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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最终的战胜国也不例外。在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中，所有相关的任务，无论是新任务还是规模翻番的原有任务，都落到了政府肩上。前线对兵员和军需的需求就像无底洞。仗打到一半的时候，每个交战国适合从军的男性人口中，有一大部分都已被征召入伍。（大战开始时英国实施志愿入伍政策，1916年改为征兵制。）需要生产大批的武器供士兵使用。新技术的研究和新型武器的发展都需要国家赞助。需要大量增建医院、临时医务室和康复中心来照料从前线撤下来的大批伤员和战斗致残人员。必须给失去丈夫、无人养活的遗孀及其家人提供福利，尽管所提供的福利也许远远不够。国家必须通过其掌控的宣传和审查体系来操纵公共舆论，维持士气，并通过直接或间接对报界施加影响来控制新闻的传播。
这一切都要求国家控制经济，也意味着国家开支的激增。大战接近尾声时，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德国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9%，法国是54%，英国是37%（虽然像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榨取不了那么多的资源）。各国都对公民开征了新的税赋，或提高了原有的税率。在通过课税来筹措军费方面，英国做得比较成功，但德国不太愿意加税，法国更是如此，他们希望靠胜利后向战败国索取赔款来补偿。大部分战争资金来自贷款。协约国主要向美国借款。奥地利向德国借了一部分款。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在国外日益求贷无门，于是越来越依靠国内贷款来筹措作战费用。所有交战国都大力推行战争公债。各国债台高筑，到了贷款和税收都不敷使用的时候，国家就滥发钞票，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机器开始扩张。官僚机构日益扩大，监视、强迫和镇压也有增无减。属于敌国国民的“外国人”被关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东欧的有些地方，整片地区的人口被迫背井离乡。1915年俄军撤离西部波兰和立陶宛时，经行之处一片“焦土”。至少30万立陶宛人、25万拉脱维亚人、35万犹太人（他们遭到了尤其残酷的虐待）和74.3万波兰人被强行带到俄国内地。到1917年初，俄国流离失所的人口达到600万，除了被强行带入俄国的人，还有来自高加索和西部边界地区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俄国的各个城市，和那里的居民一道忍受着日益加深的苦难。
各国政府都必须确保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军工企业中的大批女工）的支持，但物质条件的恶化令工人情绪越发激进。政府更愿意经常使用“大棒”而不是“胡萝卜”，比较专制的政府尤其如此。然而，在英国、法国和战争晚期的德国，政府实质上对工人进行了收买，包括（相对于社会其他部分来说）给工人增加工资，许诺将来给工人更多的好处，对工人组织工会的要求做出让步，等等。德国1916年12月通过的《预备服务法案》（Auxiliary Service Law）一方面为动员劳动力规定了严格的措施，强制要求17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军工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则允许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给工人和雇主以同等代表权。即使如此，工人（包括女工）不论多么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仍随时准备为了捍卫自身的物质利益而举行罢工。大战期间英国的状况不像其他交战国恶化得那么厉害，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相对较高，但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各交战国中仅次于俄国。1918年参加罢工的英国工人比1914年多了两倍。其他国家罢工的次数在大战的头两年相对较少，但1917—1918年间急剧增加（政治诉求也日益明显）。
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日益加深，似乎无穷无尽，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希望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归咎的对象。国家的宣传进一步煽起了民众的仇恨。普通老百姓的愤恨大多是针对资本家和金融家的。但他们的愤恨不光是对发战争财者的明显的阶级仇恨，而且也可以轻易地转为种族仇恨。犹太人被越来越夸张地描绘为劳苦大众的剥削者和金融资本的代表。不过，很多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由来已久，反犹的原因不仅限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任何偏见都会和反犹情绪挂起钩来。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敌意通常把经济上的不满与古老的反犹偏见混合起来。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认为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人”的偏见仍然非常普遍，基督教教士也经常散布这样的言论。1917年，这个各种仇恨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中又加上了一个致命的内容，说是犹太人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大战接近尾声时，对犹太人的各种诋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人们说他们是基督教的敌人、资本主义剥削者、逃避兵役者、煽动闹事分子，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推进力量。怪不得在1917年后，由于对俄国革命的反感，沙皇警察在战前为污蔑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权力而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其发行量大为增加。
战争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和国家制度的可持续性都对社会造成了影响，而社会变化反过来也直接对它们产生作用，所有交战国莫不如此。开始时，各国都试图保持战前的政治制度不变或尽量维持原状。1914年11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讲演中喊出了“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的口号，强调必须继续保持正常状态，不受国外战事的干扰，因为预计战争很快就会完结。每个交战国都一度有过这种希望。政治起初基本上照旧，直到各国的国内形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争重压的猛烈冲击。
