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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后王朝复辟时期建立或复辟的所有政权中，最保守的无疑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权。沙皇尼古拉一世是职业军人，素以严厉闻名。他迎娶了一位普鲁士公主，对她母国的体制钦佩不已。尼古拉一世会说好几门外语，去过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但他拒绝采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认为它们不适用于俄国。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尼古拉一世是个邪恶的人。他即位之初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无疑影响了他一生对改革的态度。他比前任亚历山大一世更强硬，决心把一切革命图谋扼杀在萌芽状态。尼古拉一世崇拜的英雄是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尊彼得大帝的半身塑像，还对一位官员说：“他将是我在位期间仿效的榜样。”
新沙皇继位后，便着手改组政府，把权力集中到听命于他个人的御前办公厅。御前办公厅的第一处是他的私人秘书处，第二处在斯佩兰斯基的领导下编撰法律，第四处掌管教育。任教育大臣16年之久的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瓦罗夫（Sergei Semyonovich Uvarov, 1786—1855）伯爵要求各大学“在复杂的政治和哲学领域遏制热衷于抽象概念的倾向”，培养学生抵制“所谓欧洲理念”的能力。他表示，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对“专制体制、东正教和民族原则的坚定信念和热情信仰，这些真正属于俄罗斯的救赎原则构成了我们获得救赎的后盾，也是我们国家强盛伟大的忠实保障”。乌瓦罗夫扩建了大学，略微增加了中小学校数量，改革了大学管理体制，鼓励学生兼学科学和古典文化课程。乌瓦罗夫的观点或许极端保守，但他不是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人，他的高等教育政策为19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一个独具俄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础，那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御前办公厅第三处负责国家安全，由前骑兵将军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Alexander von Benckendorff, 1781—1844）伯爵执掌。本肯多夫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他的妹妹是国际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多罗特娅·冯·利芬（Dorothea von Lieven, 1785—1857），曾与梅特涅有过一段闹得满城风雨的恋情。（她丈夫任俄国驻英国大使长达22年，在此期间，大公夫人利芬的沙龙在伦敦颇有名气。）本肯多夫还兼任宪兵司令，因此第三处实际上也管辖警察，有权搜集“关于任何事情的情报”，监视政治上可疑的人——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有大约2 000个这样的人——并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还有权监控俄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第三处的官员经常罗织罪名或轻信不实指控。第三处雇用了一大批眼线，其中一个眼线报告了公众对第三处干涉的不满。据他说，一位官员语带威胁地问告密者：“你难道不知本肯多夫将军为了撬开别人的口无所不用其极吗？”
第三处负责查处官僚机构内的腐败案。一名官员不满地说第三处是“许多年来俄国上空的一片乌云”。1827年，第三处汇报说，百官之中，“清官寥寥无几，官员只会敲诈勒索、弄虚作假，肆意曲解法律条文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Leonid Vasilievich Dubbelt, 1792—1862）是本肯多夫的副手和实际继任人，也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落到他手里的人无不胆战心惊，而且，他对在自己手下受害的人总是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一次，作家兼评论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Alexander Ivanovich Herzen, 1812—1870）向杜贝尔特抱怨说，宪兵搜查他家时，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杜贝尔特惊呼：“天呀，这太不像话了！这帮人竟然如此毛手毛脚！”他虽然客客气气，但这并不妨碍他通知赫尔岑，赫尔岑就要因抨击政府而被流放到俄国东北部的小镇维亚特卡去了。第三处对政治异见分子控制得很严，但在扫除效率低下和腐败方面毫无成果可言，原因之一是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Pyotr Alexandrovich Tolstoy, 1761—1844）伯爵是国务会议下属军事处处长，国务会议的御前秘书说他“集对一切公务莫名的淡漠和出奇的懒惰于一身”。圣彼得堡总督彼得·埃森（Pyotr Essen, 1772—1844）荒疏政务，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侵吞公款和索贿，直到1843年东窗事发。