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

1916年7月2日，一名德国陆军士兵对凡尔登战役做了这样的描述：“你不可能想象那种恐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不同战线的血泊中爬出的无数其他士兵无疑都有同感。

几百万士兵在大战的整整4年间或其中的部分时间内熬过了地狱般的日子，他们的经历不可能一概而论。前线与后方的书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遭遇。然而，西线与后方的通信比东线多得多。由于信件的内容都要经过检查，因此它们表达的感情通常都比较隐晦，有意轻描淡写。无论如何，写信人往往都尽量不使读到信件的亲人心焦或悲伤。当然，士兵们的经历也大不相同。在决定一个人对战争态度的因素中，亲身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本人的脾性、教育、军阶、社会阶级、物质环境、与上级的关系、政治归属、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因素。战后，人们对大战的印象因浩如烟海的战后回忆录和老兵的叙述而进一步加深。然而，对战争的回忆与任何事件目击者的事后叙述一样，都免不了受到叙述者记忆准确性的影响，叙述者的记忆也（可能下意识地）受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战后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有很多动人心弦、启人深思的佳作，但是，关于战争给深受其害的普通男女留下的创伤，那些作品的描绘无论多么逼真，都仍然是事后重建的景象。所以，任何对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受的总结至多只是大致的印象。

比如，大战期间，士兵们时刻与死亡为伴，随时有丧命的危险，难以确知这在当时和以后对他们的心理有何影响。无数事实证明，人的感情很快会变得迟钝麻木，对自己不认识的士兵的死亡会无动于衷。凡尔登战役前线上的一位法国步兵谈到自己看到又一具死尸，心里却毫无感触时说：“这种漠然也许是作战者最好的心态。……长期的难以承受的强烈感情最后造成了感情的死亡。”一位战时在英军里当过列兵的人回忆说：“我看到了一些可怕至极的情景，但大家的纪律性很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好像看见的是正常情况似的。”

即使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死，似乎也很快被接受为寻常之事。一位农民出身的俄国军官在1915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光是我这个排就已经换了几百人，至少一半在战场上或伤或亡。……我在前线待了一年，对这种事已经不再去想了。”英军的一个列兵回忆索姆河战役时说：“负伤的、死了的和马上要死的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你得抛掉所有的感情，咬牙挺下去。”另一位列兵后来谈到索姆河战役第一天他所属部队的损失时说：“我们回去后没有点名，因为800人只剩了25个。没人可点。”一位下士的话坦率得惊人：“我们死了好多人，可是抱歉地说，我从前线下来时却并不感到难过。我唯一的念头的是不用操心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了，我得赶在口粮被削减之前拿到战士们两个星期的口粮。”一位医疗队小队长回忆说：“我慢慢变得心肠硬起来。有好多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无法确知这类观点在英军中有多普遍，在其他国家军队中的普遍程度就更不清楚。但是，上面引述的话无疑相当有代表性。

不过，也有比较符合人性的感情。治军严格、坚定求胜的俄军指挥官勃鲁西洛夫深知他的任务“艰难而又痛苦”。大战打响的第一个月，他向妻子描述加里西亚的一次战斗中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时说：“我的心情沉重已极。”此言表明，他对那种惨状并非无动于衷。1914年11月，德国的《矿工日报》（ Bergarbeiterzeitung ）上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描述了他看到一个步兵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感到的惊怖。信中写道：“我总是看到这个没了头，肩膀上只剩下一团模糊血肉的步兵站在我面前。我睁眼闭眼都看得到他。”来信者说：“那景象如此恐怖可怕，我接连两夜都睡不着觉。”

