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展开

战争打响两年前，汉堡的一位教师兼反战作家威廉·洛姆苏斯（Wilhelm Lamszus）写了《人类屠场》（ Das Menschen-schlachthaus ）这本小说，书中描写了未来战争中高效杀人机器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大量死亡，那种恐怖和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很不幸，这本小说言中了。八年后，一位在战争期间几乎自始至终都热忱勇敢地带领部队在前线作战的坚定的德国军官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写了一本畅销书《钢铁风暴》（ In Stahlgewittern ），那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出色文学作品之一。云格尔的标题是对欧洲各国士兵四年战争经历的最恰当描述。

这两部文学作品分别写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性冲突的之前和之后，但都抓住了战争本质的某些方面。这场战争与以前战争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人的血肉对抗的是杀戮机器。士兵们面对的是重型大炮、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烈性炸药、手榴弹、燃烧弹和毒气。越来越多的现代武器投入作战，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前所未有。军队策划大型攻势的时候，已经把巨大的人员损失作为必然因素纳入了考虑。火炮和弹片是战场上的主要杀手，但也有无数人死于伤重不治和战场上恶劣条件导致的疾病。

战争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出了新型武器和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影响深远。1915年春，德国在进攻伊普尔（Ypres）附近的协约国阵地时使用了毒气弹，自那以后，毒气开始在作战中广为使用。1916年，英国在对索姆河（Somme）的进攻中首次使用了坦克，到1918年，坦克编队已经成了重要的作战工具。从1915年起，潜艇成为德国打击协约国航运的重要武器，改变了海战的性质。同样重要的是飞行器技术迅速发展，使前线的作战部队和后方城镇的居民都暴露在空袭的可怕威胁之下。1914年8月6日，德国的一艘齐柏林飞艇向比利时的列日（Liège）投掷了炸弹，预示了这个威胁。因为平民不能免于空袭，也因为许多其他因素，平民自此成为战争行动的一部分，要么是为战争出力，要么是作为敌人攻击的靶子，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大众媒体进行的战争宣传向民众灌输对别国人民的仇恨。交战国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动员民众。战争开始成为无所不及的全面行为。1917年，法国报刊发明了“总体战”（la guerre totale）一词来表达前线和后方在战争中捆在一起的事实。

此外，虽然欧洲是“一战”的中心，但这场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冲突，影响到了每一个大陆。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英国）是全球性帝国。英国下属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都在1914年8月跟随英国加入了战争。非洲人和印度人被征召入伍去为欧洲人的事业作战，许多人命丧沙场。100万印度人参加了协约国一方的作战，其中很多人被派往非洲和中东的战场。法国从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西非和北非，征召了60多万人。200多万非洲人或者应征入伍，或者充当劳工；约10%的人没能活下来。东非战场动用了大量劳工搬运沉重的军需，致使劳工死亡率高达20%，比英军士兵的阵亡率还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多数战争一样，开战容易，结束却难。25万多法军士兵没有像他们答应亲人（和自己希望）的那样在圣诞节回家团聚，而是长眠在了战场上。到11月底，总伤亡人数（包括死的、伤的和被俘的）已经超过45万。英国同期的伤亡人数是9万，超过了最初的征兵人数。1914年8月和9月间，奥匈帝国在加里西亚跟俄国打了几场，在这最初几次战役中，奥匈帝国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0万。战争头5个月间，奥匈帝国在东部战线上的总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到1914年底，德国损失了80万人，其中11.6万人阵亡（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阵亡人数的4倍多）。战争初期人员损失最大的是俄国。战争的头9个月间，俄国损失了差不多200万人，其中76.4万人被俘。交战各方1914年的伤亡相对于军队规模的比例是整个大战期间最高的。

