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50年代，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想要用前无古人的宏伟建筑纪念自己的统治。他委任加斯帕尔·德韦加作为他的建筑和艺术事务顾问。1556年，这位国王的特使周游北欧和法国，为本国建筑寻找灵感。在巴黎之行的报告中，他对这座城市的评价可谓简洁干脆：他只逗留了一天，兜了一圈卢浮宫，断定那是座“过时的建筑”。“虽说匆匆路过这座大城市”，他坦言“没有见过一座值得一提的建筑，这座城市徒有面积”。

这也是亨利四世1598年看到的巴黎：一座被加斯帕尔·德韦加断定为建筑荒漠的城市。

在17世纪初，巴黎缺少重要的公共空间。法语单词place（字面意思为“地方”或者“空间”）指的是没有建筑占据的露天场所。当时所认为的place，往往指的是再普通不过的公共场所（譬如集市），这类场所极其简陋，缺乏必要的设施；或者就是比街道宽阔些的场所，只是能容纳更多人而已。

到了17世纪末，这个词语开始有了新的定义，证明一种新的place开始出现。那时候，place指的是“开阔、公用，并且四周被建筑环绕的空间”，它的用途十分明确：“方便人们聚集”，“增添城市的光彩”，“促进区域内的商业”。

为了解释这个词的新定义，当时所有的词典都以一个地方为例，那就是皇家广场（Place Royale）。Place的全新定义事实上是以皇家广场为标准的。这层词义的范例至今仍在，现在的人称之为“孚日广场”，其新名称产生于1800年。孚日广场也是巴黎最早的现代建筑项目，最早的公共空间，最初的现代城市广场—也是现代巴黎形成过程中的第二大代表。整个17世纪，孚日广场经历了多次改造，每一次改造都为巴黎注入了新的活力。广场的每一次发展，都对巴黎的现代性发挥关键作用。

1604年10月，新桥刚进入公众视线，亨利四世的城市大改造正式完成第一步。事实上，在160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亨利四世正准备为第二项工程打基础。几十年宗教战争，严重破坏了巴黎经济，他迫切想要重振经济。当时的高级（而天价的）丝绸是欧洲的时尚宠儿。法国大批地从头号丝绸生产国意大利进口产品，而这种巨大的支出正在逐步抽空法国的国库。亨利四世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丝绸产业。这次重振巴黎经济的努力带来了大家预料不到的结果，工程项目创造了城市广场的新模式，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居住区。

1603年，亨利四世召集商界领袖，共同探讨建立一个专门生产高品质丝绸的制造业，那时很少有城市会在规划中囊括新产业的建设。1590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曾考虑过利用圆形大剧场重振意大利的羊毛产业，但是这个计划从未启动。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亨利四世找到六位最富有的商人和官员。这种主要依赖私人资助实现的皇室城市规划，也是巴黎重塑过程中的特有现象，这便是其最早的案例。

国王给支持者封爵，并且为丝绸产业提供免税的优惠。1604年1月，国王提供了土地，用于建造作坊和员工住房。作为回报，他要求商人们将这项新的丝绸产业持续运营到1615年。

这幅18世纪早期的地图（图1）上可以看到，亨利四世选了一处优势明显的位置。城市的主要入口是圣安托万大门，这座大门位于巴士底狱前方，原本用于防御。游客们然后会顺着巴黎最宽阔的圣安托万路前行，进入这座新建的广场。进入广场十分方便，而且广场亦不受车水马龙的干扰。

起初，项目可谓快马加鞭。在1604年3月的法令中，有提到外国工人到达法国，培训法国手艺人编织丝绸。大多数商业建筑都在年底前完工。到了1605年夏天，丝绸厂开始投产。一位名叫西吉斯蒙迪·佩斯塔罗西的意大利人领头，一群米兰工匠和法国学徒则住在十二间专门建造的房子里。