英国和法国的党派间政治分歧未有稍减，经常还相当尖锐，但这种分歧并未压倒建立在支持战争事业基础上的团结。只有少数人对这种团结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挑战有时相当高调，却对主流意见没有影响。唯一的变化是，经过战争中的一系列挫败后，“强人”入主政府，锲而不舍地争取胜利。在英军于索姆河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爱尔兰又爆发了危及英国统治的大叛乱之后，活力充沛的戴维·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担任英国首相，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权力很大的战争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对战时经济进行了重组，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功地推动了战争努力。1917年，法国前线发生严重兵变，国内反战示威不断，强烈要求以妥协求和平，这些麻烦引发了政治危机。结果，那年11月，政府不得不请老牌激进党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重新出山。起用作为共和民族主义象征的克列孟梭是为了表示政府的坚定决心，恢复民众的信心，并象征“争取胜利、实现和平的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
在英国和法国，围绕战争该如何打的内部争议固然存在，社会主义左翼对于社会与政治也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都远未达到发动革命、挑战国家权威的程度。英国国内的士气得以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相信英国不会遭到侵略，胜利并非遥不可及，物资匮乏也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当然，战争间接影响了每一个人。但是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基本上只有军人。法国民众的态度分歧较大。1918年初举行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抗议示威中，有人发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的声音。示威引发了1918年5月兵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如果战争不是在法国本土上进行的话，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持反战的观点。事实是，反战的呼声被继续战斗、抗击德军进攻的紧迫需要轻易地压了下去。等德军进攻的威胁减弱，胜利在望的时候，法国人的士气就高涨起来，并一直维持到了最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都压倒性地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出现对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威胁。如果战败成为定局，民众觉得损失是无谓的牺牲的话，也许情况就不同了。
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是俄国。只有在俄国，大战期间爆发了革命；只有在俄国，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只有在俄国，统治阶级被完全摧毁。
1905年俄国革命的企图未遂，因为没有力量把罢工的工人、叛乱的农民和士兵及水手各自的不满联合到一起，而且参与兵变的士兵只是少数，革命者也缺乏统一的领导。沙皇做出了妥协，保证建立制宪政府，因而避免了革命。但事实很快证明，所谓的制宪政府不过是表面文章。另外，沙皇还大肆实行镇压。在逮捕革命领导人或将其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查封煽动叛乱的报纸，镇压罢工和处决农民起义领导人这些方面，沙皇的政治警察奥克瑞纳（Okhrana）
是行家里手。政府暂时躲过了一劫。后来的几年内，沙皇和民众的沟通有所改善，经济实现了增长（临近大战爆发那几年，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沙皇专制政权的僵化痼疾仍在。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也许会发生渐进式的改革，把沙皇统治变为由议会控制的立宪君主制。然而，鉴于统治阶级对大规模改变的顽固抵抗，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专制统治那种根深蒂固、（怎么镇压都消除不了的）有组织的反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爆发革命倒是很有可能。到1916年底，这个未来看起来已经不远。
1916—1917年间的严冬季节，许多俄国农民都把粮食或囤积起来，或高价出售。同时，大工业中心出现了粮食和燃料的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几近瘫痪。国家财政糟到极点。通货膨胀急剧恶化。（除兵工厂的技术工人之外）工人工资的上涨跟不上飙升的物价，许多人已经到了挨饿的边缘。但是，少数特权阶层仍在大发战争财，这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愤怒。1917年1月，彼得格勒（原来的圣彼得堡）和其他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和罢工，人们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感到的愤怒与反战和反沙皇统治的情绪结合了起来。3月8日（俄国旧历2月23日），女工因没有面包吃而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兵工厂工人大规模罢工和示威的燎原烈火。彼得格勒的工人暴动还得到了士兵和水手的支持。虽然军警对彼得格勒的示威者开了枪，但是20多万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军队中也发生了相当于军人罢工的活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束手无策，虽然下达了镇压兵变的命令，但接令者置若罔闻。形势的发展迅速脱离了沙皇政权的控制。在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工人选出了代表自己的政府，称为苏维埃（即代表会议的意思）。全国的秩序迅速崩塌。士兵也选出了苏维埃作为他们的代表，要求沙皇退位。到了军界和政界的高官都认为沙皇必须下台的时候，沙皇无奈于3月15日宣布退位。1918年7月，沙皇和他的家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他们的遗骨时隔80年，在苏联解体后才得到确认。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利益各异，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对沙皇及其代表的统治制度的共同怒火暂时超越了他们在利益上的分歧，因为他们都认为，沙皇是造成他们痛苦的罪魁祸首。1917年，产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暂时联起手来，但即使如此，可能仍不足以推翻现行的制度，1905年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不过，这一次有一个关键的条件，那就是战争联系起了工农利益和前线大批心怀不满的士兵的利益。一旦不满的情绪传到前线，一旦士兵不再愿意打仗，一旦他们的革命热情与后方民众的热情聚合起来，政权便气数将尽。战斗中巨大的伤亡和前线无法忍受的艰苦导致军心思变，最后爆发的反战运动冲垮了被视为把国家拉入了战争的政治制度。沙皇政权一直依靠镇压和强迫治国，没有居间机构来组织民众对政权自发自愿的支持，所以，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直到革命的洪流在1917年冲破堤防汹涌而出。
