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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11月1日，经过一系列冗长的筹备会议后，欧洲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及其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欧洲。拿破仑重返法国到折戟滑铁卢期间，与会者惶惶不可终日，会议也暂时中断。复会后，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6月8日才结束。此后各方又举行了一系列谈判，于1815年11月20日缔结了《第二次巴黎条约》，就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维也纳会议期间举办的多场晚会、盛大舞会及其他娱乐活动很快成为美谈。很多场活动极尽奢华。在这个前电气化时代，首场正式舞会使用了1.2万到1.6万根蜡烛，烛光在镜子的反光下亮得耀眼。一位出席舞会的淑女站在楼梯顶端，“眼前一片白光，头晕目眩”。这场舞会唯一的瑕疵是为舞会准备的1万把银勺被盗走了2 500把。在奥地利马术学校举办的另一场正式舞会上，一群宫廷贵妇人装扮成各种自然力。据出席舞会的一位瑞士富翁的娇妻安娜·埃尔纳—吕林（Anna Eynard-Lullin, 1793—1868）讲，化装舞会上扮演“地球”的那位女士无疑艳压群芳。众少妇“一身绫罗绸缎，酥胸前钻石摇摆，精心梳理的秀发不经意地衬托出花容月貌，头上戴的一圈钻石形状各异，美不胜收，鬓发上落下的花瓣如瀑布泻地”。伴随音乐和跳舞者的款款舞步，盛大的晚宴开始了。埃尔纳—吕林评论说：“宴会上精美食品琳琅满目，冰激凌、美酒、肉汤、糖果……佳肴应有尽有。”1814年12月6日，沙皇亚历山大在拉祖莫夫斯基宫（Razumovsky Palace）举办了一场盛大舞会，舞会晚宴上的菜足有36道，出席的客人围坐在20张大桌子旁。这场宴会后没过多久，拉祖莫夫斯基宫就因新安装的供热系统出故障而毁于一场大火。拉祖莫夫斯基亲王的私人图书馆、他个人收藏的艺术品，以及家具和其他家什全部化为灰烬。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很多代表，包括沙皇，都目睹了当时的景象，火舌蹿向屋顶，宅第在烈火中轰然坍塌。
一连几个月，维也纳城内聚集了数千名贵族、大大小小的皇亲贵戚、军官、外交官，以及形形色色的扈从，为风流韵事和尔虞我诈提供了无数机会。众多与会者在日记里详细描述了谈判之外社交场合的种种细节。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以及会议前后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伯爵（后来封为亲王）主导了谈判进程。当年他40岁出头，是莱茵河地区的一位贵族。拿破仑时期，身为外交官的梅特涅青云直上，在1810年安排拿破仑迎娶哈布斯堡王室一位公主的事上起了主要作用。此时梅特涅已任奥地利外交大臣。他相貌英俊，风度翩翩，魅力四射，绝顶聪明，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在此后的30年里，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政策将由他掌舵，梅特涅生于旧制度，长于旧制度，他的外交政策思想也源自旧制度。他曾出使一些欧洲王国，外交经验丰富，深谙国际事务。他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剧烈动荡，决心不让这类大动荡重演。
梅特涅的权势源自他所代表国家的实力。选择在维也纳开会不仅仅是因为维也纳地处欧洲中心，有地利之便。最主要的原因是奥地利在接二连三拼凑欧洲大国联盟对抗法兰西帝国上发挥了主导作用，最终在1813年联手俄国、普鲁士以及关键时刻倒戈的一些小国（比如萨克森和符腾堡），在为期4天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中打败了法国。法国被打垮后，奥地利帝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19世纪初时，奥地利人口大约为2 300万，与法国（2 800万）、俄国（3 000万左右）不相上下，是不容小觑的力量，英国（1 100万）、西班牙（1 100万）和普鲁士（1815年时1 600万）则相形见绌。人口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但在一个仍旧依赖步兵来组成庞大军队的时代，人口优势无疑极其重要。一国在战时动员其资源的能力也至关重要。与很多国家不同，奥地利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代没有推行全面改革。奥地利众多著名政治家认为，己方最终获胜证明了传统体制和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奥地利和其他大国一样，期待恢复1789年前的状态。维也纳会议期间举办的许许多多正式舞会和盛宴是大革命前贵族社交生活的再现，也是奥地利恢复原状愿望的具体象征。
毫无疑问，就人口而论，俄国在欧洲诸国中位居第一。但当时俄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口差距并不大，因为此时俄国还没有扩张到中亚和东亚的广袤地区。1813年，俄国刚从波斯的卡扎尔王朝手中攫取了高加索。1801年，沙皇帕维尔一世（Pavel I, 1754—1801）被一伙憎恨他普鲁士军事作风的卫队军官杀害。他的儿子即位，称为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是位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拿破仑说他是“北边的斯芬克斯”。亚历山大一世早年思想开明，曾给予华沙大公国一部宪法。华沙大公国自1815年起改称“波兰王国”或“俄属波兰王国”，归俄国统治。早年的亚历山大一世还着手改善俄国的教育体制。此后他日趋保守，笃信宗教，牢牢控制俄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而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是他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815年的胜利似乎证明，在经过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温和改革后，沙皇体制、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是行之有效的。此后亚历山大一世反对任何新变革。一支俄国军队横穿欧洲大陆占领了巴黎。这不仅验证了沙皇对自己使命的信念，而且标志着俄国从此步入欧洲政治舞台中心。
1815年，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推动下，俄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神圣同盟”。三大国承诺，未来若宗教、和平或正义受到威胁，三国将相互支援。此后，一些小国也加入了该同盟。缔约国同意依照基督教福音的原则统治臣民，让战争从欧洲土地上消失。这一条约反映了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根据这一条约，亚历山大与另外两个德意志大国必须以合作方式实现各自目标，而不是在三驾马车内部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制造不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 1769—1822）子爵私下里对神圣同盟嗤之以鼻，称它是“冠冕堂皇的神秘主义和无稽之谈的混合体”。不过他认为该同盟不无用处，因此说服了英国摄政王（1762—1830，1820年成为国王乔治四世）认可神圣同盟，同时避免做出任何正式承诺。无论是在拿破仑于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中大败普军后建立的普鲁士政府，还是梅特涅主政的维也纳反动政府，或是卡斯尔雷这样的英国保守政治家，莫不因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民主幽灵而胆战心惊。神圣同盟使俄国镇压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成为可能，俄国扮演这一角色直到19世纪中叶，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俄国都没有恢复这一角色。不过条约确保了俄国干预时会与其他主要的战胜国协同行动，不至于单打独斗。
