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创新始于一座桥。

今天，人们只要瞥一眼埃菲尔铁塔的形象，就会瞬间联想到巴黎。能最直接地代表这座灯火之城的，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然而，这座铁塔直到1889年才建成。在17世纪，一座桥梁扮演了埃菲尔铁塔今天的角色，这座桥就是新桥。亨利四世刚征服这座首都之后，打算建造新桥来笼络民心，而新桥也圆满实现了他的心愿。历史上第一次，一座城市被一项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堂或者宫殿）所定义。巴黎人，无论贫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桥。他们将这座桥视为巴黎的象征，以及巴黎最重要的景点。

艺术家们很快就开始为这座新的标志性建筑创作形象（参见彩色插图）。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画面。艺术家作品中的都市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从不停歇的，有时候充满了躁动不安。只要看一眼这些作品，就能大致了解巴黎的发展动向。

新桥也是现代城市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因为它与以往的桥梁截然不同。新桥不是木桥，而是一座石桥；这座桥能防火，注定要历经时间的考验。事实上，这座桥是巴黎最古老的桥梁。新桥还是塞纳河上的第一座单跨桥。它的长度也不同寻常，约为160突阿斯 ，等同于1000英尺。它的宽度也不同寻常，约12突阿斯，等同于75英尺，比任何一条城市街道还宽阔。

新桥也是第一座两侧没有房屋的城市大桥。任何走上新桥的人都能看到桥两侧的景色。无论巴黎人还是游客，都能站在约75英尺宽的观景台上，慢慢爱上河边的风光。

在新桥两侧原本用来建房的位置，特意为行人开辟了区域。这里是垫高的，便于阻挡车辆和马车进入。今天我们称之为“人行道”。自罗马道之后，西方世界就再也没见识过这种道路，西方城市更是对其闻所未闻。此外，新桥是第一座全部铺上卵石的桥梁，而不久以后巴黎的所有街道也将如此。也不难理解，历史上首次，行人会觉得自己仿佛是这条河的主宰。

事实证明，这座桥对整个巴黎的交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新桥出现之前，对那些不够富有的人来说，好不容易从左岸到达卢浮宫，便已经算行程圆满了。没钱坐渡船过河的，必须穿过两座桥，前后还得走一段长长的路。新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右岸彻底融入巴黎的版图：1600年，右岸的唯一景点是卢浮宫，但到了该世纪末，右岸展示着重要的居住建筑和都市工程，从皇家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此外，17世纪任何一个重大事件不是发生在新桥，就是首先在新桥成为话题。甚至在新桥竣工近两个世纪后，作家路易·塞巴斯蒂恩·梅西埃仍然认为新桥是“城市的心脏”。

新桥为欧洲的桥梁奠定了新标准。作为这座城市的首个现代公共工程，新桥也对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它让巴黎人见识了现代的街道生活，并且改变了他们与塞纳河的关系。新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是巴黎成为现代巴黎的起点，更是城市的发展潜力得以展示的地点。

这座横跨塞纳河的新桥梁始建于亨利三世时期。亨利三世是亨利四世的前任，也是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1578年5月，亨利三世为新桥奠基。早期的工程规划不同于后来的新桥，其差别主要是桥两侧有成排的商店和房屋。1587年，河面的建设刚刚开始，宗教战争便扰乱了巴黎人的生活。城市陷入混乱，桥梁工程因此搁置了十多年。

1598年4月，亨利四世签署了《南特赦令》，正式结束了宗教战争。一个月前，这位新国王便以书面形式宣布建成大桥的计划。亨利三世并没有给这项工程提供一个说法。他的继任者则鲜明地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他认为，这座桥将会为巴黎人带来“便利”，尤其有利于巴黎的商业发展。他还认为，这是城市基础设施必将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在国王看来，当时相对新颖的圣母院桥已属过时，而且“太过狭窄”，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跨河交通需求——新型马车已经在和骑马的人或行人争抢空间。（事实上，当时所有的桥梁都禁止高负载的马车。）

国王提到的圣母院桥于1510年竣工，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桥梁，由桥边的房屋和商店的业主出资建设。而周围没有房屋的新桥则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出资建造的：国王从进入巴黎的每一桶红酒中收税。因此，城市历史学家亨利·索韦尔（Henri Sauval）曾于17世纪60年代写道，“富人和酒鬼”为这项新工程买单。

