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

从一开始，解放农奴就让受其影响的很多人感到失望。俄国的农民对给予领主补偿的规定愤怒不已。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俄国农民认为：“我们人是属于你的，但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政府钦差和代理人干预他们日常生活是导致农民绝望的又一原因。在俄国很多地区，农民只想能自己管理自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解放农奴前几年，俄国各地已经爆发了多次起义。至少从短期看，颁布解放农奴敕令非但没有平息农民的反抗，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抗争。在彼尔姆的一个村子，当地警察宣读了解放敕令后，农民说敕令是伪造的，他们认为真敕令肯定是用金字写的。农民强烈反对“与昔日我们受领主伯爵统治的日子毫无区别的自由”。政府派军队去当地恢复秩序。1863年初，抗议浪潮逐渐消退。农民的反抗显示出他们对解放条款普遍感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强烈，并没有逐渐消减。

症结是，解放农奴对改善俄国的农业生产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错，农奴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即使从粮食总量中扣除了出口的粮食后，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但不是所有方面都是这样，畜牧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80—1914年，俄国的猪、马、牛数量几乎连年下降。人口增长导致农庄面积缩小，尤其在富饶的“黑土地”地区，大量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划成一块块分给数量日增的农户。解放农奴后，农民不得使用属于地主的森林和草地。农民在一份请愿书中抱怨“连鸡都找不到趴窝的地方”。各地的农民都认为尚未耕种的土地是公有财产，不理会地主圈围森林的做法。结果就是俄国非法砍伐林木和盗木案件激增。从1834年到1860年，这类案件从占案件总数的14%增至27%，每年平均受理2万起这类案件。（从1815年一直到1848年，在普鲁士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绝大部分盗窃案都是木材盗窃，而且常常伴有袭击，农民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甚至成群结伙攻击林子的主人。）

解放农奴造成的余震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土地价格和地租上涨，同时农村工人的工资下跌，补偿金支付依然令农民不堪重负。国家危机往往引发人民的抗议。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俄国各城市爆发了罢工和革命起义。在当地教师和官吏的支持下，农民举行大规模集会，起草请愿书，宣讲他们的要求。在有巨大庄园和大批无地劳动者的地方，比如沙俄帝国的西部地区，抗议多采用罢工形式。其他地方的抗议则采用更传统的方式。在俄国中部的黑土地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尤其在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活路的地方，或地主对农民租佃提出苛刻条件的地方，农民冲进贵族庄园，把庄园主宅第洗劫一空。很多地区的农民为了确保地主不会返回，放火焚烧了贵族的宅第和账本，夺取了他们的土地。这也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地农民起义惯用的手法。

1905—1907年，俄国一共发生了979起纵火案，几乎无一不涉及庄园主宅第，另有809起非法盗木案件、573起占用牧场事件、216起占用可耕地事件、316起抢劫食品和饲料案件。政府调查后，把大部分案件归咎于人民受了煽动分子、犹太人、大学生、算命师甚至铁路警察的迷惑，但拿不出什么具体证据。实际上，这些事件的主要组织者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有走南闯北经历的农民，还有复员返乡的士兵和水兵，后者一心认为，自己当兵打仗吃过苦，现在应该得到酬劳。1905—1907年的俄国农民起义被军警残酷镇压了下去。此后，政府为了在一波城市革命失败后恢复秩序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息农民的不满，包括最终取消补偿金支付，放开农民土地市场，允许个体农户在本村外买卖土地，扩建农民土地银行。此后几年，在首相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 1862—1911）的推动下，俄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农民阶级，即后来受到咒骂和压制的富农阶级。斯托雷平试图彻底消灭农村公社的影响，但因农民抵制而失败了。这反映出农民依然没有摆脱集体耕种土地的旧方式。