第三处还负责审查剧院剧目。1836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 1809—1852）提交了讽刺剧本《钦差大臣》，剧情内容是外省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误把一个偶然路过此地的人当成了钦差大臣，为了遮掩自己的贪腐，市长殷勤备至，给了那人数额巨大的“贷款”。审查官封杀剧本后，沙皇亲自为剧本放行，想借此剧警诫官吏。在东正教圣主教公会的支持下，1826年颁布的一项法规规定对书报进行审查，1828年时，该法规又修改了一次。由于有些官员是隐蔽的自由派分子，这一法规在实际执行中被掺了水分。但沙皇或某个高官随时有可能会过问，下令关闭某家杂志，或逮捕某个作家。武断与专制制度一向如影随形，俄国也不例外。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政权效率低下，但封杀异见还是做到了。由于缺乏民选议会等表达异见的正式渠道，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小说、戏剧、诗歌等方式表达不同看法，但很容易被封杀。维多利亚女王曾说，尼古拉一世“对他采取的哪怕是最专制的举措都 深信不疑 ，因为他觉得这是 唯一 的治国之道”。直到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去世后，俄国政治这块永久冻土才开始化冻。
仿效彼得大帝扩张俄国势力是尼古拉一世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他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秩序。一如彼得大帝，沙皇决心使用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尼古拉一世维护神圣同盟倡导的理想，继续参加会议体系。他热衷于镇压革命，因此有“欧洲宪兵”之称。从他处理波兰事件的手法看，这一绰号委实不虚。尼古拉一世之前的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 1770—1861）大公关系友好，所以没有触动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时实行的多项改革措施，希望以此收买民心。（1812年时，在拿破仑大军中服役的波兰人大约有8.5万名。大公国的建立令不少波兰贵族兴奋不已，他们从中看到了恢复在1795年时丧失的祖国主权的希望。）“波兰王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有权自行征税，甚至还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一位俄国官员愤愤地称，它是“一条对我们口喷毒液的毒蛇”。显然，他惧怕的是民主毒液也会毒害俄国的政治肌体。
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去世后，尼古拉一世对哥哥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不断施压，要他压制种种过头的自由。尼古拉一世获悉十二月党人一直与华沙的一个秘密社团有联系后，态度就更坚决了。19世纪20年代初，华沙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秘密社团，这些团体与共济会关系密切，而1815年时，共济会在俄属波兰王国就已经有了32个分会。沙皇手下的警察查禁了早期成立的一些社团，比如“民族爱国会”和“自由波兰人联盟”，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波兰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学生。维尔那（Vilna）曾是波兰—立陶宛王国一部分，如今被划入俄国。1823年，警察破坏了维尔那大学一批民族主义者的密谋。领导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hiewicz, 1798—1855）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5年后，沙皇以叛国罪名把爱国会的几名领导人送上法庭。法官做出无罪判决后［塞韦伦·克日扎诺夫斯基（Seweryn Krzyżanowski, 1787—1839）中校除外，他一直与十二月党人保持联系］，康斯坦丁大公逮捕了几位法官。同时，尼古拉一世下令给密谋者戴上脚镣，流放西伯利亚。更有甚者，波兰军队的所有军官都必须再次宣誓效忠沙皇。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一小批自由派军官在华沙步兵军校秘密聚会，密谋夺取政权。尼古拉一世下令动员俄国军队阻止推翻法国君主制的举动导致更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830年11月28—29日午夜，他们冲进总督府，看到大公房间门口有一个身穿华丽军服的男子，便把他刺死，随后冲上街头，高呼：“大公死了！”可他们杀错了人。他们刺死的其实是华沙总督，大公当时躲在妻子的卧室里。一些高级军官试图恢复秩序，称密谋者是“无知的凶手”。密谋者旋即开枪打死了这些军官，控制了全城及军火库。大公吓得魂飞魄散，仓皇出逃，顾不上动用军队镇压叛乱，逃走时还带上了1828年公审失败后沙皇下令流放的犯人。大公宣称：“这场乱子是波兰人闹出来的，必须让波兰人来收场。”温和派试图与沙皇谈判，不出所料，沙皇断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结果起义的主导权落到了议会里最激进的一派手中。1831年1月24日，他们缅怀了十二月党人后，说服国会于翌日免去尼古拉一世的波兰国王头衔，发表独立宣言。
