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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是这样回忆战前时代的：那是一段稳定、繁荣、和平的辉煌时期，不幸却由于后来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国人把战前时期称为“镀金年代”（Gilded Age）。欧洲人对那个时代也怀有同样的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忆起“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时法国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产阶级回顾“威廉时代”
，认为那是个富庶、安全、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统一的德国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同样，维也纳当时似乎正处于文化与思想上卓越的顶点和（奥匈）帝国荣耀的巅峰。慕尼黑、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辉煌之下。各种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都迸发出大胆的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颖、挑战常规、发人深思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伦敦，经济比文化更加重要。在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一战”后的那代人渴望重现已经逝去的那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货币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战后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产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递送到家。”此言所指当然是享有优厚特权的人，描述的是居于世界贸易中心，金钱、地位无一不具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于住在东欧的犹太小村落，或意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腊和塞尔维亚贫穷的乡村，或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贫民窟里的穷人来说，这种安详惬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黄金时代”的形象并非战后人们的臆想。
尽管欧洲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受民族主义驱动的竞争，但所有国家之间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都完全不受妨碍，大家都属于联系紧密的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保障就是各国都接受伦敦金融区的主导地位，把金本位承认为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银行掌握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钥匙。船运、保险、利息和出口带来的隐性收入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赤字。1897—1898年间，黄金，尤其是来自南非的黄金供应量大增，但英格兰银行既未过分增加黄金储备（因为那将严重打击别国的经济），也未减少黄金储备。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更有活力。当时就有苗头，美国有朝一日会主导世界经济。然而，英国仍然是全球贸易的执牛耳者（尽管它所占的份额在减少），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国间为全球经济资源展开的竞争无疑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形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然而，直到1914年，给欧洲，尤其是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带来了诸多裨益的体系仍然完好无损。人们普遍对持续的稳定、繁荣和增长满怀信心。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博览会意在展示以欧洲为核心的欣欣向荣的文明，讴歌进步。博览会上的展出代表着新技术的时代。巨型机器显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赞叹。由5,000个灯泡照亮的“电之宫”实实在在地炫花了参观者的眼睛。参展的有24个欧洲国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博览会开放的6个月内，访客多达5,000万人，参观者经常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东欧国家的展览阵容强大，特别是俄国，它一家就设了9个展馆。博览会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欧洲“教化的使命”。在那个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对遥远殖民地异国风情浓墨重彩的渲染传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强有力信息。商业、繁荣与和平似乎保证欧洲的统治地位会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乐观态度有其根据。19世纪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比是和平年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更是如此。自从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宣告结束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遍及大陆的战争。不管是1853年到1856年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发生的冲突，还是最终促使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实现统一的简短战事，都没有危及欧洲大陆的普遍和平。壮观的巴黎世博会举办10年后，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英国作家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想》（ The Great Illusion ），他甚至在书中宣称，在现代，商业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织的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使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英国人，就连英国以外的许多人也都同意他这个观点。人们难以想象繁荣、和平与稳定不会千秋永续，更无法预料它们会如此迅速地烟消云散。
然而，欧洲还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陆各地的社会结构都在迅速改变，虽然步伐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实现了迅速而深刻的工业化，但仍有大片地区以农业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只有原始的农业。到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约4/5劳动人口的谋生方式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个欧洲的农民超过劳动人口的2/5。只有在英国，务农的人数降到了劳动人口的1/10多一点儿。1913年，只有英国、比利时和（令人惊讶的）瑞士的劳动人口中，有2/5以上是产业工人，连德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和小镇里。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改善，但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在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类快速膨胀大都市的污秽环境里寻求工作，还是留在乡间，靠土里刨食勉强度日。许多人用脚投票，远走他乡，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而离开祖国。几百万欧洲人完全沾不到繁荣和文明的好处，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闯荡。1907年，向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人数达到顶峰，一年内就有100多万欧洲人到达大西洋彼岸。20世纪开始后，移民人数比前一个十年猛增了3倍，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和俄国逃向美国。不过，最多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南方。
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压力，开始威胁到已有的政治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多数欧洲国家中，古老的贵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精英继续把持着政治和军事大权，有些贵族和腰缠万贯的工业或金融业新贵通过联姻建立了关系。另外，世袭君主制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过去一直是邦联，1848年通过了近代的联邦共和宪法）、法国（自1870年起）和葡萄牙（自1910年起）是共和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早在1848年他就登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下辖5,000多万不同民族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统治持久性的象征。