到了1603年6月，桥梁临近竣工，至少足以让向来缺乏耐心的亨利四世决定向公众炫耀这项新工程。一些人已经开始从桥上过河，结果所有人都摔到河里去了。然而，当时有个人引用亨利四世的话解释说，“因为他们都不是国王”。亨利四世在桩上面放了木板，时人形容这结构“仍然摇晃”。他以国王的步态，第一个成功跨桥，甚至成功返回到卢浮宫吃晚餐。

这些桥梁规划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桥的名称。直到1578年5月，在打桩前第五天，这座桥才有了这个“新桥”的名称。即使在竣工后多年，官方文件仍然称之为“在建桥梁”或者“新的桥梁”。

事实也如此。新桥是巴黎第五座桥，也是近一百年来第一座。相较之下，在1750年威斯敏斯特桥竣工前，伦敦桥一直是伦敦泰晤士河上唯一的桥梁。伦敦桥是典型的中世纪桥梁，因为两岸的房屋和商店的缘故而显得幽暗，同时又十分狭窄（最宽的部分20尺，最窄的部分12尺）。巴黎的新桥则是明确表明，要将宗教冲突抛之脑后，踏步进入新的时代。更重要的，进入科技现代化。

新桥体现了先进的工程技术，一系列不同工程同时发挥作用使其显得更加伟大，而每一项工程都是由不同的专家完成。其中，建筑师安巴蒂斯特·德鲁埃·迪塞尔索在设计方面功劳最大，而纪尧姆·马尔尚在施工方面的贡献最大。不过，总的说来，新桥绝非一人之力。

在新桥以前，尚未有桥梁考虑过承载量的问题，而也是从1600年开始，人们才开始郑重考虑这种车辆交通问题。更早先的城市，往往只考虑相对较小体型和重量的载货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到了16世纪最后几十年，私家马车开始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等城市。然而，亨利四世有着先见之明。他在位期间，所有关于新桥的文件，都将车辆问题考虑在内。基础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车辆需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一大顽疾，而亨利四世因此成为第一位着手治理这种顽疾的君王。

对这个位于巴黎最大岛屿的西岱岛一角的位置，当时的材料也指出了工程所面临的调整。首先，在西角有两座小岛（主教岛和犹太岛），可以从施工前的地图上看到，这两座小岛的占地不容忽视。关于桥梁设计的官方文件曾解释说，“这座小岛”和大岛的“一角”将“铲平”，大岛的一边也会“削平，重新定型，以便河水自由流过”。

不过，在1606年夏天，当所有工程全部竣工时，国王在仅仅数月就想到了更宏大的计划。早期的地图显示，桥两岸的开发十分简陋。亨利四世认识到，只有将这座桥充分融入城市版图，才可以有效地服务巴黎城。因此，他先是规划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也就是多菲娜大街，直通桥梁和附近的左岸居住区。从18世纪初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多菲娜大街正是宽阔而笔直的巴黎街道的始祖，后来成为城建的标杆。亨利四世接下来又规划了一座城市广场，也就是多菲娜广场，这个广场有着特别的三角形状，带给西岱岛一角一种现代的气息。不出十年，亨利四世的构想早已远远超越拥堵的桥梁。到了晚年，亨利四世已经是第一位用长远构想去规划城市的法国君王。

这幅18世纪的地图也体现了这项工程的另一个技术元素：桥的左端是萨玛莉丹（典出《圣经》故事中的撒玛利亚妇女），这是一座巨大的泵房，从塞纳河抽水到卢浮宫附近的蓄水池，为卢浮宫和毗邻的杜乐丽花园供水。萨玛莉丹的巨大时钟（每一座朝向一个方向）显示着月份、日期以及小时。在怀表流行前的几十年，这些时钟是巴黎人知晓时间的主要方式。天黑以后，巴黎人则是听着萨玛莉丹的钟声知晓时间，因为钟声每隔十五分钟敲响一次（这座建筑于1813年拆毁）。

地图还显示了新桥工程的另一项革新，即位于桥中央的亨利四世雕像，也是巴黎历史上第一座公共雕像。这位国王委任意大利工匠制造这座铜质的骑马雕像的时候，一定将其看作一样献礼，纪念自己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然而，到了1614年，这座皇家雕像落成的时候，离亨利四世去世已有四年，而波旁王朝又一次陷入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儿子，即年轻的路易十三，公然和摄政的皇后母亲产生矛盾。