即使赶走了沙皇，1917年3月成立了“革命民主”的临时政府之后，俄国的形势依然动荡不安。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时局变幻莫测，战争败局已定，俄军却仍在苦苦支撑，这些形成了更加激烈的第二次革命爆发的条件。
到1917年10月（俄国旧历），引领革命的组织架构已经形成。1905年的革命就缺乏这样一个带头的组织，而事实证明，这是实现革命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布尔什维克除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外，尚无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它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激进领导核心。根据这个核心的既定计划，摧毁旧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建立一个全新社会的前奏。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较大的一派。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9年，后来分裂为一个较大的革命性派别（布尔什维克）和一个较小的改良性派别（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别名列宁（他于19世纪90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主要居留外国，直到1917年返回俄国）。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党员纪律严明、完全忠诚，团结一致推翻沙皇。列宁的下一个目标是无情打击“阶级敌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临时革命民主专政”。1917年4月，这位领袖魅力十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流亡地瑞士回到彼得格勒的革命旋涡之中。德国人希望挑起俄国国内的动乱和民众对和平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削弱俄国人已经动摇的战斗意志。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德国人此举是历史上最大的“乌龙球”之一。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迫使列宁于7月退到芬兰（芬兰从1809年起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半自治区，沙皇被推翻后，那里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冰消，他又回到了彼得格勒，去领导第二次革命。
把布尔什维克紧密的领导层及其坚定的党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救赎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他们希望未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冲突的社会。但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对广大民众产生号召力，却不是因为它提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实在得多的东西。它许诺给人民带来和平、面包，给农民分田地，让工人做管理工厂的主人，把权力交给人民。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此时所有大城市都成立了苏维埃）。当时，物资奇缺，价格飞涨，俄军最后一次灾难性的攻势又造成了巨大的流血损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威信扫地，这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控制着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这为发动十月革命提供了平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泰因（Lev Davidovich Bronshtein），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鼓吹不断革命论。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各地的苏维埃。他们对国内的阶级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经过了两年多残酷的内战后，才打败了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使俄国稳步走上了彻底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革之路。但是，从一开始即可明显看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关于俄国事态的报道把冲击波传到全欧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久久回荡不息。
在欧洲其他地方，合法性危机发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年后，战败日益逼近之时。在德国，战争并不意味着党派政治的结束。恰好相反，德国政治的两极化在大战爆发前已经埋下了种子，起初它隐藏在1914年“国内和解”的表面之下，但随着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到生活艰难，认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却所得甚少，眼看战败的阴影步步逼近，这种两极化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大战之初暂时得到掩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歧很快再次显露，自1916年起日趋极端。粮食供应骤减，物价激增，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些都加剧了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政治分歧。
