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独立

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和同时期欧洲众多统治者一样，对拿破仑在法国的铁腕统治推崇备至。19世纪初时，奥斯曼帝国仍然在东南欧控制着很大一片土地，自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起，横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南面经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直抵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同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安纳托利亚、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埃及和远至突尼斯的北非沿岸。在欧洲政治中，奥斯曼帝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奥斯曼军队围困维也纳（1683）距当时不过100多年。然而，欧洲贸易重心从中东地区移向了大西洋，18世纪末，西欧国家的经济又迅速增长，奥斯曼帝国开始在经济上落伍。西欧国家改进了陆海军的组织方式和技术后，战斗力开始超过奥斯曼军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18世纪时司空见惯的政府腐败都受到了遏制，但奥斯曼帝国仍然腐败盛行。身居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越来越难发号施令。在帝国大片地区，地方和区域首领日益坐大。

昔日落草为寇的台佩莱纳的阿里帕夏（Tepedelenli Ali Pasha, 1740—1822）就是一方诸侯。他控制了起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本土、横贯马其顿、直抵阿尔巴尼亚（他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大片地区。他于1788年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官员“帕夏”后，肆意征收赋税，靠暴力和敲诈勒索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以贪得无厌和骄奢淫逸闻名，1819年时已经肥胖不堪，无法依习俗在地上盘腿而坐。帕夏的我行我素超出了马哈茂德二世的容忍程度。1820年，2万余名奥斯曼士兵包围了他在约阿尼纳的总部。帕夏率部殊死抵抗，苏丹不得不抽调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增援。帕夏急寻盟友，与希腊商人为追求“祖国解放”而在1814年秘密建立的“友谊社”搭上了线。友谊社社长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Ypsilantis, 1792—1828）是一名俄军军官，曾率领友谊社招募的一支小部队进军多瑙河流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企图挑起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借此摧毁奥斯曼帝国，解放各地的希腊人。

然而沙皇不赞成伊普西兰蒂斯的做法，拒绝支持他攻击一国政权的危险举动。沙皇派军队进入摩尔多瓦，声称神圣同盟允许这类干预。伊普西兰蒂斯说服一个名叫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 1780—1821）的罗马尼亚小地主在一批雇佣军的帮助下发动起义。弗拉迪米雷斯库许诺进行土地改革，很快赢得了瓦拉几亚农民的支持，他的军队也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然而，尽管弗拉迪米雷斯库竭力约束部下，但他的部队还是四处放火劫掠，甚至连支持独立事业的希腊地主的财产都不放过。伊普西兰蒂斯依托这一地区希腊地主摧毁当地奥斯曼政权的设想因此丧失了群众基础。一支土耳其军队抵达后，绝望的弗拉迪米雷斯库想换边站，但为时已晚。他手下的军官向希腊人告发了他，希腊人将他折磨至死，把尸体扔到了厕所里。伊普西兰蒂斯逃到奥地利，在流亡中死去。不过，伊普西兰蒂斯赢得了希腊东正教会上层人士的支持。东正教会鼓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奥斯曼军队里的希腊籍军官对土耳其人杀害希腊民族主义密谋者义愤填膺，也参加了起义。巴不得推翻奥斯曼人政权的武装匪徒很快在农村成群结队游荡，袭击地方官员，屠杀穆斯林。爱琴海诸岛居民成了海盗，从海上袭击奥斯曼人。到了1821年4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4万名土耳其居民中，已有大约1.5万人遭到杀害。

1822年1月27日，一个自封的希腊国民议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埃皮道鲁斯开会，旗帜鲜明地明发表了一篇独立宣言，宣布要挣脱“奥斯曼人的残酷枷锁”。宣言宣布，希腊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圣战，其目标是恢复个人自由、财产权和荣誉；欧洲文明国家的人民，也是我们的邻居，现在均享有这些权利”。尽管领导起义的国民议会亮明了指导思想，但起义者依旧各自为政。起义队伍内部陷入分裂，一团混乱。知识分子出身的起义者与政治意识薄弱的粗野战士之间隔阂巨大。在起义者控制的地区，没人能建立起统一领导机构或维护公共秩序。英国观察家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 1799—1875）目睹起义军攻占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里波利斯，见到希腊基督徒屠杀当地穆斯林居民的情景，绝望地写道：

妇女和儿童在被杀之前往往先受到折磨。希腊人在攻下该城48小时后，就蓄意抓捕了大约2 000名男女老幼，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把他们带到附近山上的一道沟里，一个不剩全部杀死。