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处都存在着宪政框架、多元政党（尽管有投票权的人数极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连俄国的专制政权也在1905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后被迫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把他（其实极为微弱）的权力交给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即使在被视为议会民主发源地的英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政治代表权。有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男性普选权的制度。比如，德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规定，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都在国会选举中有投票权（虽然占德意志帝国领土2/3的普鲁士对于议会选举权限制得十分严格，以保证地主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确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选权的时间晚得多，是在1912年。不过，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对这种歧视发起抗争，但在“一战”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兰（虽然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俄国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芬兰引进了一定的民主变革）和挪威例外。
关键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每个国家的精英都视其为对他们权力的根本性威胁。1889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建立，它是一个总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政党的计划与纲领。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以某种形式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革命理念。它们攻击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质，宣传建立人人平等、财富公平分配的新社会，这些显然对大批贫苦的产业工人颇具吸引力。统治精英企图禁止或镇压工人组党或建立工会，却徒劳无功。工人比过去更善于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的迅速壮大即是明证。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超过了400万人，德国超过了250万人，法国约有100万人。
20世纪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各种运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法国社会主义者捐弃前嫌，在1905年团结到一起，宣布他们“不是改良党，而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己任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赢得了17%的普选票，在法国议会下院获得了103个席位。在德国，俾斯麦企图压制社会民主，结果事与愿违。自1890年起，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其成员超过100万人。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的支持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一举赢得国会近1/3的席位，使德国统治阶级恐惧战栗。
在经济比较先进的欧洲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嘴上怎么说，实际上都遏制了激进情绪，将其引离革命，导入议会行动的渠道。法国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违背他所属的社会党的宣传，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议会之路走向社会主义，一时从之者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权力。英国的工党（它是1906年采用这个名字的）脱胎于工会运动，体现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务实关注，不追求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抛到一边，推重非革命的理念，主张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可以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最终造福于工人阶级。工党认为，国家权力经和平改造后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西欧、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文不名，激进情绪也有所减弱。若是爆发革命，工人失去的将不只是锁链，所以他们大多听从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指挥。
欧洲大陆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更加激烈。没有什么居间组织来分散权力，也没有社会结构来使民众认同并支持国家。国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高度依赖强制手段。统治阶级地位牢固，官吏贪污腐败，代议制机构弱小无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产阶级后来忆起逝去的“黄金时代”时，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国家权威和法治基础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但那与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比如，20世纪之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反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罢工、暴乱和地方起义愈演愈烈。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佃农中许多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经常爆发零星的反国家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南部，腐败官吏对大庄园主唯命是从，农民的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乡间匪帮的犯罪行为与贫农和佃农反抗国家和大地主的起义混在一起，难以分辨。1905年，爆发了一波工人罢工和动乱的汹涌浪潮，使欧洲领导阶层对工人阶级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国发生革命，沙皇险些被推翻。国家的强力镇压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圣彼得堡打死了200名工人，还打伤了好几百人。革命被镇压下了去。国家在议会代表权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权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无权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论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从中吸取了明显的教训，那就是：沙皇专制政权无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变得日益激进。
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它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工业资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赞助此类运动，力图把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潜在反对力量导入更易于控制的渠道。他们希望把大众“国家化”，向其灌输有利于维护政治现状的强势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仍有少数人拥护以外，好战的民族主义、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在民众中流传甚广。初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和廉价小报的发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众政治不仅为左派，也为右派开辟了动员民众的新方式。旧有的确定性开始解体。原先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组成的权力集团感到了新的不安全。