这座雄伟的雕像也许能够告诉巴黎人，多亏了亨利四世的伟大构想，巴黎在17世纪的头十年飞速进入新时代。巴黎人很快把这处新的景观变成约见的地点。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表达法，比如“在国王铜像下会面吧”，或者“我在铜马下面等你”。今天的人之所以了解这些故事，了解这座铜像如何唤起当时市民的自豪感，是因为国王的铜像当时已经广泛出现在各类印刷品中。早在1614年，一些轻便、平价的书本便开始用这尊铜像吸引读者。这些书宣称，巴黎也像很多古迹遍地的城市一样拥有一尊骑马铜像，也正取代那些城市成为“天底下最著名的城市”。

巴黎人对这座桥的热情也能解释，为什么新桥是少有的真正塑造都市生活的公共工程。无论何种经济地位的巴黎人都能走出家门，来到新桥上，开始享受被宗教战争中断数十载的平静。新桥也是巴黎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空间。因为不收费，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任何人都能看到，王公贵族们突破正统的束缚，在桥上纵情欢乐。到了1610年2月，16岁的旺多姆公爵（亨利四世私生子）也在桥上，和人“玩雪球大战”。

对位于社会阶层的另一端的人来说，新桥桥基下面的公共沐浴开始流行，即便贫困的巴黎人，也可借此躲避夏日的炎热。在新桥竣工后不久，晒日光浴和沐浴的人都在桥下聚集，任何人走在新桥上都可看到。随后，沐浴船开始在此地停泊，隔开男性和女性，这项活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

弗朗索瓦·科勒泰的期刊《日报》也记载了1676年热浪发生时，这类船只发挥的作用。1716年的夏日漫长而炎热，许多裸身男性闯入女性更衣室，之后便有裸身的日光浴者“出没在新桥的河岸，一丝不挂地躺着或者走动”，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制止。当时，还有禁令，“严禁男性裸身逗留在新桥附近的沙滩”。然而，那时候很多男性已经把桥附近的河岸当作裸体沙滩，并且持续了数十年，正如下一页的17世纪中期绘画（图3）所显示。

由于贵族和贫民都从新桥穿过，巴黎因此获得了其他欧洲首都在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体验，那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接触。

许许多多17世纪描绘新桥的油画都表达了这种反常的、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融合。比如，下一页17世纪60年代的作品（图4）中，两位贵族正悠闲地在桥上散步，身边是布尔乔亚（贵族身后的妇女以及马上的男子），而街上还有平民小贩。（俯身的男子正在卖苹果，而身旁女子的篮里面则装着栗子。当时栗子是新桥小贩特有的，闻名欧洲。）在这些散步的贵族后面是挤在一起的平民百姓，在雕像下面藏身的是乞丐。此外，贵族也和普通市民一样徒步过桥。新桥是社会平衡器，桥上人皆平等。

这一切，当时的评论家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这种由不同阶层组成的人群既是一种景观，也是民众自豪感的来源。1652年，巴黎作家克劳德·路易·贝尔托（Claude Louis Berthod）告诉他外省的朋友，他并不想没完没了地逐一介绍巴黎的景点，而是想要带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巴黎，“一个不是充满奇观，而是充满混乱和躁动的地方”。他从描述新桥开始，以及这座桥作为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布里斯在1684年的城市旅游指南中曾写道，游客一直惊讶于桥上的“匆忙和拥挤”，并且“能看到不同阶层和打扮的人”。他认为，“这让人们看到巴黎的伟大和美妙”。

其中一大特色，桥上的步行道，便是游客认为巴黎“美妙”的原因。新桥上的步行道是现代社会上最早出现的步行道，也是最早启发欧洲人分离人流和车流的发明。许多游客指南的作者认识到，许多游客平生还没有这种体验，便告诉这些读者，这些步行道是“专门为行人准备的”。比如克劳德·德瓦雷纳就在他1639年的作品中如此说明。1719年，在巴黎的介绍中，内梅兹就把步行道称为“新的便利设施”、外国游客眼中的新鲜事物。（到了1781年，在参考了伦敦1762年的《威斯敏斯特铺路法案》后，奥岱翁街才增设步行道，为巴黎街道上最早的步行道。）