到了1605年3月29日，亨利四世致信财政部长苏利（Duc de Sully），谈论起那个“广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谈论丝绸作坊运作的背景，探讨从商业公司变成第一座现代城市广场的重要时刻。次年7月，“那个广场”开始得到官方的命令：“我们希望将其命名为皇家广场”，这个法令也确定了该广场的三个主要目标：美化巴黎，提供举行公共庆典的场所，提供巴黎市民休闲的空间。其中，后两个目标可谓具有革命性。在此之前的法国君王都考虑过美化巴黎的开发方案，但认真结合城市工程的实际价值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的，亨利四世可谓第一人。

国王决定使用一些现有的商业建筑作为广场的一边，而另外三边则是“塔楼”建筑，每边九座。这些建筑的第一层用于商业（出售新出的产品），里面有一条拱廊，专门供游客避风躲雨。建筑的上面几层楼则用于住宿。这些土地对丝绸的投资者以及皇室的拥护者免收租金。

商户可以自由装饰塔楼，但是建筑立面必须整齐一致——“按照我们的设计而建造”。因此，这些壮观的塔楼便成为连栋房屋的始祖，同等高度，同等正面，和邻近的房屋共用一堵墙（参见彩色插图）。到了1652年，作家兼城市规划师约翰·埃弗兰称赞这些“统一美观、无与伦比”的房子是现代建筑史的一大奇观。（伦敦的连栋房屋，是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后，由企业家尼古拉斯·巴尔邦引进的。）广场的塔楼有一致的石板斜面屋顶，其立面都是由红色砖块和金色石块混合组成。对法国建筑来说，这种组合并不新奇，早在16世纪的一些城堡中便已使用。然而，对巴黎来说，这是十分新颖的，而且还为城市增加了一些特色。早期的业主们也同意采纳“同样的对称”——同样的楼层，同样的长宽高，位置同样的烟囱，同样数量和规格的窗户。（事实上的确有一些特例，但不足以破坏整体的统一。）

亨利四世迫切地想要实现自己的这项计划，因此下令，项目须在一年半个月内完工。为了保证工人认真负责，亨利四世本人每日定时到访工地。

然而，尽管国王亲力亲为，巴黎的丝绸产业并没有迎来巨大的成功。在1607年4月，国王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并且同意对建筑作重大的调整：拆除项目最初的作坊，另外增加九座塔楼。亨利四世奖励了那些进度领先的人。比如，皮埃尔·富热，即德屈尔先生，在1605年完成了东边的塔楼，因此国王奖励了另外一块地，让他建造住所。这个住所即今天的九号，也是唯一一座立面的背后藏着花园的塔楼。

广场最早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能力各不相同。最早的六位户主中有皮埃尔·桑托特，尼古拉斯·加缪（或称勒加缪）。皮埃尔·桑托特是布商和商界领袖。而按当时人的说法，尼古拉斯·加缪初到巴黎时，口袋里只有20里弗。他以丝绸发家，继而成为一名影响力巨大的金融家。到去世时，他留给后代900多万里弗的遗产，就连每年的收入，也高达40万里弗。最大的丝绸投资人是让·穆瓦塞，他原本是一个外省的穷小子，一步一步成为金融界的大腕。就像加缪，穆瓦塞的经历也是17世纪巴黎家喻户晓的成功故事，而在这之前，这种靠对金融的灵敏嗅觉成为巨富的现象实属少见。

到了1612年，广场的居民增加至四十人。其中大多数都是富有的布尔乔亚，比如当时最大的房产开发商夏尔·马尔尚（Churles Marchant）。这些人的邻居并非同样富有，比如宫廷工程师和制图师克劳德·沙蒂永（Claude Chastillon），甚至有普通巴黎百姓，诸如老石匠让·库安，以及老木匠巴泰勒米·德鲁安和安托万·勒雷德。

在设计上，新的广场原本打算彻底告别更早的城市广场模式，比如古典风格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广场。这些早期设计通常是矩形的，用来展示个人的纪念碑、教堂、市政厅或者中心雕像。皇家广场实质上是正方形的，边长为450英尺（72突阿斯）。这个广场没有宗教或者政治使命。尽管名字含有皇家字眼，这座广场起初和皇室搭不上边。广场的中心一直是空的，直到1639年才竖起了路易十三的塑像。这座史上最早的现代广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居民的建筑上，而非纪念政治或者宗教权威上。巴黎这个名字后来一直和前沿居住建筑紧密相连，这座广场功不可没。