德国挥师比利时，平民立即成为杀戮的对象。战争的头几周内，德军横扫比利时，包括妇孺在内的6,000多名平民惨遭杀害、虐待或驱逐。德国的军事训练给士兵灌输了对游击战的偏执性恐惧。德军士兵经常被仇恨烧红了眼，只要有他们（主要凭想象）认为的狙击手攻击，或是他们误将“友军炮火”当作敌人从后方发起进攻的情况，他们就认为当地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负责。即使他们知道老百姓是无辜的，也照样对其施以集体“惩罚”。

在9月6日到9日的马恩河（Marne）战役这场关键之战中，法军在离巴黎大约50公里处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使德国基于（迅速打败法国人，然后转而对付俄国人的）施利芬计划的整套速胜战略落了空。在欧洲西部，抢攻成为过去，防守战成为常态。交战双方的部队停下脚步，开始修建战壕。起初的战壕非常原始，后来建得日益复杂，成为比较完善的防卫系统。很快，战壕从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修到了瑞士边界。战壕中虫蚁成群，泥泞不堪，大批士兵只能在那种非人的条件中存身。战壕蜿蜒曲折，前方树立着一卷卷装有尖刺的铁丝网，还有支壕通往军需库和野战医院。9月底，西部战线的僵局已经形成，这个僵局一直维持了四年，直到1918年。

交战国中无一因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而试图结束战争。各国都有巨大的兵员储备。各方的战略思想实质上都是要拖垮敌人，直到对方无力再战。而实现消耗战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向战场倾注越来越多的部队，来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动越来越大的进攻。因此，大规模流血注定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东部战线很漫长，部队部署不如西线密集，战况从未像西线那样僵持不下，而是较为有利于中央国（Central Powers） 。德国老将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重披战袍，在精明强干但有时容易冲动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少将的辅佐下，指挥德军于8月下旬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Tannenberg）大败俄国的第二集团军。德军是在自家的土地上抗击俄国入侵的。俄军在占领东普鲁士的两周期间造成的破坏，德国人看在眼里，更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反俄偏见，助长了他们的作战斗志。俄军遭到重创，几乎损失了10万人，其中5万人伤亡，5万人被俘。不久后，在9月8日到15日的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战役中，俄军又损失了10万人，其中3万人被俘。在南面的俄奥战线，俄军进攻加里西亚的战斗比较成功。奥地利军队在庞大的俄军面前寡不敌众，损失惨重，被迫于9月3日灰溜溜地撤退。

如同在比利时的德军一样，占领了加里西亚的俄军也认定当地老百姓参与了对他们的攻击，这种基本上毫无根据的想法促使他们对当地人民极尽残暴之能事。加里西亚的近100万犹太人尤其成为俄军虐待的目标。大部分暴行都是哥萨克士兵犯下的。随着俄国大军的逼近，大批犹太人预感形势不妙，纷纷逃离。自8月中旬起，入侵者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屠杀。随着占领军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数百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抢劫、强奸司空见惯。犹太人的村庄被化为焦土。俄军抓了1,000多名犹太人做人质，用来勒索赎金。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1915年夏，5万名犹太人和许多非犹太人被送到俄国，其中许多人最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或中亚。

战争开头的几周内，奥地利还遇到了另一次丢脸的失败，这次打败它的不是另一个“大国”，而是位于引发全欧战争危机中心之地的国家——塞尔维亚。迟至1914年8月12日，奥地利军队才调动陆军进攻，到那时，其他交战国早已把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而“教训”塞尔维亚的事情抛到了脑后。奥地利的“惩罚行动”本来预计不会太长。起初，奥军似乎很快就会长驱直入贝尔格莱德。然而，装备低劣但士气高昂的塞尔维亚人发动了反攻，激战3天后击退了奥地利人。双方都伤亡惨重。1万奥地利士兵战死，是伤员人数的3倍。塞尔维亚方面的伤亡数字是3,000到5,000人战死，1.5万人受伤。奥地利军队对狙击手极度恐惧，又过于担心满腔怒火的当地百姓会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抗，因而犯下了特别野蛮的暴行。据估计他们杀害了约3,500名平民，多数是抓到后就地处决的。