之后几十年里，如何称呼这种便利设施，人们尚无一致意见。最早的术语是banquette，原先是用于形容要塞上用于射击的防御性壁架。但一些人建议用levées，也就是堤坝，还有一些人建议用allées（走道）。今天所使用的trottoir（人行便道），其实一直到1704年才出现。

此外，如何命名走在这些banquettes上的人，也成了一大问题。官方文件上显示，这些步行的人被称为gens de pied，字面意义就是“步行者”，也是一个形容步兵的军事术语。到了17世纪90年代，法语词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piéton，意为行人。早期的piéton也含有对路面铺设糟糕或者马车疾行的抱怨之意。从走道产生之日起，城市的行人便开始在这个过度拥挤的场所争抢空间。

事实上，新桥刚建好，巴黎城内的各类马车便迅猛增加。新桥的中心位置和规模也使得许多交通工具选择从此处穿过。很快，这里成了交通堵塞这种现代城市顽疾的一大代表性地点。

有一幅创作于1700年左右的绘画，是对交通堵塞最早的描绘，这幅作品有两个标题：《新桥》，以及《巴黎的困惑》。在17世纪尤其是该世纪末，embarras这个在当时主要形容“尴尬”或者“困惑”的词语也获得了新的含义：“街道上各类车和人互相堵住各方前进道路的情形。”一种新的都市“困惑”由此产生。

17世纪游览巴黎的外国游客总能发现这里特有的“喧闹”和“永不停歇的骚动”。其中，那些自认为“周游欧洲各国”的人则声称，巴黎在这方面无可匹敌。（其中一位环球旅行者则说，巴黎的对手是北京——当时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他们反复强调，马车数量在巴黎不断增长，导致街道拥堵。马车不但制造了巨大的噪音，让人们无法判断车辆是否靠近，也使人们“时时刻刻活在恐惧中”，生怕被飞速驶过的马车“碾压”。一个擅长过街的人如此形容：“在巴黎，你必须长八只眼睛。”而游客们指出，新桥则是巴黎最热闹的地方，“不舍昼夜，永无停歇”。

这些游客并非无中生有。在17世纪下半叶，马车逐渐普及。巴黎的第一辆马车出现在1550年左右。（历史学家索韦尔称，这辆车并不是国王的，也不是王公贵族的，而是来自一位富有的药剂师之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车为极少数人专有。在新桥竣工那阵，巴黎整座城市的马车不超过十辆，就连国王本人也只有一辆。然而，在1700年，布里斯新出版的旅行指南指出，马车的数量已经达到两万辆。巴黎在17世纪下半叶新增了许多街道；而一些旧有的道路则得到拓宽和延长；城市的总路面面积增加了。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抵消车辆交通的剧增效应。

巴黎建造城市的第一条主干道，其目的明显是为了预防交通问题，结果反造成过度拥挤，这当然自相矛盾。但是，细看一下对这座桥的描述，便可知道其中原因。这些升高的路面到了桥中间部分遇上雕像便中断。为了穿过大桥，行人不得不向下走几步，通过桥中间，然后步行往上走（这些抬升的路面于1775年拆除）。中间部分75英尺宽，并且视野十分开阔，这种公共空间很少为人所知。似乎不只是行人，而是所有人，都想要享受这里的风光，与此同时也造成这种彻底的无序状态。

这座桥起初的设计是多车道的，足以并列通过四辆马车。然而，四轮马车却不得不和轿子、二轮马车、马匹等抢占车道；在当时，为各类车辆分配空间的规则尚未出现。在下一页图片的前景部分出现了交通堵塞，能看到一个抬水的人肩上的水桶占了很大空间。一位牧民带着他的狗和羊群经过；一些羊因为靠近轿子，打乱队形，撞上了提水回家的工薪家庭主妇。一个男人想要帮助在混乱中摔倒的妇女。这一切，以及脚下的小鸡，还有周围冲撞的绵羊，都被一对贵族夫妇看在眼里。

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桥会成为众多不同的行为争夺空间的场所。

首先，新桥最早体现了巴黎这座大城市对新闻不断增加的胃口，以及科技迅速发展如何满足这种胃口。流言蜚语在人群中迅速传开，由此有了这个说法，“像新桥一般无人不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消息被越来越有组织地传播。