当然，人们对敌方的伤亡很少表现出怜悯之心。柏林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收集到的许多言论中有一条说：“敌人纯粹是障碍，必须予以摧毁。”一个法军士兵在1915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变为野兽。我感到了别人的这种变化。我也感到了我自己的这种变化。”并非所有士兵都因为战场上的经历而变得残酷无情，但许多人的确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战争是残忍无情的杀戮。用来杀人的主要武器是大炮、机枪、手榴弹或别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士兵不会面对面看到敌人。1914年到1917年间，法军伤亡的3/4是由大炮的炮火造成的。在当时以及后来，士兵们都说，他们向着远处素不相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敌人开枪射击，丝毫没有良知的挂碍。跳进敌军战壕拼刺刀这样的近距离作战并不常有。1917年春，西线德军的伤亡只有0.1%是肉搏造成的，而76%来自大炮的轰击。有些士兵对近身肉搏有着本能的抵触和顾忌，但真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去做。也有人喜欢肉搏。一位年轻的英军少校说，他对未来的事情不费心思去想，他认为，他们“在前线宰杀德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英军士兵在1915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枪打死一个高举双手哀求饶命的德国年轻人的。他写道：“看着他往前仆倒，感觉好极了。”

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大扫除，可以清除本国社会中败坏不洁的渣滓，虽然有此想法的人肯定只是少数。有个德军士兵听到宣战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在1915年初写信给一个熟人说，如果战争能使祖国“更纯洁，把外国因素（Fremdländerei）清除干净”，那么前线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关于这个士兵，世界很快就会有更多所闻。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对非我族类的敌人进行脸谱式刻画，这起到了煽风点火、激起仇恨的巨大作用。战争开始之前，民众的仇恨情绪已经调动了起来。战争打响后，对敌人的成见又通过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得到了大力加强。交战各方的官方宣传都力图将敌人妖魔化，极力向作战部队和国内老百姓灌输仇恨。一个办法是广播敌方犯下的（真正的或编造的）暴行。这种对敌人笼统刻板的描绘经常颇为有效。一些思想左倾的德国军人强烈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德皇的统治，但他们也接受把斯拉夫人描绘为劣等民族的夸张说法，认为德国负有教化的使命，有责任把文化带到东方。初次踏足俄罗斯的德军发现，关于这个国家的宣传所言不虚。一个德国军官回忆说，俄国是“亚细亚、大草原、沼泽地……一片荒凉的烂泥塘。没有一丝中部欧洲的文化”。一个喜欢写诗的德国军士在1918年2月写道：

可恶的俄军对自己国家的土地

和对大自然肆意的破坏举目皆是！

这些似乎永远失去了的东西

却在德国文明之师手中重焕生机！

政府的宣传把俄国人描述成落后、粗陋、野蛮的亚细亚人。这个形象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罄竹难书的暴行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尚未被合并为同一个须予追杀的群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仇恨宣传绝非完全成功，在西部战线上尤其如此。1914—1915年间，德军士兵与英军和法军士兵之间发展出了某种友谊，1914年圣诞节期间，他们甚至在无人区实行了非官方“停战”，尽管这种友好交往后来被他们的长官叫停了。双方都有时会允许对方把死伤的战友从战场上抬回去。有时，双方心照不宣，默许实行短期停火；巡逻的士兵对敌军开枪有时故意不瞄准。有迹象表明，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互相尊敬彼此的战斗素质，感到大家有共同的人性，却不幸陷入了一场无法理解的屠杀。

即使如此，还是不应过于夸大交战方士兵之间的友谊。明确或下意识的意识形态理念是促成这场混战的一大因素，这种理念的确在军官和指挥官，尤其是军阶较高的人中间更加普遍，但普通士兵也通过教育和训练受了国家文化力量的影响。不仅如此，杀戮很快形成了大势。士兵适应了杀戮，有时认为事情就是“杀人或者被杀”那么简单。士兵们大多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对他们来说，头等大事是在战斗中活下来。1917年，一个意大利骑兵在一场伤亡过半的激战中得以幸存，他写道：“生命是美味，我们用健康的牙齿细细咀嚼。”宏伟的理想没人在乎。战壕里的英军士兵讽刺地唱道：“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在前线，除了死亡的威胁，与士兵们长期伴随的还有怎么也掩盖不住的恐惧。这自然促成了普遍的听天由命心态。当然，士兵并非总在火线上作战。事实上在任何时候，被派往前线的人都是少数。其他人则在后方不停地接受操练，此外也休养、放松、娱乐（踢足球和逛妓院似乎是英军士兵比较喜欢的娱乐活动），但是，他们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下一次“大推进”不久就要开始。随着即将开赴战场的消息传来，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开拔的时刻终于到来时，有些人甚至害怕得尿裤子。也有人表现得满不在乎，其中许多人无疑是故作轻松，想掩盖内心的紧张。有少数平时不算胆小的人因为过去经历过战斗的恐怖，有时害怕到精神崩溃，拒绝跳出战壕向敌人冲锋，结果被指控为临阵怯战或临阵脱逃，落得被行刑队枪毙的悲惨下场。

