说出“宁愿在舍伍德森林做一年草莽英雄，也不愿当一世美国总统”，反映了他对平庸守旧的社会生活的极度厌恶，和对自由理想世界的向往。因此，尽管这本小说描写的是孩子们的历险生活，而且颇有浪漫传奇色彩，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写得极其完整和谐的具有严肃内容的作品，往往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才能体会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深邃内涵。
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于贯穿和渗透全书的那种马克·吐温式的诙谐和幽默。“了不起的粉刷工”，“主日学校里出风头”，“猫和止疼药”，我们读着这些生活情趣浓郁、笔调轻松幽默的故事，一定会忍俊不禁，为小主人公的聪明机智拍案叫绝。处于当今之世，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物质富裕但精神生活贫乏，普遍感到身心疲惫，因此更需要这种幽默的熏陶和滋养。当然，马克·吐温的幽默有别于博人一粲的滑稽小品。他的幽默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幽默，因而极具价值，发人深思；他的幽默是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幽默，紧紧抓住了像鲁迅所说的那种“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但“却已经是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甚而是可悲的现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典型化，所以是真实的，常常给读者以人生警悟和启迪的幽默。例如：
“那位中年人原来是一位挺有来历的大人物——居然是县法官——可算是孩子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威严的角色——他们琢磨不透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他们一方面想听他大吼一声，一方面又害怕他吼出声。他是康士坦丁堡镇上的人，离此地十二英里——算是出过远门，见过世面——他那双眼睛曾经仰望过县法庭——据说县法庭的屋顶是铁皮做的。”
这一段看似是一个无知顽童的懵懵懂懂的推理，是一种稚拙、可笑的坦陈，但实际上是对司法制度的怀疑和挖苦，是对道貌岸然的“大人物”的冷峻的嘲讽。
二〇一〇年是马克·吐温逝世一百周年。世易时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把我们带入了信息社会，今天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与马克·吐温所处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然而，作为一部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汤姆·索亚历险记》却依然魅力不减。一百多年来，汤姆这个美国乡村小顽童的形象已赢得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读者的喜爱，并且还将活在一代代后来人的心中。用通常的眼光来看，汤姆绝不是一个“好孩子”。他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喜欢出风头又不切实际，而且小小年纪就谈恋爱，这一切，即便是今天的父母看来，也都是要严加管教的。那么，汤姆身上究竟有何可爱之处呢?我认为，这就在于他真实地体现了儿童淳朴的天性。毫无疑问，每一个儿童，不论他生在何地，他都会有一些与汤姆相类似的经历，他都会视汤姆为自己的玩伴。而同样，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汤姆身上都有他自己童年生活的影子，汤姆代表着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
在一个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对生存能力的培养越来越重视的社会中，我们的孩子们都会比汤姆“懂事”，他们都知道从小要好好学习，这样将来才不至于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如今，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重，学校越来越变得像监牢一般，在我们为今天的孩子们的智力发展水平而自豪，为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少年天才而欢呼时，我们是否想过，在他们身上，像汤姆所具有的那活活泼泼、趋近自然的生命力是否有所丧失呢?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曾说，一个人的童年结束之时，便是他的心灵死亡之日。也许对每一个人来说，他都必须长大，他的心灵都必须“死亡”，然而对今天的儿童们来说，他们是否成熟得太快，他们的童年是否都结束得过早了点呢?
或许《汤姆·索亚历险记》对于今天的成人读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促使他们将汤姆、哈克这些纯真无邪的儿童作为一面镜子，认真审视和检点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汤姆厌恶枯燥的功课、骗人的教义和死板的生活环境，喜欢调皮捣蛋、招惹是非，动辄打架逃学，但是他富有正义感，有良知。他为不能揭发印江·乔杀害鲁宾逊医生的罪行感到羞愧，又为把家里的肉偷到杰克逊岛感到内疚。相形之下，书中的很多成年人，包括那些喜欢向汤姆灌输宗教教义的正人君子，却多少都染上了自私、懒散、保守、贪婪等陋习。重读此书，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儿童乃成人之父，成人应尽力保持儿童那份纯真的心灵。因为成人已被这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打上了种种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拜金主义风行、人文精神日渐式微的今天，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儿童那份纯真而变得老于世故，这一份纯真也就更加弥足珍贵。
我与《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缘分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我和许多同龄人怀揣来之不易的入学通知书跨进大学校门。经过十年浩劫，当时的外语系英语图书资料极其匮乏，我们使用的英语教材也带有明显的“文革”痕迹。后来电台英语节目播出《汤姆·索亚历险记》，我们每天必听，坚持数月不辍，其痴迷执着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儿时读《水浒》《三国》。一时间，我们饭前课后，口口声声不离“汤姆”、“哈克”和“波莉姨妈”，至于“打仗恋爱忙不休”、“铁钳甲虫戏弄小狗”、“猫与止疼药”、“校长的金漆脑袋”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为加深印象，我还借来英文原著阅读了部分章节。虽然由于水平所限，只能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毕竟使我初步结识了马克·吐温这位文学巨匠，结识了这部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在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即将付梓之际，我和我的合作者郑康先生都同样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我们一方面为能向读者介绍这部引导自己步入外国文学殿堂的佳作而深感庆幸，一方面又唯恐由于自己学识浅陋而留下一些遗憾。译者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紧扣原文，尽量再现原作的丰采姿致，不一味追求“汉化”，而力求“汉化”与“洋化”的和谐。然而，翻译工作，无论中外，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虽然译者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毕竟能力有限，实际效果与主观愿望会存在一定距离，谬误之处也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指正。
朱建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