罗马尼亚解放农奴后，当地农民与俄国农民一样强烈不满。国家官吏与顽固的地主沆瀣一气，百般阻挠分地。农民因迟迟分不到地，无法在规定的15年期限内付清所欠的补偿金。10年后，1874年，国家不得不完全取消一切未付补偿金。农民通常只有很小一块田产。19世纪末时，每10户农民里，差不多就有8户拥有的耕田面积不足5公顷。1864年的解放法规中有一条款取消了农民使用领主牧场和森林的权利，15年期限到期后，领主利用了这一条款。19世纪末、20世纪初，1 500个大庄园占有大约38%的可耕地。1882年时，一位评论家指出，“大多数罗马尼亚农民生活之悲惨难以言状”。地主逼迫农民以劳役代替现金地租，农民的人身依附状况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迟至1900年，地主的庄园仍然主要靠农民耕种。农民拥有全国耕畜总数的将近95%，为地主耕田时，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的耕畜。严格的财产资格条件使广大农民无权参加选举，因而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欧洲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在摩尔达维亚，一个1.2万公顷大庄园的管家变本加厉盘剥农民，愤怒的村民起而抗争，痛打了这个管家。农民在写给当地政府的请愿书中说：“我们是穷苦人，只知道种地……如今我们走投无路。今春以来，我们已无地可耕，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全家人面临饥饿的威胁。”他们威胁说，如果不增加他们农作物的价格，允许他们用现金而非做工支付地租，那么他们“只能夺占庄园”了。政府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罗马尼亚的农民开始夺取贵族的森林和庄园，庄园主的宅第被捣毁。成群结队的农民向城市进军，捣毁商人和中间商（很多是犹太人）的办公场所。部分地区的地方长官被迫下令重新分配土地。政府调动军队镇压起义，“怒不可遏的”农民则使用“长矛、棍棒、石头甚至枪械”抵抗，把士兵逐回兵营。起义一直蔓延到摩尔达维亚南方。庄园主宅第被烧毁，账本被付之一炬，庄园办事员遭到殴打。各地的农民要求降低地租，扩大放牧权和砍柴权。内格雷什蒂地区的农民捣毁了庄园办公室，拿走了账本，“瓜分了牲畜，占有了磨粉厂”。起义一直蔓延到南方的瓦拉几亚，一些城镇的学徒和店员也加入农民的行列。

当局残酷镇压了农民起义。3月15日，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报告说：

我们对伯伊莱什蒂村动用了大炮。第五山地军团的一个营进村查明情况时，遭到屋子里农民的枪击，两名军官和十名士兵受伤。该营随后用排炮连续轰击该村，击毙42名叛匪，打伤100多人。村子一半陷入火海。

起义被扑灭后，数千人被捕。地主怂恿士兵摧毁农民的房舍和农场。“匪首”遭到殴打。监狱人满为患，还动用了酷刑。大批参加起义的人被判长期徒刑。这次起义是1815年到1914年期间欧洲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估计死亡总人数达1.1万。新一届自由派政府的内政部部长约内尔·布勒蒂亚努（Ionel Brătianu, 1864—1927）推动通过了限制最高地租、保障最低工资的法律，还成立了一家农民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购买或租赁庄园，然后划成小块田分给农民。但这类措施很少付诸实施。按照法规，地主被迫出售18万公顷的牧场作为放牧的公地。但这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仍有72.5万户农民的地不足5公顷。

南欧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但没有那么激烈。葡萄牙的农奴制在中世纪就结束了，但领主和教会的种种特权依然沉重地压在佃农头上，尤其是王室土地上的佃农。全国土地四分之一归王室所有。19世纪30年代初，教会下属的一家庄园拥有6 000个农庄，垄断了当地所有磨粉厂、橄榄油榨油机和粮仓。佃农必须把头生的羊羔、马驹或牛犊献给教会，还要交出1/8自己织的布，缴纳面包、葡萄酒和水果税。在其他一些庄园，地主向农民收取脱粒费。农民使用犁耙和耕牛也要付租金。以上负担已经很沉重了。1846年，旨在登记土地占有人、把公地分给私人的自由派改革引发了一场起义。起义首领是北部地区一个农妇玛丽亚·达·丰特（Maria da Fonte，生卒年不详）。起义者称政府打算把土地卖给“葡萄牙北部狰狞可怕的英国人”，于是放火焚烧土地登记处，还冲进城镇。政府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曾试图废除人死后尸体留在藏骸所，直到家人敛回骨头、将其安放进家族墓穴的风俗，下令人死后应立即运到城外掩埋。武装团伙袭击葬礼，把尸体送到传统的安息之地，局势愈加混乱。这次起义动摇了葡萄牙的政治体制。最终在列强一致同意下，英国派了一支军队从海上登陆，扑灭了起义。然而，农民的不满并没有消除。