战争的范围继续扩大。10月29日，土耳其军舰无端对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俄国作为回应于11月初对土耳其宣战后，土耳其军队通过高加索地区入侵了俄国，但年底即被击退。这次入侵失败，土耳其损失了至少7.5万人，其中有些人死于俄军的炮火，也有很多人死于疾病和严寒。但是第二年，1915年，土耳其取得了一大胜利。那年4月，它挫败了协约国大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伯利（Gallipoli）登陆的入侵企图。那次入侵由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力促成，但时运糟糕，计划草率，执行不力。协约国近50万士兵参加了加利伯利战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塞内加尔的部队。此役确立了土耳其军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Mustapha Kemal Pasha，后来通常称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英名，土耳其军人为保卫祖国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精神，加上他们在沿岸固若金汤的防守，使入侵者无法寸进。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到12月，协约国被迫放弃行动开始撤退的时候，军队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万，其中5万人死亡（许多是死于疾病）。土耳其一方损失的人数也大致相同。

土耳其在1915年遇到的危机促使它犯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严重的暴行。土耳其所在的地区在战前就曾多次发生可怕的屠杀，原因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常有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和宗教对抗。1913年政变后，土耳其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内政策，在战前即已开始努力在土耳其境内实现更大程度上民族和宗教的一致。在总人口中占少数，但数目依然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显然是这一目标的一大障碍。那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大大加剧了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这些边境地区的紧张。现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敌意更是使这种紧张到了几乎白热化的程度。

居住在俄国边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一心要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大多同情俄国。大战爆发后，他们觉得脱离土耳其的机会终于来了。亚美尼亚人得到了俄国的鼓励，而土耳其通过安插在圣彼得堡的间谍了解到，俄国人计划挑唆亚美尼亚人造反。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一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是战略要地。土耳其领导人认为，亚美尼亚人和敌人狼狈为奸，威胁到了国家的战争计划。饱受暴力袭击之苦的亚美尼亚人则认为，与俄国合作是保护自己不致遭受更大规模屠杀的最好办法。

1915年4月中旬，亚美尼亚人在凡城（Van）发动叛乱。参与叛乱的各方，无论是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都犯下了暴行。然而，俄国人并未提供帮助，亚美尼亚人只能孤军奋战。土耳其要面对西方协约国从达达尼尔海峡方向汹涌而来的大军，又提心吊胆地防着俄国人自高加索那边前来进攻。他们把亚美尼亚少数族裔视为俄国的特洛伊木马，报复起来特别凶狠残暴。战争给土耳其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它得以追求民族单一性这个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凡城叛乱后不久，土耳其政府就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驱逐的规模日益扩大，与之相伴的暴力也迅速升级。几周后，土耳其政府颁布命令，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全部赶去叙利亚沙漠深处。在被驱逐途中以及到达营地后，许多人因患病或遭虐待而死。更多的人惨遭屠戮，那是土耳其领导人支持的屠杀计划的一部分。据估计，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在60万到100多万之间。

尽管西部战线上协约国军队相对于德军的人数优势日渐扩大，但僵局的结束仍遥遥无期。于是，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他于1914年9月取代了毛奇）把希望寄托在东线。他认为，迫使俄国人低头是赢得西线战争的关键。

然而，德国在东部必须应对其主要盟友奥匈帝国日益明显的军事疲态。1914—1915年严冬时分，奥军在喀尔巴阡山脉高处发动的攻势以灾难告终，损失了包括最后一批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兵员在内的80万人。许多人活活冻死或死于疾病，几万人被俘，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多。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德国的军队都越来越挑起了同盟国一方的大梁。