大众的动员严重威胁到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因此于1895年发表了分析大众行为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原文标题为“群体心理”（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声称，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这个思想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该书重印45次，被译为17种文字，后来更是成为想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的必读书。勒庞认为，感情冲动是大众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各地，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诉求。欧洲的统治精英对民族主义远不如对社会主义戒惧。大战爆发前，民族主义狂热所包含的危险的确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们播下的种子后来却成长为破坏乃至最终摧毁已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趋于两极化，外交关系出现紧张，国家卷入对外冲突，这些都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起初大受支持，但西班牙惨败、殖民地被美国抢走后，企图在“民族复兴”大旗下建立团结的努力也随之失败。其实，鉴于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圣战式狂热，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冲突。
在大部分国家中，渲染内忧外患的激烈言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大众媒体煽动着激烈的仇外情绪和不加掩饰的种族敌意，政府也乐得推波助澜。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更是给英国国内称为“沙文主义”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好战情绪火上浇油。德国的保守政府在1907年所谓的“霍屯督选举”中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污蔑反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爱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民众选票。这表明，沙文主义在德国和在英国一样，在中产阶级成员当中比在工人中更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军协会和保卫德国同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大多依靠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它们力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外交政策。1914年之前，这些组织不过是较大的压力集团，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遑论政府。然而，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已经渗透进了除社会主义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中。在意大利，有人对意军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阿杜瓦（Adowa）的惨败深以为耻（5,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在那次战役中丧生），还有人觉得意大利是“无产国家”，无法跻身于欧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这些感情催生了几乎是宗教式的狂热，强调斗争和牺牲，鼓吹建立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力、推行强势外交政策。不过，尽管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噪不休，但是他们远不能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意见，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捣乱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义的压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执掌的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11年入侵利比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意大利军队在战斗中用飞艇轰炸了后撤的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这是空中轰炸首次在作战中发挥作用。激进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和在德国一样，仍只有少数人支持。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是，导致后来事态恶性发展的种子已经播下。
民族主义在界定“国家”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有资格成为国民的人——而不是领土作为标准。比如，法国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埃德蒙·阿奇迪肯（Edmond Archdéacon）在1902年的选举中自称“坚决反对国际主义。作为反犹主义者，我要求15万犹太人和做他们走狗的2.5万共济会员停止压迫欺凌3,800万法国人”。他说，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无力争取国家权力，但可以逼迫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在法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各种思想并存的法国文化中，“不合适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该被排除在国民之外”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部也都存在类似的言论。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遍及欧洲的一个古老现象的新名称，这个古老的现象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对“杀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敌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风点火。仇视犹太人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由来已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不久前有所放松，犹太人得以更多参与商业和文化生活，结果惹得其他人更为不满。于是，只要发生经济下滑，犹太人必定是替罪羊。到19世纪下半叶，由来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犹情绪又添上了一重更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伪科学理由。旧时的歧视固然恶劣，但还允许（有时是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犹主义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理论，从科学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在“骨子里”就是不同的。犹太人成不了法国人或德国人，正如猫变不成狗。这种理念意味着对犹太人不仅要歧视，而且要完全排斥，再进一步就可能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反犹主义的言论骇人听闻。德国反犹主义者使用细菌学的术语来形容犹太人。维也纳受人爱戴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把犹太人称作“人形的猎物”，在那之前还说，只有把所有犹太人装在一艘大船里让他们在公海上沉没，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无论具体言论如何，至少在西欧，反犹的政治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种情形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反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纳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对犹太人的诋毁并未消除，但在战前时期，它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虽然政治边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国还是自在安适的。犹太人自己觉得，法国的气氛更加令人生畏，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可耻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位犹太军官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起了法国的反犹狂潮）。但是，法国的形势在20世纪初也有所好转。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则恶劣得多。从1903年到1906年，俄国西部一些地方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野蛮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伤，而这样的屠杀经常是沙皇的警察和行政当局煽动起来的。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普遍存在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到后来，情势一旦生变，这些地区即成为欧洲主要的杀戮场，实非偶然。
