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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从解放农奴中获益最大？解放农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总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和所规定的补偿金数额。领主丧失了自己专属的狩猎和捕鱼特权，再也不能在他人土地上狩猎。领主的垄断权也被取消，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酿酒和贩酒权都还被领主独占。领主失去了昔日的封建地位，但并没有失去昔日地位带来的社会尊重。在普鲁士，直到1872年和1891年通过了新的法律后，才正式废除了领主操纵农奴婚姻和执法的权力，但由于前领主往往也是地方行政官，因此他们仍可以代表国家行使类似权力。在东普鲁士以及波罗的海以南的容克贵族地盘，这种权力尤其明显。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所在的地区是俄国的属国，但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一地区，庄园司法制延续的时间更长，不过内容受到削弱。总体来看，解放农奴进程最终剥夺了领主的司法审判权，尽管在部分地区这一过程有所拖延。在欧洲一些地区，领主的司法审判权移交到了村委会或地方法院手中，比如奥地利（1862年后）、俄国、萨克森和瑞士。地主从前可以为所欲为，如今必须遵照严格的执法程序。柯尼斯堡的一位地方法官说，从前，如果农民被发现偷领主果园里的水果，
领主就会带几个家丁到这个农民的果园，把树上的果子一扫而光，丝毫不为农民妻子儿女的眼泪所动。他摘走的水果也许是他损失的3倍，但他的举动会得到其他领主的一致赞同。
今天他若这样做，就会被国家认定为违法。一位奥地利贵族抱怨道：“一个世袭了32代甚至64代的贵族，如今却要向那个粗俗的地方委员会低头……目不识丁的愚昧农民……骑到了他富有教养的有钱主子头上。”
从他的愤懑之语中，我们可以想见，很多领主出于多重原因强烈反对解放农奴。出身贵族的俄国官吏抱怨农村犯罪率急剧上升，骚乱增多。一名贵族法官说：“从前，庄园主负责农民的道德教化……从而维持了法律秩序，但今天的农民，至少是99%的农民，都不懂得一个人应该诚实，应该服从政府指令，过家长制的家庭生活。”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温迪施格雷茨亲王阿尔弗雷德（Prince Alfred zu Windischgrätz, 1787—1862）是一个手握军权的大地主。1850年，他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面前诉说对解放农奴的不满：“陛下政府所做之事，即使是最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提出。”在大地主务农已有盈利的地区，以上极端观点并不常见。在匈牙利平原地区，庄园主用得到的补偿金改善农业生产，再将收获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面对来自匈牙利的大量廉价谷物，地主在自己的农庄改种甜菜等经济作物。至于土质差又不带来经济收益的田地，地主就任其荒废。18世纪末，法国没收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解放了农奴，这意味着1790年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的小农数量增加了50%以上。1851年时，法国68%的农民都是自耕农。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平原地区，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的终结减少了贵族拥有的土地，从1789年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8%，降到1835年的31%。大量土地不是农民买的，而是中产阶级企业家买的，他们急于从这一农业发达地区分一杯羹。西西里岛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地贵族依然占有90%的土地。
平安度过战争和革命大风大浪的地主往往因解放农奴而大发其财。在大规模种植商品粮的欧洲地区，比如西班牙炎热的平原、法国北部、波罗的海以南的平原地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沃野，还有“欧洲粮仓”乌克兰，地主仍是最有权势的社会力量。波希米亚93个最大庄园得到的补偿金总额将近1 600万弗罗林。这些庄园主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的庄园主一样，用这笔钱购买了经济窘迫的小庄园主被迫出售的大片土地。从1867年到1914年，在匈牙利庄园主拥有的土地中，5 900公顷以上大庄园所占的比例从8.5%增至19.4%。这些大庄园一般属于显赫贵族家族。奥地利和易北河以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是如此。除了波兰的情况比较特殊外，解放农奴后，地主的境况总体来说都很不错。至于他们是不是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很好地利用了所得收益，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解放农奴对农民有什么影响呢？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评论家颇有诗意地讲述了他们想象中的解放农奴会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改善。一位评论家写道：“昔日的隶农如今拥有了自己耕种的土地，可以精心开垦自家田。昔日归他所有的林区一度每况愈下，如今受到很好的养护和开发。”这话其实只适用于拥有一定数量农田并种植商品粮的农民。很多小农不熟悉货币交易，仍然只为养家糊口耕作，结果很快背上债务，为了支付税捐和补偿金，不得不回去给原东家打工。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从1816年到1859年，农民大约有7 000片大块田产和1.4万片小田产被大贵族庄园收购，农村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无产阶级。19世纪中叶，普鲁士和梅克伦堡有200多万人要么全职要么兼职在农庄打工谋生。同一时期，奥地利30%的农业人口是挣工资的劳力，波希米亚则是36%。
很多家境较好的农民现在有能力从中产阶级地主那里购买或租种更多的地。1877—1905年，俄国农民拥有的土地增加了1/4。1882年政府建立的“农民土地银行”为大部分购地提供了贷款。农民土地激增，但其增速依然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19世纪末时，法国将近40%的田产小于1公顷，丹麦小于0.5公顷的田产达到总田产的27%，德国是33%。这些小块田产比菜园大不了多少。田主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地，还要去打零工。农村的无地穷人只能靠给他人打长工为生。从1750年到1870年，瑞典的无地或半无地雇工和家人从占总人口的1/4增至1/2。这一社会阶层完全没有抵御饥荒和经济危机的能力。由于自己的劳动产品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必须购买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在欧洲各地，农业日益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欧洲部分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半农奴制。农村雇工的行动自由受到法律限制。1810年通过的《普鲁士农场雇工法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还有效力。该法令剥夺了农村雇工的很多权利，那些权利都是城市工人享有的，法令还允许雇主任意对农民体罚。丹麦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文。1907年的《匈牙利农场雇工法案》禁止居住在庄园里的劳工擅自离开庄园，未经雇主允许，劳工甚至不得见任何外人。根据该法案，雇主有权鞭打不足16岁的劳工，鼓动罢工的人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后来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地主越来越倾向于雇短工，比如一次几周，农村劳工受到的种种束缚这才开始放松，可以到他处寻找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