1611年，法国最早的报纸，让·里歇尔创办的《法国信使》发行，当时的新桥早已对公众开放。这份报纸一口气回顾一整年发生的新闻，并且报道的年份往往已过去多年。比如，最早的一期讨论的便是1604年的新闻。最后，应政府审查的要求，这份报纸转而以外国新闻为主题；法国第二份报纸，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创办的《法国公报》也是如此。该报于1631年发行。有了新桥，巴黎人便可了解巴黎发生的大事小事。

新闻里出现的关键人物和事件总是能张贴在桥上。人们可以从桥上或者附近的商店里买到这些报纸。印刷新闻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术。巴黎里里外外，都显眼地贴着不同大小的海报和招牌，但是在新桥，这些则是更加明显。当时的一些文献提到，有些人为不识字的人大声地朗读张贴的新闻。（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当时的识字率较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巴黎的识字率远高于法国乡下。诸如贴在新桥上的新闻能够证明，城市居民的识字率不断上升，而新开发的技术不断涌现，并且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进一步促进了识字率上升。）

这种桥上的非正式新闻阅览室也能解释，为何政治骚乱在1648年频繁发生。这一年也是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暴力首次降临巴黎的街道。1648年8月，在皮埃尔·布鲁塞勒这位受人爱戴的巴黎最高法院成员被捕后，内战爆发了。布鲁塞勒居住的地方靠近新桥，后来为这次冲突盖棺定论的作家雷斯枢机也住在附近。

因此，雷斯能够以亲历者的方式描述布鲁塞勒在家被捕后“十五分钟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因为靠近新桥，许多巴黎人很快就获悉布鲁塞勒被捕这件事；愤怒的人群很快就聚集到一起。而这时，皇家卫队也正好在桥上。卫队主动撤退了，但是愤怒的人群紧跟不舍。很快，这些人就发展到三万甚至四万。雷斯形容这种“突如其来、猛烈的怒火从新桥一直燃烧到整座城市。每个人都拿起了武器”。后来，当反对派争取到布鲁塞勒的释放后，观察家发现，从“新桥的中间”爆发出“阵阵欢呼”，并且形容“整座巴黎的人”都聚集到桥这边。这些反对君主的人被称为新桥“投石党”。

从那之后，新桥也被认为是骚乱的摇篮。层出不穷的法令禁止“各阶层的人聚集在新桥”，却鲜有奏效。当时的资料显示，在新桥张贴信息，一夜之间就能招来大批人群。此外，内战中政治歌曲如此广泛传播，以至于内战结束的时候，诞生了一种音乐产业，并产生了“新桥歌手”，唱着“新桥歌曲”，“新桥政治歌曲”，“新桥年代纪”，或者，简而言之“新桥”。巴黎17世纪最多产的信件作家赛维涅侯爵夫人（Marquise de Sévigné），评价这些歌曲时说，“是新桥创作了这些歌”。热爱新桥的让—巴蒂斯特·迪皮伊—邓波茨（1750年，他曾宣布要写六卷本的新桥历史）说，法国历史上每每发生伟大的事件，总会有一首歌曲在这里创作和表演，以示纪念。

这些歌曲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在17世纪30年代专业剧场诞生之前，新桥一直是巴黎戏剧的中心。正如这幅17世纪60年代的绘画所示，演员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周围，甚至凑到舞台底下。一些观众只是路过而已。但是，有一群贵族显然是专程过来看表演的，他们的马车停在附近，一位女士倚着门。他们占据前排的位置。

从当时的很多描述可以看到，桥上的许多表演十分类似今天的情景剧。一些表演家因此成名，他们的作品广泛流传，一些做成廉价的册子，供大众消遣，另外一些做成昂贵的作品集，卖给较为富有的读者。