欧洲文明进步之“黄金时代”的黑暗面在另一种思想中初露狰狞，那就是“优生学”及其近亲“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的思想起源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在伦敦的研究，他把他亲戚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提出人的能力是遗传的，可以通过遗传工程来改善人类这个物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优生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士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引起了注意，被视为“进步”的科学。它在英国的拥趸包括自由主义建制派和初生的政治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H. G. 韦尔斯（H. G. Wells）、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早在纳粹实施“安乐死行动”的30多年前，声名卓著的英国小说家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在190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甚至语带赞许地说要建立一座宽敞的“死亡之室”，在乐队奏出的轻柔乐曲声中，把“所有的病人、跛子、残疾人”温柔地领进去。
优生学看似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控制生育把造成犯罪、酗酒、卖淫和其他“反常”行为的特征从社会中剔除出去。它融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高尔顿自己在1908年写到，优生学的首要目的是限制“不适者”的生育率。支持优生学的人认为，消除“不健康”的人最终将有助于形成一个适应性更强、更健康、“更好”的社会。他们担忧，社会福利措施会鼓励社会的“劣等”成员生育繁殖，从而造成种族退化，于是更加坚信应提高民族效率。
1911年，一份德国杂志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题目是“劣等分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何种代价？”获奖文章的作者是汉堡的一个在贫民庇护所工作的官员（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乎所有的福利开支）。医学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对“劣等人”实行绝育。德国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的医生把优生学与“种族卫生”挂起钩来，成立了“种族卫生协会”。到1914年，这个协会在德国的不同城市建立了4个分会，成员共350人。那一年，种族卫生协会要求规范“有医学理由实施流产或绝育”的情况下应遵循的程序。就在战争爆发的几周前，德国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为了社会的原因或优生的目的实行绝育或流产，只有在“对生命或健康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才给予准许。该项法案尚未成为法律，德国就投入了战争。若非战争造成了形势剧变，优生学可能和反犹主义一样，永远也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种族卫生学这个变种了。但即使如此，后来事态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在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打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经埋下了日后暴力迸发的种子。可以说，基于民族、宗教、族裔、阶级的敌意与仇恨，这样的丑恶现象在每个社会里都有。巴尔干地区和俄罗斯帝国暴力频发。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具有法西斯特征的暴力团伙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警察经常站在他们一边。暴乱中犹太人受害尤烈。据报道，1905年10月发生了690起屠杀事件，3,000多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敖德萨（Odessa）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屠杀造成800名犹太人死亡，5,000人受伤，10万多人无家可归。反革命势力的报复导致1.5万反对沙皇政权的人遭到处决。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糟。这个帝国的辖地覆盖了近东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自15世纪以来一直由土耳其人统治，现在却处于无可救药的衰落之中。据估计，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实施的残暴镇压下，1894年至1896年间，奥斯曼帝国有8万多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促成屠杀的是土耳其人对日益高涨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恐惧，而且民众不满经济状况，又抱有基于宗教和阶级的敌意，就连警察也对屠杀不加制止。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时有发生，从未停止。1909年，又有1.5万到2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
然而，欧洲的暴力大多是对外的。即使国内相对和平，经济日见兴旺，帝国主义列强也一贯使用暴力来维持对外国领土的占领，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英国、法国和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全球4/5的地区。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挑战会招致残暴无情的报复。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国军队像阿提拉的铁骑一样凶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几个通过压榨中国经济获利的欧洲国家各自派出军队，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军，在中国奸淫掳掠，犯下了累累暴行。据估计，10万名中国人遭了八国联军的毒手。
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些殖民地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令人发指。在相当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领地的刚果，殖民者利用全球对橡胶的需求大发横财，对当地人民残暴野蛮，无所不用其极。1885年到1908年间，据估计有1,000万男女老幼被杀死。英国人从1899年到1902年为完全征服南非对布尔人打了3年的仗，其间英方使用无情的焦土战术来毁掉敌人的财产，并建立了“集中营”，里面囚禁的主要是布尔人的妇孺。集中营的条件极为恶劣，拥挤污秽，疫病流行，导致2.8万名被囚者（其中很多还不到16岁）中1/4的人死亡。据有些人估计，1904年至1907年，居住在（今天称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总数约6.5万的赫雷罗人和纳马族人有80%死于非命。德国殖民当局的军队有系统地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当地人民实施报复，将他们赶入沙漠，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渴死。更多的人在奴工营里劳累至死（德国人借用英国人的用语，将奴工营称为“集中营”）。
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的加剧，重整军备的压力也开始加大。同时，人们意识到，新型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未来的战争因此将迥异于前。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邀请26个国家的代表在海牙开会，旨在为“欢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维持和平，限制军备。会议通过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确立了战争法，规定5年内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事实很快证明，海牙和会的这些结果只是一纸空文。不过，它们的确表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欧洲的和平时代一定会延续下去，他们也对现代工业化武器的杀伤力感到不安。他们日益认识到，采取行动预防战争和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大动乱已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需要维护欧洲的和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繁荣。但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希望和平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就要争取速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