这片开敞的空间也让巴黎开始迷上观景。在广场完工前，只有新桥才能提供欣赏美景的绝佳地点，甚至连巴黎圣母院都是被各类建筑层层包围。然而，到了17世纪末，巴黎市内出现了许多宽阔的大道，为步行游览的人提供了足以欣赏周围建筑的距离；有了林荫大道和大街，人们能够远远欣赏那些最著名的景点。

17世纪初，法国皇宫并没有专门举行庆典的地点。庆典通常是在托内勒斯大楼举行的，而在1559年，亨利二世在那里的比武中丧生后 ，大楼遭凯瑟琳·德·美第奇皇后弃用；皇后后来下令拆除这座楼。那块区域一直作为马市，直到亨利四世决定将其纳入丝绸厂。

为了实现计划，亨利四世也从私人投资者手里购买土地。借此，国王也拥有足够的土地实现他预想的第二项功能。1605年颁布的法令宣布，广场将为“公共庆典日提供人群聚集的场地”。在当时，广场的占地规模只能批给皇家宫殿，它虽是类似宫殿的公共空间，某种程度上也对所有居民开放，用于娱乐消遣，放松身心。

1612年4月5日、6日和7日，这座新的广场正式开放，迎来当时巴黎最大的公众聚集。这次庆典是纪念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即人们所说的“西班牙联姻”，也就是亨利四世两个最大的孩子和西班牙菲利普三世的两个子女订婚：亨利四世11岁的儿子（即未来的路易十三）和同龄的安娜公主，以及10岁的伊丽莎白和当时7岁的菲利普四世。

先前的皇家庆典都是在结束很久后，才有大量出版物予以纪念。而这次庆典，许多记录人早在1612年4月便联络了报社，纪念版画也很快在民间流传。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幅出自克劳德·沙蒂永的手笔。这位沙蒂永居住在东侧一塔楼的顶楼（也就是今天的10号）。从窗户望出去，可鸟瞰广场，因此他能够清晰地记录这次标志性事件。这幅版画中，沙蒂永想要尝试描绘亨利四世为巴黎增加的景点：他因此成为第一位系统记录巴黎及其都市文化发展的艺术家。

沙蒂永想象出新的形式记录公共庆典：一张巨大的纸张，图画位于中间，边缘配上文字。这种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比之前配有大量精美插图的书本争取更多的受众，并且更快地传播。他对前来参加的观众和庆典所展示的皇室实力给了同等的关注，可谓是其绘画所带来的新突破。这幅关于巴黎人的早期绘画中，我们能够十分明显地看到，巴黎人为了目睹庆典盛况，都在努力挤进这个广场。

确切计算如此庞大的观众人数，即使用上现代的记录仪器，也绝非易事。因此，对参加庆典的人数，不同人的估算值自然也出入巨大，少则5万，多则8万。皇家广场的设计容量是6万人，相当于当时巴黎常住人口（22.5万）的四分之一，而沙蒂永则是按广场满载使用的情况去创作版画的。一位评论家解释说，这么多人在广场过夜，为的就是想一睹广场的风采，所以到了4月5日，广场已经人满为患；而多出来的观众就挤到了每条拱廊。另一位评论家则补充说，一些观众甚至爬上了屋顶。还有一位评论家说：“似乎整个巴黎的人都想在广场附近找到一个位置。”当时一位大外交官目睹了这个场景。他记得“茫茫无际的”人群发出的“不可思议”的呼喊。从这次浩大的场面之后，这个广场成为巴黎人的公园，为所有巴黎人使用。

超出广场容量的人群观赏了这次精心编排的活动，先有游行，后有表演。在广场的正中央摆放着这个广场四周塔楼的模型，被命名为“幸福宫”，预示皇室子女双双订婚所带来的繁荣，约有五千人的阵容围着这座复制品游行。游行队伍中，有喷火龙，上面坐着中世纪的公主；有一组一组的奴隶、野人、印第安人、巨人、随从、小号手，还有几头大象和犀牛，增添气氛。