奥匈帝国的厄运还没到头。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在英、法、俄一边加入战团，开辟了南部战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匈帝国实力虚弱，但应付意大利还是绰绰有余。与此同时，德国接连大败俄军，先是2月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区（俄军损兵折将9.2万人），然后是春天和夏天在波兰。6月，德国把加里西亚从俄国手中抢了回来，7月和8月，又夺取了（以前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的大部分地区。华沙也于1915年8月4日落入德国之手。夏季大攻势终于结束时，德国已经征服了拉脱维亚西部沿海的库尔兰（Courland）和立陶宛。从5月到9月，沙皇军队的损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00万，其中90多万被俘。

秋天，同盟国也巩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10月初，德国和奥匈兵团终于开进了大战的导火索塞尔维亚。一个月前加入同盟国的保加利亚也派兵参战。11月初，塞尔维亚落入了同盟国的控制。这开辟了一条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的陆上通道。俄国的力量已严重削弱，巴尔干成了德国的掌中之物，就连衰弱的奥地利军队也在南边顶住了意大利，使其不得寸进，所以，德国在西线力挫敌人的胜算比起一年前大了许多。不过，德国的时间并不多，在西线克敌制胜不能久候。

法金汉计划对巴黎以东200公里默兹河（Meuse）边大片碉堡要塞网的中心凡尔登（Verdun）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击溃法国人。他觉得，在凡尔登给法国人以毁灭一击将是向西线全面胜利迈出的一大步。从1916年2月到7月，德军把凡尔登围得如铁桶一般，之后发生的激战持续到12月。对法国人来说，凡尔登保卫战成了为法兰西而战的象征。双方都损失巨大，共伤亡70万人以上，其中法方伤亡37.7万人（16.2万人阵亡），德方伤亡33.7万人（14.3万人阵亡）。但德国人没能取得突破。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得到了保全。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损失惨重，却徒劳无功。到7月中，最大的杀戮场转到了索姆河。

在索姆河，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组成了“大推进”的主力。如果说凡尔登战役后来成了法国人心目中战争恐怖的象征，那么索姆河战役在英国人的记忆里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分别。凡尔登一役可以当作为了拯救法兰西而做出的巨大但必要的牺牲而载入史册。在索姆河作战的英军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却不是在抗击对自己祖国的进攻，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进攻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自1915年12月起担任英军总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后任陆军元帅）将军。实际上，进攻的目的后来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初的设想是由法方主导那场攻势，力争实现战局的决定性突破，但后来变成了由英方主导，旨在减轻凡尔登法国守军的压力。英军和法军希望把德军拖到师老兵疲，大大削弱它的力量。然而，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做出制胜一击。对大多数即将投入索姆河战役的士兵来说，无论长官如何高喊爱国口号，如何给他们加油打气，战略目标恐怕都比不上活着重要。但是，进攻的第一天，就有几万人横尸沙场。对英国人来说，索姆河战役象征着毫无意义的巨大生命损失。

经过长达一周的猛烈轰炸，战斗于1916年7月1日正式开始。光是那一天，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就损失了57,470人，其中19,240人战死，35,493人受伤。那是英军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事实很快表明，以为此役能带来重大突破完全是幻想，而且是代价沉重的幻想。到11月底，索姆河战役在雨雪泥泞中渐渐平息下来时，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仅在35公里长的战线上获得了宽约10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法国军队的所获比英军约多一倍。为了这点儿成果，死伤了100万人以上。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军队的伤亡人数是419,654（其中127,751人死亡），法军一共伤亡了204,353人，德军伤亡了465,000人。索姆河战役的损失如此恐怖惊人，所得却如此微不足道，实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上最糟糕的战役。