有位亨利·勒格朗，艺名“丑角”，说自己对着听众“激烈地演说”。他口中吐出长串而不间断的长句，经常带着粗鄙的字眼，节奏准确，停顿恰到好处。“丑角”创造了真正的平民文化，一些愤怒，一些轻快。在最尖锐的政治评论中，勒格朗直呼国王的名讳。在一次漫不经心却充满先见的激烈演说中，他警告道，沉重的税务负担迫使法国农民离开乡村，前来追求“巴黎的黄金天堂”。然而，到了巴黎，他们没有找到正当的工作，没有像在农村里那样“酿酒”，而是成为“乞丐和小偷”。他预见性的警告在开明派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找到共鸣，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图8中的演员也许能让人想到最著名的几位街头表演家，那就是塔巴兰和蒙多（分别是安托万和菲利普·吉拉尔兄弟的艺名）组合。在塔巴兰还是蒙多的男仆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初次合作。那时蒙多还是一名庸医，也就是众人所知的“江湖郎中”或者“手术医师”（他们自称外科医师），在新桥上贩卖号称有强大功效的药剂和药膏。（一位外国游客说：“它们会让你掉落的牙齿重新长出来；它们包治各种疑难杂症；它们会让人皮肤美白，皱纹消除。”）这两人用杂耍的方式卖所谓的“万能药”，当观众到一定人数了，他们开始穿成医生和丑角的模样，开始一边卖着狗皮膏药，一边说笑。

此外，还有一位感染力强、禀赋异常的人常常跃然纸上，那就是菲利波；这种情况在阅读几世纪以前的手稿或者即兴作品时鲜有发生。这位菲利波是一位盲人歌手兼诗人，来自萨瓦省，自称“新桥的俄耳甫斯 ”。他的叠句有着科尔·波特的歌词的轻快和文字游戏。还有些表演家，例如大汉纪尧姆或胖子威廉（罗伯特·介朗的艺名），还有戈尔捷·迦基尔（于格·介朗·德弗雷歇尔斯），当今饶舌说唱里那种横冲直撞的粗话，其始祖就是这些人的表演。

露天表演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原因，尽管另外一种城市活动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能将人群吸引到桥上的购物活动。新桥一竣工，街头市场就出现了。在市场里可以找到饰品、衣服配件，以及城市里最吸引人的花店。卖家被称为“新桥的卖花女”。每一位小贩的摆设都从简：一张台子，一个箱子，地面的器具上面支着帐篷。大多数摊位都是流动摊，位于桥中间或者步行道。最先摆摊的是卖书人；桥上很快就聚集了五十多家书店。1619年，附近河岸出现了更多书店。今天塞纳河边的书摊的始祖，就是当时在晚上收起来、绑在桥栏杆上的小摊。由于书本琳琅满目，当时有人指出，这座桥带给巴黎人世上最大的图书馆。

那些在人群中受到推挤，容易被卖艺人或者羊群分散注意力的富裕顾客，往往最容易遭到偷窃。在茫茫人海中，钱或者贵重的小物件常常会遭到扒窃。不过，这些最常见的盗窃却很少登上17世纪的报纸。反而，另一种盗窃行为让新桥臭名远播。这种盗窃就是衣服盗窃，尤其是斗篷盗窃。

无论是在杂志、旅行指南、回忆录还是小说里，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新桥和斗篷盗窃之间的联系。这些故事清楚地说明，如果你穿着相当精致的大衣来到新桥，很可能还没走到桥另一头，衣服就不见了。

只有在亮丽的服装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的时期，衣服盗窃才足以成为一种犯罪，17世纪的巴黎就是这样一个时期。1672年4月，赛维涅夫人的女婿向她要来一件“非常气派的紧身外衣”（类似今天的西服外套）。须知晓，这个女婿是一位伯爵，也是法国一个大省的省长，而赛维涅本人虽然不算挥霍无度，但毕竟是当时的一位大贵族，并且也像巴黎富人那般爱赶时髦。然而，对女婿的请求，她反应有些激动：他在想什么？难道不知道这有多贵（“700到800里弗”）吗？难道他之前的“气派十足的衣服”怎么了吗？她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你只能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而且要用得“破到无法再穿为止”。