游行队伍的服饰也如舞台上的一样奢华。比如，这些“野人”从头到脚都披着绿色绸缎做成的橡树叶。“印第安人”戴着羽毛装饰的头饰和长皮毛围巾，穿着皮质的短靴。法国皇宫的人则是身穿金银绸缎的服饰，手戴钻石手镯。

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知道，这次庆典将是巴黎近几十年来最奢华的一次，并且将带给巴黎人一种穿越信仰差异的身份认同。庆典第二天的结尾，她宣布，这次庆典的队伍将继续穿过巴黎的街道，让“未能在皇家广场观赏庆典的巴黎人大饱眼福”。在皇室成员带领下，巨大的游行队伍走出广场，进入圣安托万路，穿过圣母院大桥，到达左岸，然后沿着河堤走到当时竣工不久的新桥，然后再次跨过塞纳河，抵达卢浮宫。

夜幕降临，玛丽·德·美第奇要求“游行路线两侧的所有房屋”需点亮室内灯，为整条路上早已迅速聚集的人群照亮周围的景色。六个小时后，到了午夜，最后一批游行表演者到达卢浮宫。可以说，截止到那时，所有巴黎人都已经参加了皇家广场的落成典礼。

即便过了几十年，这次庆典仍为人津津乐道；沙蒂永的形象，以及他笔下的绘画，一直到17世纪60年代仍继续再版。这些图像的宣传意义不言而喻。1612年，在巴黎这座从十多年前的内战和废墟中重新站起的城市，这座不到两年前还在哀悼皇家广场的规划者亨利四世遇刺的城市，它发行的图像和书本都在传播着“一切步入正轨”的气象。巴黎是一座重生的城市，刚踏出近几十年的噩梦，成为盛大庆典的绝佳场所。

在确定皇家广场方案的1605年的文件中，亨利四世为广场指定一项最终的功能，那就是“proumenoir”，“能让巴黎居民散步的空间；由于街上到处是各地不断拥来的游客居民，巴黎人都不乐意出门了”。因此，在众多君主中，亨利四世首先创造了公共空间的第二种功能。这种空间在当时可谓史无前例，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城市中心的居民提供日常消遣。有了皇家广场，巴黎也诞生了欧洲第一片专门的消遣性城市空间。

这幅17世纪的皇家广场绘画（图3）见证了广场对巴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无论男女，无论大人或是小孩，无论贵族或是布尔乔亚，都在中心广场上，拱廊下，或者邻近的街道散步。一些形单影只，一些成群结队。一些人倚靠着围栏，一些人坐在围栏上，还有些坐在附近的地面上。流动的小贩在街头游荡；一些贵族骑在马上操练武艺。当时，很少家庭的房屋有专门用于社交活动的空间，于是广场成了巨大的室外客厅，供巴黎人聚会消遣，而且任何一天都可以进行。任何一本早期的巴黎游览指南都会告诉游客，广场的拱廊能够“让人尽情享受散步的乐趣，无论晴雨”。

然而，久而久之，广场不再为市民所用。最早的变化发生在1615年。当时，那些规定丝绸生产商经营的合同已经到期，而丝绸产业没有如愿发展起来，亨利四世也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亲力亲为地推动产业发展。原先的投资者关闭了制造厂，并且赶走了居住在广场的手艺人。

从那以后，每当广场的业主出售住所，就有名门望族接手。比如，唯一一座有私人花园的房屋一直属于皮埃尔·富热的家人，直到1644年被他的继承人卖给奥诺雷·达尔伯特，也就是法兰西元帅萧尔纳公爵。到了17世纪40年代，贵族完全接手了广场。1639年，路易十三的骑马铜像在广场中央竖立，似乎象征这里不再属于平民百姓，而是皇室的地盘。（这座雕像在1792年遭到毁坏，现有的雕像是1829年建造的。）