那一年的第三场巨型攻势发生在东线，以俄国将军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勃鲁西洛夫（Aleksey Alekseyevich Brusilov）命名。它于1916年6月4日打响，是一次大胆的出击，目标是南部战线上（跨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的）普里佩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和罗马尼亚之间大片地区中奥匈帝国的阵地。勃鲁西洛夫迅即取得大捷，这里面有他仔细谋划准备的功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奥军的无能和士气低落。战役打响两天后，奥军就阵脚大乱。他们原本派了部队前来增援，但因为敌人在北部意大利发动了攻势，又急急地把增援部队调了回去。德国的预备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以防发生全面溃败。但是，到9月底，同盟国已经在长长的战线上被向后推了约90公里。奥匈帝国至此已损失了75万人，其中38万人被俘。德国的损失也非常惨重，约伤亡25万人。俄国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役头10天，俄方的伤亡就直逼50万人，整个战役的伤亡约100万人。战役胜利捷报引起的一片欢欣鼓舞掩盖了表面下不断扩大的裂痕。事态发展很快证明，俄国正在比奥匈帝国更快地走向灭亡。

勃鲁西洛夫攻势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把罗马尼亚拉到了协约国一边，罗马尼亚于8月27日宣布参战。罗马尼亚人认为，同盟国颓势已现，必败无疑，希望趁机从匈牙利那里捡个大便宜。可惜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盟国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指挥的军队，收复了落入罗马尼亚手中的失地。到1917年初，同盟国已经占领了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战略重地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

然而，对德国领导层来说，东线的成功并不能补偿在西线实现突破企图的失败。8月，法金汉为凡尔登战役失利付出了代价。他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代替他的是坦嫩贝格战役的英雄，被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兴登堡，他在这场渐失人心的战争中，是位受人拥护的将领。兴登堡的得力助手鲁登道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需总监，并很快在德军新的领导层中成为实权人物。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越来越直接干预政府事务，等于建立了军人独裁。一个例证是他们不顾文官政府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企图靠潜艇攻击协约国航运来结束战争的战略。协约国的封锁不断收紧，但德国的海军舰队对此无能为力。英国和德国尽管在战前都花费巨资建造庞大的海军舰队，但大战期间唯一的一次大型海战——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却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德国海军击沉的敌舰数目比己方损失的多（击沉了14艘敌舰，损失了11艘），伤亡也比敌方小（德军伤亡3,058人，英军伤亡6,768人）。但是，由于德国的海军舰队总体规模比英国的小，因此它遭受的损失对其作战能力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它在大战剩余的时间内无力再战，而英国舰队仍然能够继续维持对德封锁。因此，德国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潜艇的用途，不仅用它们来打破封锁，而且要决定性地扭转战局走势。德国海军领导层估计，潜艇每个月能击沉装载总量达60万吨的商船。按这个节奏，不等美国插手改变战局，5个月内英国就会垮掉。但是，如果潜艇战不成功，美国人又参战的话，德国的前景可就大大不妙。

他们决心赌一把。1917年2月1日，德国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对航行在英国水域的协约国和中立国商船不发警告即予击沉。这一决定铸成了大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想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此前一直希望达成“没有胜利的和平”，不肯在欧洲这场巨大的冲突中选边站。德国发动潜艇战的决定使这个政策戛然而止。两天后，威尔逊宣布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潜艇战中，不可避免地有美国商船被击沉，美国因此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虽然美国远征军到1918年春才加入西线的战斗）。德方为潜艇战制定了每月要击沉的商船吨位数，他们以为英国会被动挨打。其实他们过于乐观了，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吨位数只在1917年的4月和6月达到了目标。事实证明，潜艇战不成功。更糟的是，德国为自己树了美国这个强敌。

1917年间，西线的战局一直僵持。人力财力都难以为继的德国只得暂时先保住手中所有。1917年春，德军后撤到较短、较易防卫的战线。他们称其为西格弗里特阵地（Siegfried-Stellung），协约国叫它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防线缩短的另一个好处是德国腾出了20个师的兵力，加强了防御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协约国一定会发动新的攻势。