奥斯曼人的报复同样残暴。苏丹下令把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吊死在教堂大门上，尽管后者努力平息局势，开除了起义者的教籍。一些城镇放手纵容穆斯林人群袭击基督徒居民。奥斯曼军队焚烧村庄，毁掉庄稼。在萨洛尼卡，副帕夏挑动制造了一连串屠杀基督徒居民的事件。城内的毛拉心有余悸地讲述了看到的情景，表示“受害者的啼哭和惨叫声”不绝于耳。他在写给苏丹的信中说：“昔日美丽的萨洛尼卡城好似陛下皇冠上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现在它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当地有身份的基督徒，包括萨洛尼卡东正教都主教，都被戴上镣铐，带到面粉市场，受尽酷刑后处决，砍下的头颅带给了副帕夏。他下令把这些头颅悬挂在西门上。无数基督徒被卖为奴。

奥斯曼军队攻占了阿里帕夏的封地后，他跑到帕瓦尼斯湖（Lake Pamvotis）的一个岛上，拒绝了奥斯曼人要他自首受刑的要求（“我不会像奴隶一样交出我的头颅”）。他从躲藏地方的楼上指挥手下人抵抗，结果被楼下射来的子弹打死。仿佛要证明他的预言有误一样，他的头被割了下来，送交给了苏丹。发生在土耳其沿岸附近的希俄斯岛上的事情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岛上有很多希腊富商，靠种植乳香、采集树脂发财致富，乳香树脂好似口香糖，用于咀嚼。希腊起义者包围了当地的一个奥斯曼人军营。军营驻军看到驶来的奥斯曼增援舰队后，屠杀了扣押的人质，逼迫仆人说出主人藏匿财宝的地方（这些仆人随后被勒死）。土耳其人看到从岛上送到希腊本土的大批被没收财物后，以为岛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宝，纷纷来到希俄斯岛参与劫掠。据士麦那的一家法语报纸报道，岛上最大城市的街道上尸体横七竖八，四周楼房在大火中坍塌。大约2.5万～3万名基督徒遭到杀害。大多数居民要么逃走，要么被卖为奴隶。希俄斯岛人口锐减，1822年前一共有12万人，一年后只剩下3万人。

希俄斯岛大屠杀的消息传到西欧后，舆论大哗。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画了一幅油画，即《希俄斯岛的大屠杀》（1824）。画上有一名包着头巾的土耳其骑兵，他胯下的马前蹄高抬，马下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希腊妇女和儿童。这幅画在欧洲各地知识阶层中激起了对希腊人民的深深同情。1824年11月，参加过皮埃蒙特革命的圣罗萨离开诺丁汉，前往希腊与当地起义者并肩战斗。1825年5月8日，他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被奥斯曼帝国下属的埃及军队杀害。大批意大利流亡者和烧炭党人认为，希腊独立事业和自己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挣脱外国统治，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也向地中海姊妹国表示支持。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人民纷纷成立委员会为希腊起义者募捐，向本国政府施压。英国公众舆论更是一面倒地同情希腊人。1823年，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同意不去干预以岛屿为基地的希腊“舰队”（其实就是海盗船）在海上封锁土耳其，那些“舰队”使奥斯曼人难以向部队运送补给。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人慷慨激昂奔赴希腊，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许多人到了那里，却大为吃惊。其中一人写道：“我们刚去时，以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全是普鲁塔克式的人物，返回英国后，大家都感觉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主要监狱）里面的囚徒比希腊人的道德品质更高。”

在渡海参加希腊起义的亲希腊人士中，最有名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勋爵。1823年7月，拜伦离开居住地热那亚前往希腊。起义的各派慕于拜伦名气，争先恐后想得到他的支持，拜伦因此对当地局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824年4月，拜伦也许是患了脓毒症，高烧不退，在迈索隆吉翁病逝。他成了献身希腊解放事业的烈士，激励了更多志愿者从欧洲各国奔赴希腊。法国大革命政治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也站在希腊人民一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加勒比海的海地共和国里那些从前被奴役、现在执掌政权的人，他们早在1821年就正式承认了希腊独立。海地的百名志愿者漂洋过海，前去帮助希腊人，但半途上被海盗抓获，不幸再度沦为奴隶。海地共和国无力为希腊事业筹款，只能送去25吨咖啡豆，让起义者卖掉咖啡豆，用所得收入购买军火。与此同时，纽约的亲希腊人士为起义者积极募捐，还有几个美国志愿者加入了起义者队伍，其中就有乔治·贾维斯（George Jarvis, 1798—1828）。贾维斯是美国派驻德意志的一位外交官的儿子，会说希腊语。他身穿希腊军服，以“泽尔沃斯上尉”的身份与希腊起义者在陆地和海上并肩作战，后死于斑疹伤寒。由于出台了“门罗主义”，美国国会里的亲希腊议员没有办法让美国政府正式干预，但希腊人民的起义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