然而，十年后，巴黎爆发内战，人们一度不再顾忌贵族的需求。巴黎市政府强占了这座巨大而且地段绝佳的广场，用以展示对皇室权力的反抗。1649年初，在“巴黎市”的旗帜下抗争的民兵和骑兵几乎每天都在广场游行，借此向巴黎人表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防御巴黎。很快，叛军就在皇家广场彻底安营扎寨。这样的场景，也让这些出身低微的居民相信，是时候彻底占领广场了。

在最早的设计里（图4），周边的房屋和中间消遣性的空间之间没有隔离，当时的广场真正属于巴黎。路易十四的表妹，蒙庞西耶公爵夫人（Duchesse de Montpensier）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内战结束后，广场的居民将广场的中央彻底重建。这幅油画创作于广场改造后不久，该图显示新增的特色，表明广场不再向公众开放。蒙庞西耶也描述这次改造中焕然一新的景观。其中，有一片草地被她称为“草毯”；“草毯”中间有一条铺着沙子的路。这片草地起装饰作用，但也将空间分割成几片区域。就像这幅油画所示的，广场这片被视作敞开的消遣性空间变得更加宁静而庄严。广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里面都是贵族了）都会避免踩踏草坪，转而行走在铺着沙子的路上。其中一对夫妇正在放松，不过不再是在草地上，而是在改造后位于步行道一头的椅子上。这时的中心广场就像周围的建筑一样典雅。（今天在广场四周看到的树是18世纪种下的。）

改造后的广场也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其他国家表明，内战带给巴黎的伤疤早已淡去。

当时一位外国政要前来巴黎进行国事访问。为了让他对巴黎留下完美的初访印象，法国为他举行了一次“进场”仪式。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里（1661—1715），每一次国事访问都采用这种仪式和规格。这种精心安排的仪式由负责的礼宾官尼古拉斯·德桑托特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内战后有一次重大的国事访问发生在1656年9月，当时瑞典的克里斯蒂娜皇后刚刚退位，骑着白马进入巴黎。有人写道，她很快就被带到“巴黎乃至世界上最美的地点”。迎接她的庞大队伍，都是巴黎的优雅丽人，“站得婀娜多姿”，每家窗户都“精心装饰”。

时至克里斯蒂娜访问巴黎，这座广场对巴黎人来说，更像是贵族的私人剧院。1659年3月，一份小报描述了蒙布兰侯爵皮埃尔·德贝勒加德为朋友举行的“盛大而新颖的派对”。1654年，这位侯爵买下了十九号，位于角落的、异常宽阔的一片，原本属于地产大亨马尔尚。侯爵在1659年2月又出售了这块地，这次派对是为了向广场告别。他用了整整2300枚挂灯点亮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烟花表演。许多那里的居民从十三号观看这次表演，“就像坐在环形剧场里那样”。这个十三号属于让·德伊尔，阿莫爵士，奥弗雷伯爵。

有一样新的建筑元素能让人察觉到广场居民对广场中央空间的控制权。1644年，萧尔纳公爵买下这间包括私家花园的塔楼，他的宅邸成了第一家装上锻铁阳台的房屋。这幅在广场改造后不久创作的油画（图5）上，不仅能看到萧尔纳公爵的阳台，还有蒙布兰侯爵的双阳台，于1654年装在位于边角的住宅。这些阳台给新搬入广场的贵族提供了特有的视野。在图6中，他们也能看到，国王正享受着这项巴黎早期的重大工程。这幅图上，路易十四坐在红色马车中巡游巴黎，欣赏着皇家广场和里面的居民。

到了17世纪50年代，更加开阔的花园和更宽阔的步行道逐渐取代了皇家广场作为公众消遣活动中心的地位，过去经常光顾广场的各类人，也开始转向这些花园和步行道。皇家广场成为一处封闭的地点，只允许广场居民从阳台欣赏，只有国王本人能够进入。这个广场因此也实现了一项新的任务，一项过去的公共场所曾有尝试却从未实现的任务：从这里诞生了一个居住区，一个居民自发形成而非在市政厅或者皇室的法令下发展起来的居住区。