19世纪30年代中期，西班牙废除了封建义务，控制佃农的地主权力大增。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签约，代耕地主的地，地主把收成的一部分作为报酬给农民。由于自由派政府取消了对土地继承权的限制，施行包括出售公共用地在内的土地改革，因此西班牙农民抗议的矛头往往对准自由派，这不同于欧洲其他地方的起义或造反。西班牙的农民起义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地方显贵和教士也参加进来，领导农民起义。1822—1823年，在围绕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冲突中，保王党人争取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巴伦西亚省长报告说，农民袭击粮店，迫使官吏退还他们收缴的捐税，“威胁说不这样做就要他们的命”。1827年，保王党人发动了一次人称“不满者之战”（War of the Malcontents）的起义。大批农民加入其中，这些农民已经在抗击拿破仑的游击战中磨炼过了。起义势头最盛时，据说起义队伍有3万多人，以赤贫小农、佃农和雇工为主。

农村抗议者围绕国王费尔南多的弟弟卡洛斯（Carlos, 1788—1855）集结在一起。卡洛斯拒绝承认1830年废除《萨利克法》的做法，也不同意让费尔南多年纪尚幼的女儿伊莎贝尔（1830—1904）在1833年继承王位。“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从1833年打到1840年。战火延烧到巴斯克地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自由派将军中，很多人参加过拉美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战经验逐渐起了作用。1846年，“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打响，这场战争又称“晨起者战争”（源自造反者惯于凌晨发动袭击），反映了农村贫苦民众对19世纪30年代掌权的自由派的仇恨。“第三次卡洛斯战争”从1872年一直持续到1876年。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阿玛迪奥一世（Amadeo I, 1845—1890）的继位。支持卡洛斯取得王位的人认为阿玛迪奥无权继承王位。拥护卡洛斯的人最想废除的是自由派推行的土地改革。一如众多农民起义，这场战争极为惨烈，充满了酷刑、强奸、屠杀，尽管双方在1835年时经英国大使埃利奥特勋爵（Lord Eliot, 1798—1877）斡旋，达成了善待俘虏协议。卡洛斯起义利用王室及政治精英内部的分歧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加入，包括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君主主义者，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施瓦岑贝格和利赫诺夫斯基两大保守家族的主要成员也积极参战。

西班牙南方基本上是大农场主加无地雇工型经济。在这一地区，农民的反抗表现为另一种形式。1848年后，由于自由派未能改善无地雇工的生活，南方无地雇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些人认为，以征税、征兵和事实上保护地主阶级为标志的政府是敌视人民的机构，必须打倒，无政府主义对这一部分人极具吸引力。19世纪60年代，纵火和抢劫案遍及西班牙南方。失业劳工偷窃庄稼，把树连根拔掉当木柴出售。1857年6月，塞维利亚人民起义，遭到政府军队镇压，95名起义者被处决。1868年爆发了一次更彻底的自由派革命，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遭到废黜。此后阿玛迪奥一世在统治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倒台。1873年，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南方各地农民纷纷借机夺占、瓜分领主土地和公地。在西班牙部分地区，非法放牧、侵占房舍地产、盗窃等低层次的农民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实行收益分成的佃农制，意大利农民同样不满现状，但意大利的佃农制造成的政治影响较小。在托斯卡纳，一户农民可租种田地的数量受到契约严格限制，地主拿走收成的一半后，剩下的一半仅够农民一家糊口。意大利这一地区的风俗是，地主有权决定佃农家人的婚姻，监督佃农的品行道德，如果当地劳动力过剩的话，地主甚至可以强迫佃农一家搬走。佃农若未经允许离开农庄，就会因违反契约被判有罪。管家核对收获的粮食，确保佃农拿走的粮食没有超出契约分给他们的份额。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佃农必须向地主免费提供蛋禽和火腿。一些地区的佃农还要无偿出工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挖沟渠。佃农不能为他人打工，也不能用农庄的大车帮助其他农户，对地主的指令稍有抵制，马上就会被解雇赶走。佃农分到的粮食仅够维持一家人最低生活水准；经济作物全部要上交给地主，地主出售后，所得收入的一半分给佃农。年景不好时，佃农往往要向地主借贷，这更加重了他们对地主的依赖。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走向统一，自由派推行一系列改革，引发了意大利农民的反抗。最常见的反抗方式是夺占被圈围的前公地，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匪患也很严重。1847年，撒丁岛的一个山民向萨萨里地区主教解释了袭击平原地区农庄的理由：