各方的支援最终还是无济于事。起义者内部派系林立，他们的成分复杂，有海盗、土匪、当地有文化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从海外返回的希腊侨民——地中海一带以及东南欧各国都有希腊侨民社区。不同派系之间关系无常，开始内斗。奥斯曼人派遣了一支由苏丹名义上的封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769—1849）提供的埃及大军。阿里同意扑灭希腊起义，条件是把叙利亚划入他的封地。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路向北，所过之处杀人如麻。西欧各国政府面临来自本国人民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俄国人想利用奥斯曼人的虚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则对俄国人的野心存有戒心。亚历山大一世最初避免单独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损害神圣同盟，毕竟该同盟是他一手建立的。但是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若延续这一政策，就势必严重损害俄国的影响力和威望。沙皇很快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恰好这时出现了一个干预机会。马哈茂德二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为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统治受到多重威胁而忧心忡忡。为此，他推行军事改革，结果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动乱。

首先挑起动乱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士兵。禁卫军成立于14世纪，当时的禁卫军是精锐部队，兵员来自被当作奴隶的年轻基督徒，但是到近代初期时，这支部队已蜕变为一个世袭性质的组织，纪律松弛，腐败不堪。苏丹认识到这支队伍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于是在1826年下令将其解散。禁卫军曾不止一次废黜想推行改革的苏丹，1826年，他们又一次跃跃欲试，13.5万名禁卫军官兵中，大多数人都不服从长官命令。不过马哈茂德二世不只有禁卫军，他一直在筹建一支仿效欧洲国家的由自由土耳其人组成的现代军队。禁卫军前去攻打苏丹皇宫，很快就败下阵来，退守军营。苏丹的新军炮轰军营，打死了至少4 000名叛军士兵。其余的人要么逃走，要么被监禁。囚犯中至少有2 000人被带到萨洛尼卡砍头，萨洛尼卡因此有“血堡”之称。伊斯坦布尔的动乱给俄国人提供了机会。1826年，俄国人强迫苏丹接受《阿克尔曼公约》，迫使土耳其人从几个罗马尼亚公国撤出。1827年7月，英、法、俄设法消除分歧，缔结了《伦敦条约》，三国共同推动希腊人和奥斯曼人达成休战，但不支持任何一方。三国还向这一地区派遣了舰队。联合舰队司令官是英国海军少将爱德华·科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 1770—1851）爵士，他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临时政府所在地纳夫普里翁的印象很坏（“那是我见过的最肮脏的城市，街道糟糕透顶，房子破旧不堪”），对希腊各派火并、街上枪声不绝于耳的情形印象更坏。但在得知苏丹拒绝接受《伦敦条约》后，科德林顿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亲希腊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的鼓动下，于1827年10月向自己统辖的舰队下令，要舰队向停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纳瓦里诺海湾的土耳其舰队开炮。土耳其军舰只能穿过一条狭窄的海道逃跑，而英国舰队正在外面恭候。经过3个半小时的炮火猛攻，土耳其舰队葬身鱼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被彻底摧毁了。

坎宁和科德林顿两人的行为都越权了。时任英军总司令的威灵顿公爵怒不可遏，公开声明与这场海战无关。削弱奥斯曼帝国并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给俄国在这一地区扩张自己势力敞开大门。威灵顿的看法没有错，但公开表达它不够明智。奥斯曼苏丹认为，威灵顿的声明是在鼓励自己无视《阿克尔曼公约》，继续镇压希腊起义。作为回应，沙皇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最初战事并不顺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1712—1786）形容俄土历次战争是独眼龙与瞎子之战。不过到1829年8月时，俄军已然逼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不无矛盾的是，这反倒成了修补因希腊起义问题差点破裂的欧洲协调体系的机会。在那个时候，用多个由土匪和革命者掌权的弱小动荡国家取代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部分，是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的。1829年11月到1830年2月之间，各国在伦敦召开了会议。会上欧洲国家同意成立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不大的独立希腊国，同时把几个罗马尼亚公国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俄国在内的与会各国都承诺，今后不会再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领土提出诉求。希腊起义是到那时为止对欧洲协调体系最严重的威胁。最终，这一体系得以维系。