第一场进攻4月9日在阿拉斯（Arras）打响，那天大雨倾盆，雪霰交加。战斗双方除了照常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之外，在领土上没有任何斩获。协约国军损失了15万人，德军损失了10万人。阿拉斯之战原本是想削弱德国的防御力量，以配合法军对“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的大举进攻。“贵妇小径”是埃纳河谷（Aisne valley）边的一道山岭，在苏瓦松（Soissons）以东，兰斯山（Rheims）以西。指挥那次进攻的是1916年12月刚刚接替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任法军总参谋长的乔治·罗贝尔·尼维尔（Georges Robert Nivelle）将军。但是，德方事先获得了法军即将发动攻势的情报，布下了坚固的防御，使尼维尔攻势遭到惨败。战斗于4月16日开始，5天后，法军损兵折将13万人（包括2.9万阵亡士兵），却仍未能突破德军防线，无奈只好放弃进攻。4月29日，尼维尔被解职，继任者是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普·贝当（Phillipe Pétain）将军。

尼维尔攻势的失败并未吓阻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陆军元帅。他认为，那不过证实了自己关于法军斗志软弱的看法。虽然黑格前一年在索姆河战役中也遭受了惨重失败，但他愈挫愈勇，仍坚信可以通过1917年夏在伊普尔附近发动大型攻势来实现决定性的突破。他的目标是借道佛兰德（Flanders）直扑比利时海岸，消灭那里的德军潜艇基地。他这个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正相反，他的人马陷入了佛兰德的泥淖难以自拔。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被英国人称为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战役（这是伊普尔以东几公里处一座小岭上村庄的名字），其惨烈程度不亚于索姆河战役。

7月31日打响的帕森达勒战役正赶上夏秋之交的多雨季节。此前的大规模炮轰已经翻地三尺，倾盆大雨又把地势低平的战场变成了黏稠的沼泽，泥浆经常深及腰间。11月6日，协约国终于把已成废墟的帕森达勒村夺到了手（5个月后，这个著名小村庄的村民再次撤离，村子重新落入德国人手中），结束了攻势。至此，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部队损失了27.5万人（7万人阵亡），德国损失了21.7万人。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协约国（暂时）向前推进了几公里。

那一年西线上最后一次攻势发生在11月，在阿拉斯东南的康布雷（Cambrai）。此次攻势部分是为了弥补在伊普尔的失败，但战局发展的模式基本未变。协约国开始时夺得了部分土地（将15公里长的战线推前了7公里），却得而复失。英方损失了4.5万人，德方是4.1万人。因为协约国的预备部队都陷在了伊普尔战役的泥淖里，所以没有足够的兵力利用德军在攻势初期的败退乘胜追击。不过，康布雷战役显示了一丝未来战争的走向。经过仔细的空中侦察（这是又一项新事物）后，300多辆英军坦克首次以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步兵和炮兵紧随其后。坦克在帕森达勒的泥浆里几乎毫无用处，在康布雷比较干燥坚实的土地上，它们却引进了一种新的进攻战术。当时，猛烈的炮火还能制约笨重的坦克，但坦克的时代即将来临。

西线的战局虽然仍然僵持，但战争能否继续打下去出现了变数。厌战情绪日益明显。英军士兵尽管怨声载道，但军纪还是得到了维持。但是，法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士气极为低落，使法国政府大为头痛，后来更发生了4万士兵拒不执行尼维尔命令的哗变事件。直到（尼维尔被解职后）贝当解决了士兵们的大部分不满，兵变才平息下去。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军心浮动日益严重，但是各交战国政府都觉得，只有争取到对本国有利的和平条件，才能对如此可怕的惨重损失有所交代。既然战争仍处于胶着状态，各方就都难以得到对己有利的和平条件。奥匈帝国尤其希望退步抽身。弗兰茨·约瑟夫1916年11月去世后，新皇帝卡尔一世继位，他曾于1917年12月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求和的试探。但是，德军最高指挥部不肯把比利时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领土拱手让人。它对通过让步达成和平的办法完全不予考虑，坚持要不惜代价赢得胜利。德国军队仍有再战之力，因为德国对军火生产进行了重组，大大增加了武器弹药的产量。另外，就在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德国开始出现深刻的内部政治分歧，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增强的时候，新的希望出现了——不是在西线，而是在东线。