多数人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所以干脆听天由命。发动进攻前，部队给士兵大量供应朗姆酒、杜松子酒和伏特加等烈酒，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一个英军列兵回忆说：“我跳出战壕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是往前冲。”许多人的回忆表明，比起阵亡，士兵更加害怕严重致残。根据德国人在1920年发表的关于“战时恐惧心理”的研究报告，“想象自己终身残废足以使……死亡相形之下成为更好的结果”。许多士兵希望自己受点儿小伤，不致残废或丧命，但足以使自己不再适合服役，被遣送回家；英国兵把这种伤叫作“返家伤”（blighty wound），德国兵称其为“回家伤”（Heimatschuß）。有些人自己弄出这样的伤来，但万一被识破，不但白挨了疼，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鉴于士兵们遭受的苦难，西线上军队的士气居然还维持得住，实在令人惊讶。1917年贵妇小径发生的法军哗变是一个例外，但检查士兵家信的审查官注意到，随着浩大的凡尔登战役久拖不决，士气出现了动摇。1916—1917年冬天，开小差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法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来安抚哗变的士兵，说明政府是多么认真对待那场短命的兵变。1918年春夏时分，德军大举进攻，法军的士气再次面临考验。但是，法国人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这一点起到了凝聚军心的作用。1918年8月，法军坦克把德军击退到马恩河彼岸，胜利在望，于是法军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也自始至终保持了士气。1918年春，德军取得突破时，英方的士气一度低迷，但随着德军的攻势受阻和己方援军（特别是美军部队）的到来，士气又恢复了高涨。

当然，英军士兵中间也不乏不满和抱怨，糟糕的条件、质低量少的口粮、令人筋疲力尽的操练和专横粗暴的军官都是抱怨的理由。所有作战部队的纪律要求都很严格，在有些部队中（特别是俄军和意军）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到大战的后半部分，各交战国的军队都加强了对士兵的管制，以稳固动摇的军心。但是，光是强制手段无法解释士兵们为何仍然坚持作战，而且事实上，强制手段并未平息大战接近尾声时多数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不满。维持着士气的是积极的力量。大多数法军和英军的士兵始终保持了对最后胜利和己方正义的信念。保家卫国的爱国感情为法军提供了作战的正面理由，也对英军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尽管不像对法军那么重要，因为英国没有遭到侵略，英军不是在本国国土上作战。审查官在英军士兵的家信中没有发现他们战斗到底的意志有丝毫减弱，也没有看到他们愿意通过妥协来达成和平。

德军的士气到了1918年才土崩瓦解。比起法军或英军来，德军的官兵不平等更加严重。不平等加剧了士兵的不满，1916年后，这种不满日益政治化。官兵的饷金差别巨大；战士在前方死伤上万，军官却在后方花天酒地；自1916年开始，口粮粗粝难咽，还备受克扣。这些都使士兵们愤怒不满，国内又传来物价上升、生活艰难的消息，他们因此越发认为，自己白白做了牺牲，好处都到了资本家和牟取暴利的投机分子手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需要发动革命来实现正义的言论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许多德军士兵都同意艺术家兼雕刻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所说的，这场把几百万人送进屠场的战争不过是一场“可怕的骗局”。珂勒惠支的儿子彼得在1914年战死，使她伤心欲绝。人们对和平、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向往混合交织。大战最后几周，越来越多的前线士兵表达了这样的向往，他们用脚投票，大批逃离战场。