这个广场周围的房屋，原本是留给丝绸厂的手艺人居住的。1615年，亨利四世的项目停工后，这些住所被拆毁。之后，随着皇家广场成为贵族居住的一片飞地，那些未能得到皇家广场的位置的巴黎权贵便开始自行在附近建房。提供各类生活娱乐的店铺，从精品珠宝到精致点心，都纷纷在附近开张。

到了17世纪30年代，广场附近的地区被称为“玛莱区” ，原意为“沼泽区”（这里的地形较低，曾经是沼泽带）。玛莱区在1670年左右成为官方行政区，那时候，许多早期居民开始记录那一代的历史。从这些人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玛莱区很快成为典型的巴黎早期上流社会居住区。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居住区促进了城市中心特有的各类现象，从艺术社区到当时一种极其新颖的文化，今天我们称之为青年文化。

玛莱区的许多早期居民是作家，他们强调，住所靠近重要景点，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对讽刺诗人泰奥菲勒·德维奥来说，离开巴黎去流亡就是被剥夺“欣赏皇家广场”的权利。当毕生居住在广场右边的特伦娜街上的小说家、诗人保罗·斯卡龙搬离广场时，他写了一首长长的《告别玛莱和皇家广场》，并形容其为“闪耀之城的光彩”。

斯卡龙也向那些无法再“随时”登门拜访的人告别，而他这份长长的名单就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名录，包括那个区的公爵夫人、伯爵夫人以及公主。斯卡龙的这次告别也说明，在玛莱区这个圈子里，友谊使得人人平等，无关阶层。

这里的居民中，恐怕无人比下面这位女性更能完整记录玛莱区早期的历史。此人生于1626年2月5日，她的出生地后来成为皇家广场的一部分，而皇家广场也是她的祖父、地产大亨菲利普·德库朗热的住所。此人就是日后法国最具影响的女性——赛维涅夫人。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巴黎人，赛维涅夫人长期居住在广场附近一带。她居住最长久的宅邸，如今已成为巴黎历史博物馆，距离广场仅仅几分钟的路程。赛维涅还写过无数封信件，其中约有1400封保留至今。

玛莱区的生活对赛维涅来说至关重要。令她自豪的是，她总能第一时间告知在外省的笔友发生在巴黎的最新新闻。她明白，这边到处住着巴黎有头有脸的人物，打听到消息绝非难事。每天早上咖啡厅遇到朋友，她便向他们提问。每听到传言，她只要“走个几步”，到邻居那里打听一下，便可辨别真伪。当知道一位表亲打算搬走，她表示不解：“竟然有人想从这边搬走？”

这个17世纪巴黎的文学中心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传统始于1633年，当时两幕名为《皇家广场》的喜剧上演，背景舞台是皇家广场的复制品。皮埃尔·科尔内耶的作品在位于广场正出口的新建剧场玛莱公司上演。科尔内耶不同于任何一位同代人。当时年仅26岁的他提出，玛莱区还有可能以一种方式改变巴黎。他认为，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下，能够催生一种青年文化。

对欧洲文学界来说，这位年轻剧作家在玛莱区诞生之初几十年里创造的戏剧可谓新颖。这种喜剧形式的都市感如此之强，故事场景设在巴黎代表性的、让城市脱胎换骨的地点，年轻的主人公们在那里相识、相爱或者别离。《皇家广场》向观众展现了一群居住在广场或者附近的青年，出身良好，单身未婚。菲利斯和她兄弟德拉斯是安热莉克的隔壁邻居，他们的朋友艾力德也住在附近。这些年轻人一直形影不离，不受管束；他们的父母极少露面。

在玛莱区这个不受外界干扰之地，这些人养成了和广场建筑一样不流于世俗的价值观。菲利斯宣称自己有“两千多名追随者”，认为感情专一毫无意义，她更喜欢随心所欲，脚踏多只船。艾力德惧怕世俗的承诺，他很早就表示，“许多人的婚姻都以不幸告终”。这部剧并不像常规的喜剧那样以圆满的婚姻结尾，而是艾力德独自站在皇家广场的正中央。他宣布自己躲过了和安热莉克结婚的命运，“开始过为自己而活的真正生活”。