激进者多是贵族，他们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以争取农民的支持，害怕这样做会损害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此时，沙皇调集了一支12万人的大军镇压起义。俄国军队不仅要应对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波兰军队，还得对付他们自己从东边带去的霍乱瘟疫。在此后的交战中，波兰人几次大胜俄军，但未能乘胜追击。1831年5月26日，波兰人兵败奥斯特罗文卡，尽管他们富有想象力，使用了火箭弹。波兰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速了起义的失败。波兰总司令扬·斯克日内茨基（Jan Skrzynecki, 1787—1860）将军因采取拖延战术而受到严厉指责。国会不同意任命他为独裁者，斯克日内茨基便逮捕了抨击他的人和军队里的几个对手，将他们送上法庭。华沙陷入混乱。一群人冲进监狱，杀了34名囚犯，包括4名将军。8月15日，国会罢免了斯克日内茨基。波兰军队控制了市内街道，向起义首领开枪，拆除了起义者在街道上设置的路障。就在波兰人自相残杀时，俄军兵临华沙城下。华沙守卫者聚集了4万人守城，加紧构筑工事，但终究无力回天。激战两天后，占绝对优势的俄军打败守军，经沃拉教堂进入华沙。后来在这个教堂院子里发现了拿破仑战争老兵、当地波兰军队指挥官约瑟夫·索文斯基（Jóƶef Sowiński，1777—1831）将军的尸体，他靠假腿支靠在炮车上，被刺刀扎得体无完肤。起义以失败告终。10月21日，残余的起义者向俄军投降。
沙皇决意惩罚起义者。参与起义的波兰军官被悉数开除，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普通士兵则被送到高加索服役。受惩罚人数多达10万。支持起义的8万多名波兰平民也被流放，其中254人被判处死刑。波兰和立陶宛有5 000多块私人地产被没收。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华沙全城进行大搜查，搜到的前波兰军队军旗一律送到我这里……任何有历史或民族价值的东西，都给我拆掉运到俄国。”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的宪法，解散了议会和军队，派俄国人去波兰担任政府官员，将波兰置于军管之下。大学被关闭，图书馆被封。从1839年起，波兰学生不得出国留学，历史和社会学科的图书不得继续出版，民族诗人的作品也被封杀。波兰起义令沙皇震怒，他甚至一度表示要彻底甩掉波兰，把它的领土分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经众大臣劝说，沙皇终于气消。但这场冲突对于波兰和俄国的关系可谓旧恨添新仇，双方彼此憎恶。后来，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王国的省一级政府，用俄国卢布取代波兰兹罗提。1849年，他又用俄国的度量衡单位取代波兰的度量衡单位，造成一片混乱。沙皇没有放过已被囚禁的起义者。时隔25年，很多起义者仍被关在狱中，或在西伯利亚流放。波兰人的民族主义遭到大规模镇压，但没有被消灭，在19世纪后期又多次浮出水面。
波兰起义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广大群众。一小批军官试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和十二月党人不同，他们争取到了广大普通士兵和一部分手工业者的支持。手工业者不满生活艰辛和俄国的勒索，参加了起义。起义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唤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些起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起义者大多出身地主阶级，对土地改革不热心。促使议会讨论土地改革的尝试无果而终。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次起义完全限于城市内。沙皇认为，波兰起义系俄国内部事务。其他欧洲大国没有卷入其中，尽管波兰起义者曾试图争取奥地利出面干预。波兰起义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的自由派义愤填膺。1830—1831年的事件在英国造成了长期的恐俄心态，下院一致通过了抨击沙皇的决议。谴责奴役波兰的流行歌曲在德意志风靡一时。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 1799—1837）回击了“对俄国的诽谤”，称国外批评者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因为在推翻拿破仑的战争中，他们本国的贡献没有俄国大。普希金称这是斯拉夫人自己内部的争执。然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并不这么看。起义期间及之后，多达7 000名波兰人逃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就有作曲家弗里德里克·肖邦（Fryderyk Chopin, 1810—1849）。起义前夕，肖邦离开华沙，再没有回去。华沙陷落后，绝望的肖邦从斯图加特写信给父亲：“敌军肯定已经到了我们家门口。城郊恐怕已经陷落，成为一片火海……真恨自己不能手刃一个俄国人！”
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波兰起义时，公然无视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给予波兰王国很大程度的自治。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尼古拉一世也是在维护它，毕竟，这一方案的核心是对付革命威胁，也就是说，任何维护秩序的行动都符合该方案的精神。虽然在波兰问题上只有俄国一家采取了行动，但沙皇希望今后再遇到麻烦时，能够和其他欧洲国家协同行动，尤其是在俄国自家后院之外的地方有麻烦时。然而在维护1815年后的欧洲秩序上，与俄国合作有可能有悖于欧洲其他国家自身的利益，哪怕是最保守的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协调原则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上，这一点将充分显露出来。