推动激进政治变革的主力是德国的左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对战争的立场不同，在1917年4月陷入分裂。激进的少数派视大战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他们脱离了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简称USPD，其核心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剩下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变为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他们也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德国对别国土地的抢夺，但他们拒绝革命，倾向于建立代议民主制度，成立对议会而非对德皇负责的政府，以此实现改良。（在德意志帝国，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在国会中都有代表，但没有决策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德皇以及他任命的大臣和军方领导人手中。）
1917年7月19日，在国会对一项要求和平的决议的投票中，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得到了自由派的一部分人（进步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但是，保守派和右翼自由派强烈反对这项决议，他们力挺军方，不仅赞成毫不手软地推进战争，而且支持尽量吞并别国领土。各个压力集团有泛日耳曼同盟等大企业集团做金主，特别是有成员众多，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祖国党撑腰（该党1917年创立，迅即发展为拥有125万党员的大党），各集团大力鼓吹攻城略地、战至最后胜利，同时拒绝建立议会民主的要求。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战尾声，并随着物质条件的日渐艰苦和战败阴影的逼近而进一步加深。1918年德国战败后，政治呈现极度两极化，这其实在大战最后两年里的国内事态发展中已初现端倪。
然而，只是到了大战的最后几个月，1918年夏季攻势失败后，前线的士气才真正崩溃，加大了国内要求停战的压力。德国产业工人1918年1月举行的大罢工在前线并未得到多少支持，因为士兵们还以为春季攻势会取得成功。攻势在3月开始的时候，部队官兵在这场“德国力量的大爆发”中斗志昂扬。他们终于意识到攻势失败了之后，抑制不住的愤怒转为直接的行动。他们怀着勇气和信念坚持作战近4年之久，现在却只求在这场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活下去。厌战情绪转变为日益强烈的停战愿望。大战最后4个月间，西线上有38.5万名德军士兵投降，远超之前4年的总和。据估计，从1918年8月开始，75万士兵开了小差。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动荡日益加剧。那年年初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工人主要抗议的是生活条件的恶化。现在，罢工呈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含义。要求和平、民主、皇帝下台的呼声与日俱增。
战争拖得越久，德国国家本身的性质就越受到质疑。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大臣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种政治制度在战前已遭到社会主义者拒斥，但靠着坚决抵制任何民主企图的强大力量维持了下来。战局的恶化促使左翼大声疾呼，要求不仅要停止不断的流血，还要把将德国拉入战争的人解职，并引进民主的议会政府。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皇帝不满，认为他代表的统治制度建立在军国主义、阶级特权和任意权力的基础上，把德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制度无法改造，只能推倒重来。必须建立民主。历经战争辛酸、痛苦和贫困的人民必须获得政治发言权。到1918年秋，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几乎荡然无存。
德国领导人起初对美国威尔逊总统1917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深恶痛绝，因为那意味着把德国吞并或占领的领土物归原主。然而，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新上任的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本人一贯赞成政治改革，支持实现和平，反对吞并外国领土。他于10月5日向威尔逊发出呼吁，希望以德国比较容易接受的条件实现停战。但是，威尔逊不肯让步，坚持德国必须引进议会民主（这意味着德国的统治精英将失去权力），放弃攫取的他国领土，并大量裁军（包括交出海军舰队）。德国领导人就是否接受这些在他们看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鲁登道夫力主拒绝受辱，继续战斗，但是，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同时，事态的飞速发展超出了他和任何其他人的控制。10月26日，鲁登道夫辞职，直到最后还怪这怪那，就是不怪他自己。
10月29日到30日夜间，德国海军指挥部命令基尔（Kiel）的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进行最后摊牌的大决战。水兵们拒绝执行这项荒谬的命令，发动了兵变。这项命令等于要水兵为了德国海军的名誉去白白送命，所以他们坚决不肯执行。兵变迅速蔓延，引发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掌握了基层的权力。将领们明确告诉象征旧秩序的皇帝，他必须下台。皇帝只得同意。11月9日到10日夜间，德皇威廉二世离开了位于比利时斯帕（Spa）的军事司令部，前往荷兰流亡（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41年去世）。德皇到11月28日才正式放弃王位，但在那之前，他退位的消息就已经被公布了。威廉二世尚未离开，成立共和国的决定就已经匆匆地在柏林国会大厦的阳台上昭告全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任命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为继任者，此举同样没有实际的宪政合法性。在那个革命的时刻，宪政的规矩并不重要。德国在长达数月的混乱动荡中走上了成为完全的议会民主国家的道路。
不祥的是，德国国内捍卫旧秩序的力量仍然强大。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进行必要的策略调整，准备一俟形势有变，就全盘取消对民主和议会统治做出的让步。即将达成停战协定时，德国军方领导层流传的观点是：“左翼政党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和平，然后他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届时就有希望再次翻身上马，恢复过去的统治。”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民主是德国遭遇的“最大厄运”。