除德军之外，东线上其他国家军队的士气很早就开始动摇。对于自己为之战斗的所谓“事业”，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军队的很多士兵从来就不相信。俄军征来的士兵3/4以上是农民，大多是文盲。勃鲁西洛夫将军抱怨说，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战争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也显然不知道有德国这个国家。士气很快开始低落。1914年俄军初尝败绩后，俄国审查官就报告说：“士兵不再有得胜的信心。”食物、衣服、武器无一不缺。据报告，从1915年开始，前线士兵的武器就已经不敷使用。这种情况加上战事频频失利自然有损士气。军官对士兵的虐待更是雪上加霜。士兵普遍仇恨军官，认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也鄙视他们，认为他们腐败无能，只会躲在后方享乐。广大士兵开始思索是谁造成了自己的苦难。他们找到的回答是：自己遭到了背叛。早在1915年，俄国审查官就报告了士兵当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观点：“也许很快就必须承认，我们被打败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被背叛了。”自1916年起，士兵们愈加悲观，也愈加起劲地寻找替罪羊和背叛者，这些给前线作战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一个士兵听到士官“解释”俄军此前的一次撤退是因为间谍和叛徒的破坏之后说：“鱼先从头臭起。重用窃贼和骗子的沙皇算什么沙皇？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通往革命之路开始形成。

从那时起，俄军士兵开小差和自愿投降成为普遍现象。军心涣散，1916年秋天发生了20多起哗变。前线的其他士兵对哗变非常支持，几乎没有人表示谴责。勃鲁西洛夫攻势短暂成功带来的喜悦退去之后，士兵们再次陷入厌战的消沉，同时，家信传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注意到国内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1916年11月，彼得格勒军事审查委员会主席指出，通过家信传到部队的谣言“造成了士兵斗志的低落和他们对家人命运的深切担忧”。1916年就有报告说，士兵中间出现了要求实现和平，甚至是无条件实现和平的呼声。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海潮变成了海啸。

东线的其他作战部队也早就出现了大规模开小差的情况。尽管意大利军队从来都对开小差的行为严加惩处，但是1915年至1917年间，开小差的士兵人数几乎增加了3倍。到1917年11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有30万人开了小差。东线上士兵投降比西线上普遍得多，这也表明归根结底需要靠决心和自律维持的士气十分脆弱。

奥匈帝国军队难以维持士气的一个显著原因是缺乏民族团结。讲德语的奥地利军官经常看不起其他族裔的士兵，如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意大利人等等。士兵不仅仇视蛮横的军官，而且经常带着族裔的有色眼镜看待长官，对哈布斯堡王室的事业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怀有敌意。捷克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受到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奥地利军官欺负，愤愤不平。奥地利人则认为捷克人、（来自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东部匈牙利的）鲁塞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可靠（对后者的怀疑有一定道理）。官兵关系如此糟糕，不可能提升士气。捷克士兵大批开小差的情况日益严重，这说明民族主义倾向起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帝国战争努力的作用。

大战打响不久，东线的平民就开始受到战争的影响，其程度比在西线深得多。波兰有位村长写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描述了东线一个战区中平民的战争经历。扬·斯洛姆卡（Jan Słomka）1842年出生，1929年以87岁高龄辞世。他在波兰东南部塔尔诺布热格（Tarnobrzeg）镇附近一个叫杰科（Dzików）的村子里当了40年的村长。那个贫穷村子所在的地方离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喀尔巴阡山不远，战前受奥地利统治。他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对他村子的影响。村民遭遇的更像是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前进和撤退过程中的烧杀抢掠，而不是西线上典型的僵持不下的战壕战那特有的恐怖。西线上巨大的消耗战与平民生活无关。

战争开始不到一年，斯洛姆卡的村子就来过了5次奥军和4次俄军。村子附近打过3次大仗。俄国人两度占领过那个地区，第一次占领了3个星期，第二次是8个月。大军经行和实际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破坏。周边地区近3,000所农庄和房屋被摧毁，主要毁于大炮的轰击。有些村子完全被夷为平地。约3.5万英亩的林地遭到焚烧、砍伐或被大炮炸毁。被毁坏的农庄里剩下的东西被抢劫一空。俄国大军到来前没能逃离的村民大多落得一无所有。许多人只能在废墟中草草搭建的棚子中栖身；他们的田地被步兵的战壕和铁丝网分割得支离破碎，无法耕种，只能抛荒；他们的马匹和耕牛被俄军强行征用。大部分成年男性被送往乌拉尔（Urals）。粮食、衣服、住房，无一不缺，但劳动力奇缺，因为男人都被驱逐了。当局不得不采用限制口粮这种极为不得人心的做法，但随着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粮食价格也飞速上涨。