从那以后，那些今天所谓的浪漫喜剧，都不断地表达这样的观点：玛莱区年轻人的生活不同于其他地方，皇家广场是年轻人邂逅和浪漫的福地。这类代表作包括安托万·杜维尔的《下一位夫人》，以及奥特罗什爵士诺埃尔·勒布列东的《看不见的夫人》。这些17世纪剧作家笔下的玛莱区不仅仅是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房屋，他们创造了巴黎独一无二的形象，而玛莱区则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因此，到了17世纪末，有一本词典称玛莱区是“巴黎有趣的地区”。旅行指南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1670年，弗朗索瓦·萨维尼安告诉游客，一旦到达玛莱区，“就不想离开了”。1715年，路易·利热的《坚定的旅行家》，副标题为“巴黎著名景点指南以及如何迅速游览”，也证明了玛莱区对游客的巨大魅力。

利热自认为是最先游览法国首都的德国游客。他的旅游指南向外国游客介绍早期的游客如何游览巴黎。在巴黎的第一天，利热游览了巴黎圣母院。然而，他没停留多久，就转向了附近最大的街道圣安托万路，然后进入一家咖啡厅休息片刻。咖啡厅距离皇家广场只有几步之遥。第一天结束时，利热选择留在玛莱区。

之后，他在传统景点停留的时间更少，用更多的时间体验巴黎日渐闻名的高档居住区。他对他的读者们解释道，最好的体验方式就是去一趟玛莱区。

利热日复一日地回到玛莱区。用他的话来说，“深度”游览那里的街区。他通常走路游览。他描述自己的经历之精确不亚于一位地图制图师：当他要到圣殿老妇街就餐，他会记录右边的弗朗克—布尔乔亚路，以及佩勒路。今天游客捧着利热的书，能一步不差地游览那里。

利热很快就融入了被17世纪喜剧所记录的青年文化。他在玛莱区结识了朋友，这些朋友邀请他共享晚餐，晚上带他去他们常光顾的地方。利热爱上了玛莱区（而且几乎在那里迷失自己）。在他看来，那里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

在巴黎17世纪的新建筑中，皇家广场可谓最具影响力，这种影响先发生在巴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皇家广场”这个名词特指的是任何中心设有君王雕像的广场。这位太阳王分别在1686年和17世纪90年代增加了胜利广场和路易大帝广场（今天称之为旺多姆广场），之后，法国的各大城市出现了更多广场。

历史学家和旅行作家也进一步传播了皇家广场的名声。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比皇家广场的特征，向读者解释了许多古迹，比如让·杜丹和塞巴斯蒂安·勒纳安·德蒂耶蒙。在17世纪50年代末，有位亨利·索韦尔，是一巴黎富商之子，他在游览欧洲大陆主要都市之后，开始为巴黎编写历史，拿巴黎比照其他欧洲城市。对于皇家广场，他的评价充满肯定：“这是世界上最宏伟最美丽的地方”；“这是无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都未曾想象过的”。

索韦尔表达这个观点时，欧洲各国的君主也已明显认同他的看法。皇家广场成为巴黎第一座著名的现代建筑景观。就像新桥一样，这种建筑景观不再是主教堂或者宫殿。

皇家广场很快成为1556年加斯帕尔·德韦加研究都市建筑新方向的对象。在17世纪30年代，伦敦开始效仿皇家广场的设计，并且建立了伦敦最时尚的科芬园。1717年5月，彼得大帝计划在涅瓦河畔建城，前去巴黎寻找灵感。在第一天上午8点，他在皇家广场度过。1617年，在西班牙皇室亲历广场落成仪式、庆祝菲利普三世子女订婚的五年后，这位国王着手为马德里建造民众企盼已久的城市广场。今天这座被称为马约尔广场的地方，仍能明显看到很多模仿巴黎前辈的痕迹。 M7DgvznlJdMQ0/SovYvvXJWu5g9GtnKSqC4JYpUxI4TUgZG4H3X9I0N06MLkop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