以上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 1776—1831），他对整个欧洲有很大影响。和玻利瓦尔、杜桑·卢维杜尔或成长于18世纪末的其他政治领袖一样，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属于一代新人，这一代人所怀的理想源自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温和立宪主义，他们对立宪主义可以实现的信念则来自拿破仑。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出生在科孚岛，当时该岛仍在威尼斯统治之下。他先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医学、哲学和法律，之后返回科孚岛行医。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各地后，包括科孚岛在内的伊奥尼亚群岛于1797年落入法国人之手。两年后，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又共占了这些岛屿，把它们捏合成所谓七岛共和国。此时，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已深受法国大革命一些重要观念的濡染，此后不久，他把这些观念付诸行动。身为名医，他被任命为军事医院院长，此后又代替父亲出任部长，成为七岛共和国两个部长中的一个。经他游说，占领国使节同意修改强加给七岛共和国的寡头政体宪法。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还说服岛上的权势集团接受改革，选举产生了一个参议院。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宪法，并任命他为首席部长。然而，1807年，法国人再次占领了这些岛屿，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被迫逃往俄国，加入了俄国外交部（当时法语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外交语言，也是俄国宫廷使用的语言，所以他才有可能供职于俄国外交部）。1813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受命划定瑞士边界并为它制定一部宪法。他出色完成了任务，以国际担保方式确保了瑞士的中立地位，亚历山大一世因此任命他为外交大臣之一。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倡导开明路线，与梅特涅一伙人推行的秘密外交格格不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抱怨道：“他们忘记了，赢得这场战争的不是各国君主，而是国家。”梅特涅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执迷不悟到极点，生活在一个我们做噩梦时常常梦见的世界里”。

1818年时，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已有渴望希腊独立之心。一开始，他未能说服沙皇支持这一事业。1822年，他从俄国外交大臣的职位上请辞，移居日内瓦。之后，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游说欧洲各国政府支持希腊人民起义，并为起义者筹集物资援助。当时他已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希腊政治家，加上他与俄国关系密切，因此1827年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希腊“总督”。1828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返回设在纳夫普里翁的首都，开始发行新货币，并像他20多年前在科孚岛做的那样改革教育体制，除扩大中小学教育外，还成立了一所大学。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建立了预防鼠疫等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为了改善人民饮食，他把马铃薯引入希腊，向任何愿意种植马铃薯的人免费提供种子。起初农民满腹狐疑，不予理睬。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于是换了手法，把马铃薯堆积在纳夫普里翁岸边，派重兵把守。当地人和进城的乡下人见状，觉得这种新蔬菜一定很值钱，值得去偷，很快，马铃薯就被偷盗一空，卫兵则假装没看见。马铃薯终于在希腊生根落户了。不过，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在与互相争斗的各派系打交道时，可没有这么细致。因派系之争，成立希腊国举步维艰。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试图集中权力，整合军队的管理和征兵工作，统一赋税和关税，但遭到马尼半岛不受约束的世家大族的顽固抵制，此前不久，俄军才协助扑灭了马尼半岛上的一次起义。伊德拉岛（Hydra）、斯佩察岛（Spetses）和普萨拉岛（Psara）上的海盗商船主又添新乱。他们俘获了弱小不堪的希腊国舰队，但被法国海军打败。他们宁肯把舰船凿沉，也不肯加入一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希腊新海军。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最危险的对手来自马夫罗米哈利斯家族，该家族在马尼半岛上势力很大。为了制服这一家族，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把它的首领、奥斯曼人统治时期任半岛总督的彼得罗斯·马夫罗米哈利斯（Petrobey Mavromichalis, 1765—1848）投入监狱。彼得罗斯的两个兄弟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侮辱，怒不可遏，决意依照当地习俗暗杀卡波迪斯特里亚斯。1831年10月9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走进一座教堂时，事先埋伏在此的两兄弟一个对准他的头开枪，另一个用刀刺入他的肺部。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遇刺后，希腊陷入混乱，暴力横行。直到1832年5月，英、法、俄依照《伦敦条约》条款强行把17岁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冯·维特尔斯巴赫（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扶为希腊国王，才结束了希腊的混乱局面。为了找到愿意干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的人，三国花费了几年时间。奥斯曼人承认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国王地位，条件是希腊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说白了就是贿金）。维特尔斯巴赫热爱古典文化，把希腊首都从纳夫普里翁迁到了雅典。他在政府机构里任用了大批巴伐利亚人，以致他的统治被希腊人称为“巴伐利亚人政权”（Bavarokratia）。在此后的岁月里，维特尔斯巴赫竭力控制局面，但没能成功。不过他支持希腊民族主义者努力扩大希腊疆土，把很多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纳入希腊，因此得到了一部分希腊人的拥护。制定这一政策的初衷绝非实现这一地区的稳定。