开始时人人都很乐观。1914年8月1日动员令发出后，杰科村的年轻人争先恐后跑去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的大军沿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士兵们精神饱满地高歌前进。大家普遍认为，同盟国必胜，将在俄国土地上与敌人对决，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将在战争中浴火而生。

然而，战争的爆发突出了当地人口中一道严重的裂痕。天主教徒出于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不满，指控他们逃避兵役，还说他们不肯担负自己那份为军队提供膳宿、马匹和车辆的责任，因而加重了其他村民的负担（犹太人占塔尔诺布热格镇人口的多数，虽然在杰科村和附近的其他村子里不是多数）。最后，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在强迫之下劳动。

随着奥军的前进，俄军撤到了维斯图拉河对岸，这更使人们相信奥地利的胜利指日可待，那也将意味着波兰的胜利。大家都以为战争几个月后就会结束。然而，这种初期的乐观很快被打得粉碎。9月9日，近在咫尺的枪炮声使在那之前一直坚信奥军胜利在望的村民惊慌失措。几天后，情况清楚地表明，奥军不是在大踏步走向胜利，而是在仓皇撤退。仅仅几周前还军容严整开往前线的部队，回来时却行列涣散，士兵疲惫饥饿、带伤挂彩。败退的士兵先是向老百姓讨饭吃，然后发展到抢劫老百姓的财产。当地许多犹太人在随后而来的俄军到达之前纷纷逃走。他们的确应该逃走，因为敌人对犹太人“非常严酷无情”。杰科村的犹太人被俄国人集中起来当众鞭打。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五个犹太人被以匿藏武器为由绞死。塔尔诺布热格镇上也有两个犹太人被怀疑是间谍而受到绞刑，尸体挂在路边示众。10月初，俄国人自己被迫撤退时，当地老百姓以为回来的军队是奥地利部队，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救星”原来是匈牙利部队，驻扎在这个区的约1.5万匈军和俄国人一样贪婪凶狠。到11月初，俄国人又杀了回来，于是又是一轮大规模洗劫和破坏。这次他们一直待到1915年6月。

战争最后几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当地人民的苦难越发深重，大批士兵开小差，凸显了奥地利军力的薄弱。这一切使得波兰独立的希望变得渺茫了。1918年2月9日，乌克兰和德国及奥匈帝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把奥地利加里西亚省的东半部划归新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条约规定，德、奥两国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并为乌克兰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提供军事支持，以此换取乌克兰的粮食），然而，达成条约的过程却完全没有波兰代表的参与。这使波兰人普遍认为，德国和奥地利背叛了他们。威尔逊总统一个月前发表的“十四点计划”中，有一条是协约国将努力帮助波兰独立建国，这削弱了波兰人对同盟国本就根基不牢的忠诚。但是，波兰独立建国的目标如何实现、能否实现，都还根本说不准。

19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原来躲在树林里靠老百姓送饭维生的一群群开小差的奥地利士兵走出林子，把军帽上的玫瑰形奥地利军徽扯了下来，聚集在塔尔诺布热格镇的广场上。11月开头几天，各地的士兵都把奥地利的军阶标识换成了波兰的鹰徽。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涌向火车站准备回家。参加群众集会的公民为“波兰复国”而欢欣鼓舞。代表着专横霸道的战时管制的地方官员（包括斯洛姆卡自己）都被就地免职。警察尤其成为民众的怒火所向，经常遭到痛打。犹太人被指控放高利贷对人落井下石，还躲避上前线服兵役，他们也是民众仇视的主要对象。对犹太人的仇视偶尔演变成暴力行为，比如抢劫犹太人的店铺、殴打店主人。阶级仇恨也显而易见。当地土地的2/3为10个大地主所拥有，剩下的1/3分散在约1.4万名小农手中。难怪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局面中，一伙伙经常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启发的农民（有时在庄园仆人的帮助下）手持棍棒、干草叉和步枪攻占大地主的宅邸和庄园，抢劫粮仓，夺走粮食、牲畜、干草、马车和别的财产，有时还殴打甚至杀害庄园的管理人。