在意大利，国家制度也是危机重重，只比德国稍好一点儿。虽然意大利属于协约国阵营，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是大战的战胜国。1915年，少数政治精英把战争强加给了民意严重分裂的意大利，他们希望一举得胜，攫取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参战的决定做出时，就连军队的将领都被蒙在鼓里，也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大多数民众都觉得国家有限的政治代议制度反正和自己没有关系。意大利的政府经常更换，但似乎又始终不变，因为政府永远在为同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怎么也无法鼓动起人民对政府的热情。意大利参战后，战场上的失败、生活的艰难和巨大的伤亡导致社会上出现分化对立，不仅进一步破坏了老百姓对历届弱势政府的支持，而且动摇了国家的根基。
意大利的议会是虚弱和分裂的象征，很少开会。历届政府都靠颁布法令来治国。此外，尽管出了差错都算在政府的头上，但政府其实控制不了军队的指挥官——严厉专横、残酷无情的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将军，直到他因1917年的卡波雷托战败之耻而被迫离职。在那之前，战争的需要压倒一切。工厂实施军管。新闻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强了。随着工人开始举行反匮乏的示威和罢工，镇压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和政治分歧严重激化，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中骇人听闻的巨大伤亡成为分歧的焦点。自1916年起，损失、失败、匮乏和国家耻辱感与日俱增，社会动荡不安，罢工、示威和对粮食短缺的抗议时有发生。民众的情绪虽尚不足以发动革命，却已离革命不远了。
反对战争和对政府不满的声音大多来自左翼，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分裂了，一边是明确拒绝战争、希望发动革命的小部分人，另一边是出于爱国主义而继续（也许不太热心地）支持战争努力的大多数。可怕的是，右翼对政府的攻击更为激烈。国家党人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加紧鼓吹在东南欧和非洲扩张领土。据意大利内政部部长说，他们企图控制警察，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威胁恫吓。他们想扫除自己眼中毫无用处的议会统治及其官僚结构，鼓吹即使大战结束后也应对国家和经济进行准军事管理，以促成剧烈的社会变化。他们还积极参加自称为法西斯（Fasci）的地方防卫组织。意大利的战后危机征兆已现。
统治奥地利达几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也为投入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付出了代价。“一战”是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引发的，虽然这个事件后来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大战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国内得到过完全的支持。不可能把它说成是防御性战争。即使为取胜之故，对德国的依赖都太过明显，令人不安。随着这场灾难性战争的继续，可能会分裂并断送哈布斯堡帝国的离心力量大为加强。早在最后的战败来临之前，帝国已显然不堪重负。几十年来，年迈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一直是这个虚弱的多民族帝国几乎唯一的团结象征（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在机构组织上已经基本上成为独立的实体）。约瑟夫皇帝1916年11月驾崩时，正值国家的战争努力和哈布斯堡王室统治这两者的合法性危机都日益加深之际。约瑟夫的侄孙和继承人卡尔皇帝无力回天。他力图减少对德国的依赖并寻求与协约国达成和平协议，却都徒劳无功。
卡波雷托一役后，奥地利实现光荣的梦想一度死灰复燃。但是，在接下来的严冬中，火车几乎全部用来为军队运送物资，不能运输老百姓需要的燃料和食品。1918年头几个月，帝国各处大型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产业工人的骚动、对悲惨生活条件的愤怒、民族分离主义的感情和反战的不满混在一起，构成极大的威胁。维也纳的医生兼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形容当时的情况为：“统治者昏聩无能，民众情绪低沉、群龙无首，普遍缺乏安全感。”到1918年10月，抢粮暴乱、罢工和抗议有增无减，民族仇恨和无法无天的乱象不断扩大。照奥地利粮食厅厅长汉斯·勒文费尔德—吕斯（Hans Loewenfeld-Russ）看来，形势已经“完全绝望”。人们眼看着哈布斯堡帝国在分崩离析。
帝国大部分地区的阶级间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归入了民族主义政治，或退居次位。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工人为抗议急剧恶化的生活水平多次举行示威，这样的示威往往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启发，有可能发展为革命。但在其他地方，民众的不满情绪融入了捷克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要求实现独立、脱离帝国的呼声。在匈牙利，尽管卡尔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实施开明的改革，建立近似联邦的结构，但要求脱离维也纳、实现独立的声音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还是越来越大，并得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匈牙利至少在名义上维持了文官统治和议会辩论，而在帝国中奥地利的那一半，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暂停运作，临时国民大会也遭关闭。新闻审查和对民众的监视大大加强。德裔和捷克人居住区以外的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异见者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但是，这些镇压行为都无法平息“一战”最后年月中方兴未艾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捷克人的分离要求尤为强烈。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的残余军队与意大利军在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遭遇，官兵们只顾保命，被意军打得大败。奥匈帝国至此山穷水尽，军队已经分崩离析。10月下旬，卡尔皇帝同意让帝国军队的官兵加入他们自己民族的部队。这不过是承认现实而已，因为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的士兵反正都开小差回家去了。到10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后来的南斯拉夫以闪电般的速度宣布了独立。奥地利于11月3日和意大利达成停战，就此结束了战争行动。卡尔皇帝于11月11日勉强放弃了权力（但没有退位），在他生命最后的3年间先是流亡瑞士，最后死在葡属马德拉岛（Madeira）。长达5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画上了句号。