俄国在前线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内贫困日益加深，因而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几个月后，终于爆发了1917年3月（俄国旧历2月）的革命。沙皇被推翻。临危受命的临时政府认为，尽管军队明显厌战，但必须继续战斗，以争取“没有失败的和平”。临时政府的作战部部长（后来的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甚至以自己的名字为俄军7月发动的攻势命了名。可惜，那次在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Bukovina）漫长战线上发动的攻势也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俄国国内政治风云激荡，反战呼声日益高涨，部队士气空前低落，革命热情开始从彼得格勒传向前线的官兵。克伦斯基攻势失败后，虚弱的俄军根本顶不住德军于1917年9月（旧历8月）对里加（Riga）发动的攻击。这场俄德之间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结束后，里加落入了德国手中。到11月（旧历10月），临时政府本身也在第二次革命中被推翻，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欧洲的政治格局很快将因之发生巨变。从眼下来看，这首先导致了战局的变化，因为1917年12月20日，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与德国缔结停战协议五天后，开始了与德国谈判和平条约的艰难过程。

在这个大背景下，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他认为这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也许能够结束战争，为欧洲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威尔逊看到俄国退出战争在即，认为可趁此机会促成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为全面和谈建立基础。他的建议包括去除妨碍自由贸易的经济壁垒，裁减军备，“调整”（这是他含糊其词的用语）对殖民地的争夺，撤出所占领的领土（包括俄国，并“真诚地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加入自由国家的社会”，还表示愿为它提供“各种所需援助”），给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自主发展”的机会，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各国联合起来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虽然看起来清楚明了，但大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不够精确，容易造成不同的解释或引起争议。“自决”和“民主”的字眼在“十四点计划”中并未出现，但这两个概念很快被视为威尔逊所鼓吹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石，也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短期内并未促成西部战争的结束，在东线也没有在布尔什维克和同盟国的谈判中起到任何作用。

在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进行的谈判于1918年3月3日结束。德国给虚弱无力的苏维埃政府开出的条件是现代历史上最苛刻、最难忍的，但也是最短命的，因为同年1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也变为无效。根据该条约，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俄属波兰被割让，俄国因此损失了1/3的人口，1/3以上的工农业产区和石油、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高加索给了土耳其人，包括波罗的海在内的东欧大部落入德国控制之中（虽然乌克兰无力提供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急需的大量粮食供应）。

5月，罗马尼亚遭到几乎同样野蛮的肢解。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使同盟国再次获得了大片领土。这一次，割来的领土主要归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也有所沾润），但真正的赢家显然还是德国。至此，德国的统治覆盖了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好景不长。不仅如此，列强把这些多民族地区的领土当作棋盘上的棋子移来放去，却不知那里正酝酿着大规模的动乱。

东线战局出人意料的迅速缓解使德国在西线的前景有所改善。东线事态发展的后果在1918年间逐渐显现，而在眼下，德国先出手解决了意大利战线上胜负难分、麻烦棘手的局面。意大利自从1915年加入协约国后，在的里雅斯特（Triest）附近从阿尔卑斯山流入亚得里亚海的伊松佐（Isonzo）河畔与奥匈帝国军队的战斗就几乎没有停过。1917年10月，德国向奥军派遣了增援部队。第十二次，也是决定性的伊松佐河战役（意大利人称其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于10月24日打响。意大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短短一个月内，就被紧追在后的敌军击退了80公里。在前线作战的意大利步兵部队都是强征来的士兵，一半以上是来自南部意大利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完全没有斗志。部队指挥无方，士兵不仅装备低劣，还要忍饥挨饿。到1917年11月10日，意军损失了30.5万人。1万人战死、3万人负伤的伤亡率相对算是比较低的。绝大多数的兵员损失（26.5万人）是因为士兵开了小差或故意被俘。难怪卡波雷托战役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直至此刻，协约国在西部战线上一直占有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德国的损失在西线远远超过东线。但是，俄国退出战争使德国腾出了整整44个师的兵力转战西线。实际掌管着德国国务的鲁登道夫觉得，可以在1918年发动大规模春季攻势，赶在美国人参战前取得西线的决定性胜利。攻势的代号是迈克尔行动（Operation Michael），进攻的重点是索姆河防线。3月21日，进攻开始。德军的6,600门大炮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炮轰。震惊骇惧、兵力居劣的协约国联军被向后驱赶了近40英里 ，几乎退到了亚眠（Amiens）。但他们没有溃散。德国步兵只能缓慢前进，尤其是在战线北部。伤亡人数十分巨大。攻势的第一天，德方就损失了近4万人，其中1/4阵亡。英军的损失仅稍少一些。把德军和协约国联军的损失加在一起，创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日伤亡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到攻势于4月5日停止时，德军一共损失了23.9万人，而且已无力补充损失的兵员。英国和法国加起来损失了33.8万人，其中1/4被俘。迈克尔行动两周的损失相当于凡尔登战役的5个月。