在波兰的这个地区，战争以如此自信的期盼开始，最终却导致了深切的仇恨，引发了阶级冲突，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敌意，造成了权威的崩溃以及普遍的暴力和混乱。新生的波兰根本不是统一的国家。停战协议签署时，波兰连自己的政府都还没有。1918年11月16日波兰宣布独立建国时，它确定边界和建立统一基础设施的艰难努力才刚刚开始。扬·斯洛姆卡在杰科村的乡亲以及无数个其他波兰村庄的村民无论在战争期间对波兰复国抱有何种希望，他们的希望对波兰最终复国的方式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波兰之所以实现了复国，完全是因为俄国、奥地利和德国（1871年前是普鲁士）这三个自1795年起分割了波兰的强国陷入了崩溃。

尽管东西两条战线上的战事各有特点，但西欧和东欧的后方百姓都同样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物质和心理苦难。受苦最深的是妇女。家里经常只剩下她们顶门立户，她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担负起田里的农活，还时刻挂念着在远方打仗的丈夫。工业区的妇女必须承担起原来由男人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兵工厂里劳动，还是保持运输网络的畅通。她们要在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管好家务，也时刻害怕有人敲门，带来家人阵亡的噩耗。难怪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妇女购买食物需要排队，她们得以借此互相接触，交流消息和传言，也发泄心中的不满。前方来鸿使她们对战局的好坏以及部队的作战情况有所了解。她们自己则在写给在前线打仗的男人的家信中报告后方的情形。官兵偶尔休探亲假时，也能目睹国内的情况，并把探亲期间的印象带回前线的战壕。

对于前线的恐怖，后方的人不可能充分想象得到，尽管看过电影《索姆河战役》的几百万英国观众能够略有感知。那部电影虽然有虚构的部分，却真实反映了那场战役的惨烈。影片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后方的观众对战争有了直观的了解。电影中血淋淋的场景甚至使有些观众当场吓晕过去。当局不得不承认，老百姓不愿意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大部分后方民众都想，或者说需要，把自己亲人在前线经受的苦难排除在脑海之外。因此，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觉得家人完全不理解自己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英国中尉1917年回家休假时在亲戚那里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冷却下去：亲戚们一个劲儿地夸赞英军在帕森达勒的胜利，可是当那位中尉描述了战役的惨状，暗示士兵们做出的牺牲毫无意义的时候，他就被赶出了门。

然而，这种无知无感不一定是典型的情况。后方与前方的互动比这个事例所显示的更紧密，也更重要。家信是部队官兵与家人保持联系的生命线，大量的家信都表达了对探亲假的渴望（指那些比较幸运，可以享受探亲假的士兵，而加拿大军团、澳新军团和印度军团的士兵，或来自俄罗斯帝国偏远地区的许多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随着战争的继续，后方和前线对战争的态度似乎开始合流，特别是在胜算越来越小的交战国中。

后方和前方各类人等的经历多种多样，无法总而言之或笼而统之。然而，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点：政治制度有群众基础，代表性较强，并拥有得到广泛接受的制度化价值观（即“合法性”）的国家显然在维持民众和军队的士气方面更胜一筹，战争行动也更有效。当然，这还不够，还需要武器、军粮和兵员方面的优势。英国和法国具有这些优势，尤其是它们不仅可以利用海外附属国的资源，而且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战争后期更是有大批美军直接参战。这使部队维持住了最终必胜的信念。如果获胜的希望能够维持，实现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大，国家就能继续保持合法性，哪怕在前线损失惨重。

但是，一旦战败日益成为定局，希望就会破灭，巨大（并仍在增加）的损失将被认为是徒然的浪费，国家将被视为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元凶。这会造成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最明显的表现是战争进入尾声时同盟国军队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在合法性最薄弱的国家中，战争的重负极易导致后方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大规模动乱，直接威胁政权本身的生存。 aRkUaDP9NGLsOFAWPhsSvQULVLAZ8RbzebIPjfbOvhq2FCVNfH3X2zJRwNW7Ge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