希腊起义的影响波及居民以东正教基督徒为主的又一个奥斯曼帝国地区——塞尔维亚——后，立刻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在人称“黑乔治”的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Djordje Petrović, 1768—1817）的带领下，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发动过一次大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1815年，又爆发了以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 1780—1860）为首的一次起义。奥布雷诺维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养猪农民，但为人机智，知道不能与奥斯曼军队硬拼。他的目标是争取让苏丹容忍塞尔维亚自治。作为希腊起义者代表的“黑乔治”秘密返回塞尔维亚，执行打击奥斯曼人在塞尔维亚统治的任务。奥布雷诺维奇惧怕他的威望，派人将熟睡的“黑乔治”砍死，从此开启了两大家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血腥争斗。“黑乔治”和奥布雷诺维奇同是游击队领袖，他们领导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是正规军。奥布雷诺维奇颇有手腕，与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利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奥斯曼人处于劣势的机会一家独大。他靠多年经营畜牧业发了大财，用钱贿赂伊斯坦布尔的官员，取得了征税权，他的财富因此暴增。1830年，奥布雷诺维奇出钱为家族买下了作为塞尔维亚王公世代世袭执政的权利。塞尔维亚农民无法忍受他的横征暴敛，接连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但都被奥布雷诺维奇装备精良、统一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

1830年，很可能迫于奥布雷诺维奇的压力，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决定把波斯尼亚的六个城市让给塞尔维亚公国。波斯尼亚穆斯林精英阶层对丧失自治地位义愤填膺，对马哈茂德二世强化帝国统治的措施忧惧万分，害怕自己会受制于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1831年初，他们召开大会，组建了一支起义军，把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高官）逐出波斯尼亚。9月，位于萨拉热窝的一个全波斯尼亚大会宣布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内实行自治，这一举动得到了该地区部分基督徒的支持。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宣示波斯尼亚的民族身份。1832年，奥斯曼当局镇压了这次起义。虽然欧洲列强（不包括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国内稳定和前景感到担忧，但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时，奥斯曼帝国显然仍有力量打败起义者和革命者，后者未能得到帮助希腊实现了独立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尽管如此，局势仍继续动荡。奥布雷诺维奇对自己领地的统治摇摇欲坠。1838年，苏丹认识到人民的不满比从前更甚，因此迫使奥布雷诺维奇接受宪法、成立议会。奥布雷诺维奇被迫让位给他的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 1823—1868）。米哈伊洛上台后并无作为，依旧执行他父亲那些深受人民痛恨的政策，不久也被迫流亡国外。1817年遇害的起义领袖的儿子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Alexander Karadjordjevic, 1806—1885）执掌政权。奥斯曼帝国的这次干预不仅无助于稳定地区局势，反而是负薪救火，动荡迅速演变为19世纪最惨烈的王位之争。

归根结底，当时欧洲列强还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希腊独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英国尤其担心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就会乘虚而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命运让人不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及其观念对滑铁卢战役后欧洲政治的巨大影响，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一方面，出身知识精英阶层的新一代政治家和军队里的少壮军人在自由和民族主权理想的激励下，拒绝接受1815年解决方案中带有复辟性质的保守条款，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几乎在欧洲各地，他们都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足以撼动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大厦根基。另一方面，这批人显然只代表了占人口少数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城乡普通百姓挺身反抗当局时，常常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知识分子背景的革命者宣扬的民族自由和开明改革在他们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共鸣。革命者起义是受了拿破仑的影响，而拿破仑却坚定信奉一个理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与革命者争取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不无矛盾。再者，他们的举动令欧洲列强政府坐卧不安，正因如此，成员看法不一、明争暗斗的欧洲协调体系才得以维系。19世纪20年代末，于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解决方案虽然个别地方有所更动，但总体上并未受到触动。 BijjHpl0VZzNElOQNp1ZRFhabaIjvYRV4nHTMfhdbXcemXEyTjhEUmzat1bTfp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