尽管如此，巴黎人一有昂贵的新装，总会忍不住炫耀一番。他们会前往能让最多人见到的场合散步，而最佳的地点正是“新桥这座大舞台”。从各种说法看来，女性这样做的危险小于男性。女性被抢劫的时候，只有少数会上新闻，被小偷抢走的一般是用来遮住领口的“手帕”或者围巾。当然，这些也十分贵重，好比今天的爱马仕围巾。不过，相对于小偷们觊觎的男士斗篷，这些可谓价廉了。当时的一本字典如此形容贵族的斗篷：“他们出门，在城市里晃荡时，斗篷披在他们肩膀上。”从17世纪末期的图画可以看出，一件斗篷要用掉好几尺长的高价布料。上面还有精致的穗带，甩动斗篷时能看到反光，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如果说，提出买一件新的紧身外衣，都令赛维涅夫人大为惊讶；那提出再买一件斗篷，反应想必更加激烈。

把披在肩上的斗篷扯掉可谓轻而易举，因此，这些盗窃服装的人也有这样一个外号：tire-laines和tire-manteaux，字面意思就是“扯羊毛的人”或者“扯斗篷的人”。新桥投入使用后，巴黎人发现，需要用一个新的词汇描述这种日益猖獗的犯罪，引起公众关注。

17世纪初，一个叫“偷斗篷贼”（filou）的词语诞生，其意思很明白：“晚上偷斗篷的人”。如今，这个词则是用来形容品行不端的人。新桥是偷斗篷贼的活动场所，“新桥偷斗篷贼”这个词组开始广泛使用；偷斗篷贼被称为“新桥的警报器”（如果发现斗篷不见了，那你距离新桥也不远了），也被称作“新桥的地主”，因为那里他们说了算；还被称作“铜马像下的侍臣”，因为他们会埋伏在亨利四世铜像四周，伺机出手。

在1614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便承认巴黎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建议商人在店里保留武器，以便帮助警察们逮住这些“晚上偷斗篷的人”。

外国人很快就开始互相提醒，谨防小偷。英国的作家兼牧师彼得·黑林曾讲述自己在1625年遇到“偷斗篷贼或者街痞”。另一位英国游客说，自己晚上走过新桥的时候，被偷斗篷贼“抽走了一件新的长毛绒斗篷”。到了17世纪末，巴黎的常住居民内梅兹为其旅行指南的第一卷最后一章取名“偷斗篷贼介绍”。他提醒那些从小城市去巴黎的游客，偷斗篷贼是巴黎特有的问题，因为巴黎是“最大的城市，自成一个世界”，偷斗篷贼作案后可以迅速匿迹于茫茫人海。游客要保护衣服，首先要避开一个地方，那就是天黑后的新桥。

文学界开始取材这种新的城市犯罪故事。1646年，克劳德·德埃图瓦勒的《扒手的把戏》上演，成为当时一绝，到了该世纪80年代仍然被不断改编、上演。这部剧的背景是亨利四世铜像附近的一座桥（还能是哪座桥？）。剧中有一伙专偷斗篷的人，有“疤面人”（亨利四世也被人称为“疤面人”）和“独眼人”。他们夜晚作案。靠着萨玛莉丹的钟声知晓时间，以此避开定期巡视大桥的民兵。

从这类作品中，我们认识了贝隆特，也是文学作品中第一位倒卖赃物的角色（也是位诚信全无的人物，因为他会把转手卖掉的斗篷又一次偷走）。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富人到了晚上，在靠近新桥之前，多半会有意识地脱下斗篷，除非身边有保镖。而保镖保护的不是人身安全，而是斗篷。我们认识了拉贡德，一个旧衣服贩子，专卖赃物。即使出于再清楚不过的原因，这些二手衣服贩子无法在桥上开店，他们的店仍开在新桥附近，提供便利。这些赃物转手前已经过一番精心处理，因此，据说要去这些店里找回失物绝无可能。当时的报纸有篇文章曾说“一件斗篷很可能做成两件紧身外衣”。对这种偷窃的刑罚也相当严厉。有位倒卖赃物的妇女，名叫瓦朗坦，于1665年3月被公开执行死刑。然而，犯罪的利益如此巨大，这些斗篷的诱惑令人难以抵挡，倒卖赃物依然猖獗。

人们惧怕偷斗篷贼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些扒手通常穿成贵族的模样（毕竟他们也有这类行头），黑暗中趁机下手。甚至也有故事说，一些正牌的贵族也想要去新桥上偷人斗篷，过把手瘾。

有些扒手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作案。内梅兹的作品里有一章，专门描述巴黎白天作案的扒手，其中就有讲新桥的。从这幅17世纪初的作品（图10）中能看到，两个巴黎人倚在桥上，沉迷于河上的风光。内梅兹说，这种情形通常是小偷下手的绝佳时机。一眨眼的工夫，斗篷就被窃走。