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对战争或暴力可能会死灰复燃怕得要死，他们尤其担心来自法国的威胁。他们不仅试图恢复和加强各国君主的合法性，还竭力寻求调和彼此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利害冲突。这意味着用新确立的国际关系来束缚法国的手脚。奥地利人、普鲁士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居然没有与法国人结下民族仇恨，也没有对法国大加斥责。他们允许一位法国代表塔列朗亲王（Prince 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参加谈判。他曾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在关键时刻站到了另一边，现在为复辟的法国王朝效力。最终这场战争被人视为不同制度之间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与国家和人民相脱离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然而，拿破仑的“百日王朝”结束后，欧洲各国政府的反法情绪开始增长。法国被迫归还掠夺的艺术品、支付战争赔款，连续几个月忍受法国境内将近100万人的盟国军队，其中很多士兵是德意志人，而且在此期间，所有外国士兵的衣食住行都由法国人负担。调整领土的谈判也开始不利于法国。与滑铁卢战役前缔结的《第一次巴黎条约》相比，《第二次巴黎条约》的条款苛刻了很多。塔列朗为表示抗议，愤而辞职。与此同时，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商定，今后20年内，任何时候波拿巴家族的任何人若东山再起，它们就将对法国宣战。
此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欧洲版图曾多次变动，维也纳会议以及1815年秋天举行的谈判又一次改变了欧洲版图。原奥属尼德兰现在归荷兰人所有，不过奥地利收回了以前丧失的所有领土，还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以及达尔马提亚沿岸一大片领土。此外，在一个代表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机构中，奥地利还被推举为主席。该邦联的疆界与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大致相同，只不过如今仅有39个邦国，而不像18世纪时那样有千余个小国。德意志邦联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些成员国受外国君主统治，汉诺威王国的国王就是英国君主。一些成员国在邦联之外占有大片领土，比如哈布斯堡君主国和普鲁士王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疆土一直延伸到邦联的南边和东边，普鲁士王国的领土远远超出邦联边界，一直延伸到俄国边境。一些面积较小的邦国四周大国环伺，因而自主性有限（1866年时，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已由39个减至34个）。根据维也纳会议产生的解决方案，普鲁士人扩大了在莱茵兰地区的领土，包括鲁尔山谷，把它作为防备法国人将来再次扩张的缓冲国之一，尼德兰王国也是缓冲国。从长远看，鲁尔地区的经济资源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源大大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普鲁士为了抗衡俄国对俄属波兰王国的控制，攫取了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北萨克森、波森和但泽，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于是，普鲁士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俄国不仅在波兰，还在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攫取了大片领土。环法国建立的缓冲国圈北起领土扩大后的尼德兰王国，经过普鲁士的莱茵兰，横贯重建的瑞士邦联，直达扩大后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从而完成了对法国的合围。新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包括热那亚、尼斯和萨伏依的部分领土。
卷入此前几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大国在海外攫取了领土，和平方案也必须处理相关问题。英国人巩固了自己的帝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快将失去自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英国得到马耳他后，在地中海多了一个战略要地；锡兰、好望角和毛里求斯则让英国通往印度的航道多了一层安全保障。为了体现列强自称维也纳解决方案秉持的道义原则，维也纳会议正式宣布奴隶贸易不合法。不过欧洲以外的事务一般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维也纳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讨论过是否应对拉丁美洲进行干预，以挽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1823年12月美国宣布“门罗主义”后，欧洲列强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根据门罗主义，美国有义务阻止欧洲干预美洲事务。1814年，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的战争终于结束。交战期间，一支英国远征军还在1812年火烧白宫。至于一些次要问题的争端，比如与加拿大的划界和捕鱼权益，要么得到了解决，要么被悄然搁置。维也纳解决方案把全球性政治问题排除在外，等于默许列强可以一如往日继续争衡，而不至于影响欧洲内部的政治。同18世纪的战争和冲突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各国别无选择，只能默认英国对世界贸易和航运的垄断以及对公海的控制。在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重商主义时代，一国常常在贸易上排挤其他国家，但英国人现在不这么做，而是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英国人的经济和工业优势决定了在几十年里，他们参与竞争将立于不败之地。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人的优势才开始受到挑战。欧洲列强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冲突再次开始影响欧洲内部各国间的关系。在欧洲内部，维也纳解决方案可以说相当全面。一些拖了很久的次要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承认瑞典对挪威拥有事实上的宗主权解决的。瑞典得以在欧洲政治中首开中立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版图扩大后的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得到保证，以换取国际社会担保瑞士宪法。