大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拿走我们所需的羊羔、母羊和猪牛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全能的上帝怜悯世间一切生灵，他怎么能看得下去，加卢拉那些平原上的牧羊人有500、800乃至1 000只羊，而我们每个人仅有不到100只羊？

19世纪60年代，匪患是意大利的一大痼疾。新诞生的意大利国家派重兵去南方剿匪，在“剿匪战”期间，用兵一度占意大利总兵力的2/3。拿破仑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在很多方面仍没有落实，农民渴求分到土地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面对绑架、谋杀、偷牲口、沿路抢劫等犯罪活动，当局的对策是大举抓人。仅1863年下半年就有1.2万人被捕，2 500名作乱者被枪杀。最终，当局靠一支12万人的占领军恢复了秩序。一个强盗头子在军事法庭上指责地主是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他大声宣称：“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领主是这一邪恶现象的根源，可受害者却是我们。那又如何，谁让我们生来就是受苦的命！”

废除农奴制后，匪患十分普遍。19世纪4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Mihaail Kogǎlniceanu, 1817—1891）游历西班牙时说：“没人敢赤手空拳去平原地区……沿途依然不太平。一路上直到马德里城下，打劫事件不断。各家报纸上每天的各省短讯栏目都充斥以‘强盗’为标题的段落。”欧洲一些地区的强盗更是胆大妄为。匈牙利的一名起义者罗饶·山多尔（Sándor Rózsa, 1813—1878）从小落草为寇，于1837年被捉拿后关进监狱，之后越狱逃走，多年靠沿路打劫为生，袭击人烟稀少的匈牙利平原上的过路人。19世纪中，他借着革命浪潮，趁废除农奴制之机纠集了一伙土匪，打着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捍卫匈牙利革命的旗号行事。之后他再次被捕入狱。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为庆祝自己在匈牙利加冕，特赦了1 000名犯人，罗饶也在其中。被释放后，他又加入了另一伙土匪，在赛格德—佩斯铁路线上弄翻了一列火车，射杀了火车司机。车上有几个乘客恰好随身携带了枪支，一番枪战后，土匪退走，什么也没有抢到。1869年1月，罗饶终于落网，1878年11月，他死在狱中。

围绕这些土匪产生了种种类似于中世纪英国侠盗罗宾汉的传说和故事，生活在农村的穷人通过传说和故事幻想自己过上了所渴望的自由生活。据传，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一名土匪朱塞佩·穆索利诺（Giuseppe Musolino, 1876—1956）捐钱给教堂和修道院，还屡屡给国王写信，控告卡拉布里亚的富人为富不仁。希腊土匪被称为klephts，本意是“小偷”（英语中有kleptomania这个词，意为“盗窃癖”），希腊很多民谣和歌曲都以他们为主题。希腊土匪流传得最久远的发明恐怕是“烤羊肉”（lamb klephtiko）这道菜，即把羊肉放在一个土坑里用小火慢慢烤，以免冒出的烟引起他人怀疑。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其他一些地区，被称为黑盗客（Haiduks）的土匪残忍成性，成了农村基督徒怨恨当地土耳其统治者的象征。至少有些土匪与农村社会一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意大利。对于未婚的年轻男子、山区牧场的牧羊人、被临时雇用的农场工人来说，逃避法律惩罚并不难，因贫穷和贫困化，他们中常常有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只有极个别的土匪活动带有政治色彩，比如希腊—马其顿人科塔·赫里斯托（Kota Christo, 1880—1904）的活动，他与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者一道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据说他告诉保加利亚人：“先杀了这头熊（指土耳其人），分熊皮不是问题。”1902年，保加利亚人在一场激战中打败奥斯曼军队，而后抛弃了他。许多土匪的下场都是被人出卖，他也一样，出卖他的是教会：1904年，教会把他交给了奥斯曼总督，随后，他就被砍了头。

罗饶·山多尔的一生说明，尤其在政治危机时期，农村的穷人有机会一展身手。在西西里岛埃特纳山的山坡上，有一座颓败的布龙泰庄园。当初，两西西里国王把这座庄园赏给了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 1758—1805），同时赐他布龙泰公爵称号，作为纳尔逊帮助他抵抗拿破仑的奖赏。19世纪中期，纳尔逊家族依然是这座庄园的主人。1860年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岛后，两西西里王国岌岌可危。当地农民纷纷起身造反，数千人冲进布龙泰城内，放火焚烧了文书档案，洗劫了该城官吏的家舍，用刀捅死了一个文书，把他的尸体扔进他儿子房前的火堆里。有人用一把匕首刺入尸体，拔出后用舌头舔沾满血的刀刃，据说有人割下他的肝，放在一片面包上吃。此后又有更多人被杀。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布龙泰农民的怒火所向是法律文书和撰写人。农民痛恨那些记录自己一无所有的文书，认为拥有公地的自然权利高于把这些土地作为私人财产给予前封建地主的法律条文。加里波第知道自己需要争取当地地主的支持，于是迅速扑灭了这次起义。