这标志着德国战败的开始。它4月份为夺取比利时港口对佛兰德发动的攻势也是开始得胜，却后继乏力。协约国联军尽管遭受了损失（又损失了15万人），但仍然有预备兵员可用，德国的预备兵员却已经告罄，最后一批人全部投入了那年春夏两季的攻势。战斗又转移到了过去的战场上——德军再次进攻贵妇小径，一直推进至（“一战”中第一次大型战役的发生地）马恩河。1918年6月，美国军队加入了协约国联军的行列，以每月20万人的规模投入战场。接着，法国在马恩河发起反攻，动用了几百辆雷诺坦克，加以空中掩护的支持，一下子就俘虏了3万德军。德军的士气开始动摇，很快就一落千丈。德国3月攻势的斩获因协约国联军8月下旬和9月的大踏步前进而丧失殆尽。到10月初，协约国突破了深壕高垒的兴登堡防线，德军全线败退。至此，德国在军事上大势已去。但是，国内老百姓并不知道战败在即，因为政府的宣传仍在鼓吹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有和平，对最坏的消息隐瞒不报。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从这些不祥之兆中看出，战败已不可避免。他们拼命要赶在德军崩溃、军事完败无法掩饰之前，谈判达成和平。此事攸关军队（和他们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他们开始设法推卸自己对于日益逼近的战败的责任，把谈判任务转嫁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实现议会民主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会主义左派）头上。10月1日，鲁登道夫向参谋部的人员宣布，德国在战争中已无胜算，他说：“我已经请（皇帝）陛下让那些造成了目前局势的人进入政府，让他们担任政府职务。必须由他们缔结必要的和平。他们给我们煮的这锅汤必须让他们自己喝下去。”这开始了战后遗患无穷的一个神话：德军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造成德国战败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势力在国内挑起骚乱，对国家的战争事业“背后捅刀子”。

与此同时，由于士兵大量脱逃，反抗情绪日益增强，战场上连连失利，加之和平的前景日渐明朗，因而德国的盟友都纷纷放弃了作战。保加利亚面对从西南方向开来的气势如虹的协约国联军，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开小差成为军中的普遍现象，一些省级城镇建立了士兵和工人理事会，革命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于9月29日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10月，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大限终至。军事失败，从高加索可耻撤退，士兵成群结队地逃离战场，再加上国内经济崩溃、法治败坏，这一切促使土耳其在10月30日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乱作一团，政府也陷入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巨大的战争显然已近尾声。11月9日，德皇政府垮台，新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战争终于可以结束了。11月11日，在协约国联军最高指挥官福煦（Foch）元帅位于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中的司令部，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作为德国代表团团长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战争至此正式结束。11月11日11时，枪炮声陷入了沉寂。 bNQI4ypcIrN8YXta6VnkZf39UU/W9H9qwNBiCgUI7KX/0vaSH49YiuPtx1J9zN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