这样做的目的是结束瑞士国内的冲突，过去这类冲突几次导致瑞士各州之间互相厮杀。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大国领导人都决心吸取教训。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大陆兵连祸结，有时战争破坏力惊人。据估计，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口有将近1/3直接或间接死于兵燹，符腾堡等地区的比例甚至更高。18世纪战乱频仍，战事往往旷日持久。先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继而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随后是1792—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某一时期卷入其中。相比之下，从维也纳会议（1814—181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的一百年期间，欧洲只发生了几次战争，而且这些战争的后果和持续时间都比较有限，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卷入其中。有的战争属于双边冲突，比如英国、法国、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法国、奥地利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卷入的意大利统一战争。此外还有几场德意志统一战争：1864年奥地利、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德意志国家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28—1829年和1877—1878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过短暂冲突。与此相比，从18世纪到1815年，这两个国家一共交战7次，持续时间将近1/4个世纪。1815—1914年期间，阵亡人数仅为前一个世纪阵亡人数的1/7。
如何解释这么大的反差呢？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欧洲国家不再强调均势，而用一套合作机制取而代之。均势学说不允许任何一国强大到凌驾于他国之上，而新的合作机制则以“欧洲协调”观念为代表，其根本宗旨是维护和平。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间断了不长时间后重新被接纳的法国（这一点至关重要），逐渐习惯于经常在一起开会，通过讨论解决分歧。有几次，几大国还在利益有冲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致行动。当然，欧洲大国如此渴望合作，是出于对革命和社会大变动的恐惧。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发生的事情显示，革命和社会大变动很容易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冲突。因此，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大国彼此合作往往是为了镇压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革命。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均势实际上仍然十分重要。自路易十四时期起，法国就一直试图称霸欧洲。就其财富、人口和军事实力而言，法国当时堪称欧洲头号强国。然而法国称霸的梦想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永远破灭了。此后几十年里，其他欧洲国家对法国的野心依然心存恐惧，但其实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已不可能东山再起。法国的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不前，在欧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很难从150万人战死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剩余年代里，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大国之间大致形成了均势。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在会议制度和“欧洲协调”原则经验的基础上，之前那个世纪造成极大破坏的欧洲诸国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如今通过国际协议得到了解决。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14—1815年，旧制度最终战胜了拿破仑。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之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连贯之处。就谈判方式而言，和平协议在某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18世纪时秘密外交的旧习上，一国的领土转给另一国，是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愿望的。维也纳会议期间，梅特涅在写给情妇的一封信中说：“每天，我都像切奶酪一样切割欧洲。”没人问莱茵兰的居民是否愿意加入普鲁士，也没有人关心意大利北部居民对奥地利统治他们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主权的性质。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战争接连不断的主要甚至最重要原因，就是一国君主去世后引发的王位继承之争，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815年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尽管路易十八和亚历山大一世等君主依然坚持君权神授说，但主权的基础已经从个人和家族转向民族和国家。1815年前，一国君主去世后，该国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就会被视为无效。如果不想让这些条约失效，就必须马上请新君主重新签署续约。1815年后，这一规则不再适用。如今缔结条约的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在1814—1815年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就是这样。条约始终有效，除非一方有意毁约。一国君主或统治者实际上成了由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担保的民族或国家主权的执行者。不错，19世纪还会有王位继承之争，比如西班牙王位之争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王位之争。这几次王位之争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对此加以利用。王位之争本身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王室之间联姻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仅仅是国家之间友好的一个象征。同样，军队现在效忠于国家，而不效忠于某一位君主。18世纪的雇佣军制度以及士兵待价而沽的做法一去不复返了。复位的君主要么学会适应，要么自取灭亡。从19世纪20年代的情况看，很多君主没有吸取这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