西西里的局势得到了控制，但对现状不满的远不仅仅是西西里一地的农民，各地农民的怨愤也远未平息。19世纪90年代初，农民的怨愤发展为“西西里棍棒束起义”。30万名佃农、农业工人和小农参加了起义。他们自称Fasci，意即“一捆棍棒”，因为一根棍子容易折断，一捆棍子折不断。起义者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宗教中的千禧年说糅合在一起，佩戴红玫瑰花饰物，抬着宗教标志物、国王的肖像和加里波第的画像。农民抗议集会和游行的矛头直指不断上涨的地租和食品价格、沉重的赋税，以及歧视性的收益分成耕种契约。他们开始夺占土地，占领税务所，焚烧磨粉厂和政府办公楼。1894年，意大利政府下令围剿起义者，调集了4万名士兵，数百名起义者被射杀或当场处决，1 000多人未经审判即被流放海外，无数人遭到逮捕。

不过，当时佃农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不满已呈衰落之势。19世纪末，几个因素开始动摇南欧地区的佃农制。进口关税保护了意大利农业，使其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1885年末，意大利对粮食征收的关税高居欧洲榜首。然而，粮食价格依然不断下跌。1880年，意大利市场上出售的小麦每英担（1英担约合50千克）33里拉，5年后跌破23里拉，大麻价格则从1880年的103里拉掉到1885年的75里拉。意大利的粮食产量不高（南方每公顷6.4英担，全国平均11英担。英国是32英担），主要原因是农村依然盛行佃农制。迟至1901年，收益分成佃农还占托斯卡纳农村劳工人口的一半，这些人短期内最关心的是让家人不挨饿，因此，土地往往开发过度。1890年，基安蒂地区的葡萄遭遇葡萄根瘤蚜，葡萄种植园遭到毁灭性打击。由于增税，尤其是对盐、糖这类生活必需品提高征税，加上粮食产量没有增加，贫困状况更加恶化。收益分成佃农开始偷窃或隐瞒产量，参加示威游行，示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暴力。从1898年5月6日到13日，仅托斯卡纳一地就发生了54起游行示威，此前一年粮食严重歉收。

地主对付危机的办法是改种甜菜等利润更高的作物，同时使用机械耕种，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切都加快了佃农制的衰落，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早在1883年，博洛尼亚一位保守评论家就抱怨道：

今天，佃户家庭正走向分裂和解体，原因是没有了昔日对一家之主的尊敬和顺从。从前，一家之主用美德把家庭成员紧紧拢在一起，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如今，家庭中的儿子刚长大成人能做农活，就想自己做主。他们嫌弃家里织的粗布，想穿好衣服，还为个人享受伸手要钱，好去吃喝嫖赌。他们要钱的口气之大，在旧式家庭里从未见过。

以上这番话与农奴制废除前的几十年里北欧地区地主的抱怨如出一辙。

全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变动让佃农制走向解体，逐渐被更先进的雇佣劳工经济取代。从19世纪中期起，市场不断扩大，地主更愿意使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雇用或解雇的工人，这些人干活也更卖力。自19世纪80年代起，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农村工人中间发展成员，利用佃农对苛刻合同的不满鼓励他们罢工抗议，不过这些罢工和抗议活动七零八散，始终不成气候。当时劳工的居住条件恶劣，1881年意大利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附近城镇破旧不堪的住宅楼里，有时竟有数百名工人栖身其中，室内卫生条件极差。工人做工时，雇主一般会提供简单的饭食，但工人用于吃饭的钱仍然占工资的近3/4，他们只得常常打发自己的孩子去附近农庄讨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欧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雇佣劳工经济已基本成形，但在那之前，已有数十万人为了摆脱贫穷和剥削而背井离乡，移居新大陆。 hFnnBaWYCIg6vlcBXCAX+tHYSJNuk2LBUFZirQYOtUV8xtJItaQIH76KCr3Fuc9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