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革命，君主制被共和国取代（奥匈帝国分成了好几个“继承国”），这些都是在战败的时候才发生的。战败也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以南领土的分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原属地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大多实现了独立，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又使它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土），战时的土耳其领导人乘坐德国潜艇逃往敖德萨，最后到达柏林。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断增强的反战情绪也导致了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大批士兵开小差说明土耳其军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摇摇欲坠又尾大不掉的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力不从心。它企图在高加索攫取土地，却空手而归。中东的阿拉伯人自1916年开始发动叛乱（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国利益对叛乱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使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当局在帝国南部基本上无法履行职责。
与此同时，土耳其本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令人惊心。前线损失惨重，据估计，土耳其军队的死亡人数高达250万，是英军的3倍。如此惨重的损失，加之国内货币濒临崩溃，物价飞涨，粮食和其他商品严重短缺，使奥斯曼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基础更加不稳。土耳其并未因停战而摆脱苦难和暴力，而是很快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直到1923年，这个遍体鳞伤的国家才终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土地，却不得不面对那里巨大的反殖民动乱、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和普遍的暴力。这些也没有因大战结束而戛然而止，而是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4年前冲突初起之时，欧洲已是面目全非。就连战胜国——英国、法国和（有名无实的战胜国和同样有名无实的“大”国）意大利——都精疲力竭。收拾残局的任务看起来最有可能落在一个新兴大国的肩上，它丝毫没有受到大战的损害，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它的经济却强势增长。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最终没有担起这个任务，而是让欧洲自己去收拾烂摊子，这是形成战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遗产的根源另有所在。最关键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的废墟中生成了一个问题无穷的组合。
历史证明，民族主义、领土冲突和（此时聚焦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支新生力量的）阶级仇恨一旦结合起来，就具有高度的爆炸性。民族主义是“一战”的一项主要遗产。它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恰恰是中欧和东欧那些几世纪以来不同民族一直混居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战后重划的国界引起了争议。有些地方被划给了别的国家，这造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仇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更是使这种刻毒的仇恨成倍增加。特别是在东欧和中欧，阶级冲突与族裔及领土矛盾相互交织，使狂暴的敌意几乎达到沸点。因此，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根本算不上和平年代，大规模的暴力仍在肆虐。暴力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20年后在欧洲一场破坏性更大的冲突中爆发了出来。
大战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巨大伤亡。阵亡士兵的人数几乎达到900万，（主要由驱逐、饥馑和疫病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接近600万。把所有交战国都算上，多达700万名作战者成为战俘，有些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俘营中被关了好几年（虽然大部分战俘停战后都很快被遣返回国）。战胜国靠着更强的军事力量和更多的经济资源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千差万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国家的命运。交战双方都有许多人是为理想而战的，尽管他们的理想经常寄托错了地方，但仍然是理想。他们作战的理由包括保卫祖国、民族荣誉和威望，维护自由和文明，还有爱国的责任，后来又加上了对民族解放和美好未来日益强烈的憧憬。那四年的屠杀接近尾声之时，著名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8年的一篇日记里不无嘲讽地写道：“战争可以被概括为这样的准则：你为你的理想而死，因为不值得为它们而活。”到那个时候，数百万作战者中可能只剩少数人仍怀有当初参战时的理想，无论那些理想是什么。欧洲各国大量应征入伍的士兵中，许多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过抽象的理想。他们打仗是因为别无选择。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的屠杀毫无意义。
1916年，西线的一个法国军人在阵亡前不久写下了辛酸的诗句，表达了所有交战军队中数百万普通士兵的心声：
我想问清
这场屠杀为何而兴。
答曰“为了祖国！”
我却仍然不懂为何。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屠戮规模空前，造成的破坏巨大无比。它产生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欧洲，留下的遗产既深且远。漫长的清算马上就要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