事实上，新桥的设计，很明显就是在鼓励行人驻足，欣赏眼前之景，这也是新桥最值得骄傲的创新。

1612年，巴黎历史学家雅克·德布罗伊尔向游客介绍新桥的创新之处，那时的新桥仍属于新鲜事物。这位历史学家写道，“桥两边都有一尺厚的扶手”，这些扶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专门的“观景台”或者“露台”；图10中两人所在的，就是这样一个露台。德布罗伊尔解释说，巴黎人只要在新桥“望一眼河面”，即可认识到，他们的城市已经成为一处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事实的确如此。

整个17世纪，巴黎人和外国人都强调，这样的景色在欧洲独一无二，法国人应引以为豪。旅行指南的作者们都同意，“邂逅一条河，几处美景，以及远处的山坡和树林”，不容错过。布里斯则提到，“一位当代最伟大的旅行家”认为，河上的景色“是他长途旅行中最为壮观的所见”，只有君士坦丁堡港口和印度果阿能与之媲美。17世纪70年代是旅行写作的鼎盛年代，而贝尔涅里正是最具影响力者。他比布里斯笔下这位佚名旅行家说得更夸张，说新桥是“全世界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风景”。

不仅如此，贝尔涅里将自己树立成美丽景色的权威专家。他曾游遍世界，除了“中国和日本的一些边陲”。因此他也底气十足地告诉巴黎人，“不需要离开巴黎，就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观；走一趟新桥足矣”。

贝尔涅里说，“因为这里几乎全部出自人工，乃世界一绝”。技术和城市规划带来了城市景观，它由人为产生而非自然的结果。巴黎不再只有巴黎圣母院或者卢浮宫这一两处单独的景色值得一去。从桥上看去，塞纳河已是一处美景。17世纪许多关于新桥的作品生动地说明，巴黎的城市景观已经成为一大奇观。

创作于17世纪60年代的图11正是这样一幅油画作品。画面的前景是巴黎街头生活和各色人物的新景象。在画面背景，则是这座桥教会巴黎社会各阶层的人欣赏“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观”。

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大城市普遍缺乏足够的桥梁，有也仅仅满足基本功能，而新桥重塑了当时关于桥梁的概念。新桥技术领先，成为各类娱乐方式的中心，让社会各个阶层享有平等，这座桥也是巴黎获得美丽和现代美名的关键。1717年，当彼得大帝前来巴黎学习如何规划一座欧洲大都市的基本之道时，新桥自然成为他的必去之地。

因此，新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旅游景点，且催生了一个纪念品产业，也并不奇怪。特别富有的游客总会买下描绘新桥的作品，带回家，挂于客厅或者画廊，用以回忆巴黎美妙绝伦的体验。而家境普通的游客则是买下小挂饰，纪念巴黎之行。

在17世纪，手工绘制和装饰的折扇是欧洲各国时尚女性最爱的饰品。1672年4月，赛维涅夫人对新买的折扇大为欢喜，赞叹这是“平生见过最漂亮的物品”。这把折扇画的，就是赛维涅这位老巴黎称之为“老伙伴”的新桥。许多画有新桥的折扇保存至今，而最早的便制作于赛维涅所生活的时代。图12所示的折扇为18世纪制作，画的是桥上的丰富多彩的、被视为巴黎特色的现象，从交通拥堵、买卖到欣赏美景。这幅作品令这座城市常驻游客的脑海，纪念过去的旅程，或者憧憬未来的行程。

17世纪的很多巴黎谚语也可表明，当时的巴黎人眼中，新桥已成为巴黎的灵魂。当时发明了许多表达方式，包括“在新桥上叫喊”（“把消息告知全村人”）。人们用“造新桥”表示艰巨的任务。他们会说“像新桥般坚固”。当表达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时，他们会说“一千年后，新桥还是新桥”。例子不胜枚举。

1689年，路易十四在塞纳河上增加了一座新大桥，那就是皇家桥，这座大桥只有50英尺宽，450英尺长，长度不及新桥的一半。到了17世纪末，亨利四世用以开启巴黎现代化的这座新桥，仍为巴黎最长和最宽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